盐商的历史

扬州盐商研究

盐商的历史

唐朝以前，各地区的用盐一直依赖北方的池盐。但自唐之后，由于气候等不利因素的干扰，池盐的产量急速下降，满足供给已有些力不从心。加之人口剧增，需求量也随之增多，所以发展产量可观海盐成了当时政府的首选。两淮地区海盐因其质量好，产量高，水陆运输方便，很受封建政府的青睐。明朝中后期起，两淮盐业的蓬勃发展让扬州跻身世界一流经济城市，也让历史记住了那些推动者——扬州盐商。

明洪武三年实施“开中发”，“召商输粮而与之盐”，陕西、山西的商人（西商）抓住了这一涉足盐业贸易的契机，纷纷聚集至两淮盐业集散地——扬州。明弘治五年又实施“开中折色制”，“召商输银运司”，这一措施抛出了更大的利益诱惑，颇有天赋的徽商也被大量吸引，赶来抢抓商机，攫取盐业贸易的巨大利益。后来居上，徽商利用当地有力的地理条件与自身紫金优势，凭借其高超的经商天赋，大举进军两淮盐业，其实力也渐超西商。同时，湖广、江西的商人也正趋步而来。自此，扬州的盐商结构便已形成。

明万历三十六年，《纲盐法》实施，规定凡列入纲册中的盐商才有运销食盐的权利，扬州盐商也因此成为了政府特许的食盐专卖商人——官商。此后，他们长期把持着两淮地区食盐的转运权与销售权，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清道光年间。长久以来对两淮地区盐业的垄断，使得扬州盐商在清代康雍乾时期逐步达到鼎盛，其经济实力也一直雄踞于全国商界的最高端，与山西票商、广东行商并称为全国三大商业资本集团。

盐是人们生活中的必备用品，在漫长的封建岁月里，盐业的税收一直是封建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来源。到了清代，整个盐业一年的税收几乎占到了全年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其中两淮地区盐业的税收又将近占了全部盐业税收的一半。因此，历史上一直流传着“两淮盐，天下咸”的民谚。两淮盐区包含淮河以南和淮河以北两大片海盐产区，二者都在江苏境内，毗邻扬州。淮盐的产量很大，其产盐为江苏、浙江、安徽等6个南方大省供应食盐，而这6个省份几乎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由此可见，能够垄断如此巨大的食盐贸易行业的扬州盐商，他们的利润收入是有多么的丰厚。

盐商的消费与其收入是成正比的。扬州盐商主要是晋商和徽商，徽商占主体地位。盐商的经营利润丰厚，其生活也逐渐奢侈化。晋商的住宅大多结实厚重，有气势，更有一种压抑感。相比于晋商的大宅，徽商的别院多了些假山假水，鸟语花香，尽显轻松、开阔、愉悦的特点，富有审美情趣。万历时，山西、陕西、徽州盐商在扬州业盐每年获得九百万两，这九百万两中拿来“肥家润身”的就达五百万两，占利润总额的55.6%。至清代，扬州盐商的奢靡消费更是名闻全国。他们在疯狂的挥霍着积压成山的财富，乃至于在消费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市民文化和高度专业化的消费市场。整个扬州都被盐商的奢侈消费风气带动了，因此，扬州的各种服务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戏院、茶馆、澡堂、妓院，无一不见证着盐商们的挥金如土。盐商们对封建政府是极力巴结，因为政府才是其巨大收入的靠山。除了盐税和各种名目的附加税费外，扬州盐商为表自己对朝廷的“忠诚”之心，“乐输报效”，捐输大量银两给封建政府。据嘉庆《两淮盐法志》记载，自康熙至嘉庆年间，扬州盐商共捐银三千九百八十二万二千一百九十六两，谷米三十五万余石，有的一次捐出一二百万两，最高达四百万两。自身的奢侈生活与政府的刻薄对待，为盐商的衰落奠定了基础。

扬州盐商退出历史舞台，原因不只是自身的奢靡与政府的剥削，更重要的是在食盐运销中遭遇到的灾难性事故。道光二十九年，汉口塘角火焚盐船四百余艘，直接损失达五百余万两白银。盐商们损失惨重，“同声一哭”，纷纷退出了食盐贸易，打包身家，隐退或转行，不再运销食盐。扬州盐商就此衰落。

在众多盐商中，最出名的就是江青了，他就因“一夜造堆盐白塔”而出名。传说乾隆在瘦西湖中游览时，船到五亭桥畔，忽然对扬州陪同官员说：“这里多像京城北海的琼岛春阴啊，只可惜差一座白塔”。第二天清晨，皇帝开轩一看，只见五亭桥旁一座白塔巍然耸立，以为是从天而降，身旁的太监连忙跪奏道：“是盐商大贾，为弥补圣上游瘦西湖之憾，连夜赶制而成的”。据说，是八大盐商之一的江春用万金贿赂乾隆左右，请画白塔成图，然后一夜之间用盐包为基础，以纸扎为表面推成的。尽管只可远视，不可近攀，但乾隆不无感慨地说：“人道扬州盐商富甲天下，果然名不虚传。”江青也因此被称为敢“以布衣结交天子”的“最牛的徽商”。

邗高一（1）班赵程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