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国自然基金标书范文,可直接套入研究对象成为标书

201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示例版

题目：真核起始因子X-Y轴调控糖基转移酶对肠癌肝转移的作用机制

摘要：

大肠癌术后复发转移中，肝、肺转移是最常见的转移模式，对其机制一直未能阐明。申请者在前期工作中建立了大肠癌远处转移的特征分子谱式，在肝转移相关分子标志中，发现真核起始因子Z家族的成员：X和Y具有关键调节作用。X-Y 轴能够介导大肠癌肝转移的发生，X可促进细胞获得运动能力，并且在转移灶中通过Y的相互作用促进细胞异常增殖。进一步实验证实，X能调节下游糖基转移酶，可能存在激活肠癌细胞膜表面半乳糖残基，从而通过与肝细胞膜上特异性受体相互作用而使肠癌细胞“定居”于肝脏的机制，可见X-Y调节轴对于大肠癌肝转移至关重要。本项目拟在此基础上，从大样本回顾性分析中总结X-Y对于结肠癌肝转移的临床相关性和预后判断价值。同时，在细胞和动物模型中进一步深入探讨其在结肠癌肝转移调控中的作用方式和调控分子机制，解析下游效应途径及靶点。

（一）立项依据与研究内容（4000-8000 字）：

一、立项依据

大肠癌是一种发生在结肠或者直肠中的癌症，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全球每年新发病人约八百万，占所有恶性肿瘤的10%-15%，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居恶性肿瘤的第三位[1]。随着手术、化疗、放疗水平的提高，大肠癌患者的生存率有了较大的提高，但远处转移是影响其预后的最主要因素。在美国大肠癌中有90%的死亡由肿瘤的远处转移所致[2]。所以，通过对大肠癌转移机制的研究，正确认识大肠癌术后转移模式，对于制定合理的术后随访方案，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高生存率至关重要。

大肠癌最常见的远处转移部位是肝脏和肺。对于肝转移，人们更多的把原因归结为解剖因素，结肠是通过门静脉系统回流进入肝脏，所以认为大肠癌的首发转移部位往往在肝脏。但是很多临床研究发现大肠癌患者术后转移可以绕开肝脏而首先出现在肺部甚至是甲状腺转移[3-6]，有报道出现首发肺转移的大肠癌患者最高可达患者总数的6%，已经相当可观[7]，这就对我们的随访策略提出挑战，对于大肠癌患者即使术后没有肝转移，也不能放松对肺部的检查。而申请者在前期临床研究中，通过对本院486例行根治手术的大肠癌患者资料研究后发现：主要通过门静脉系统回流的高位直肠癌和通过体循环回流的直肠中、低位直肠癌的术后肺转移率和肝转移率都没有显著性差异。由此可见，决定大肠癌的术后转移模式的因素并非仅仅解剖可以阐释。近年来研究发现包括原发肿瘤的分期，术前放化疗，转移靶器官的微环境等因素都会影响大肠癌的转移模式[8-10]，但其确切机制仍然没有探明。

为搜寻大肠癌远端转移相关分子靶标并评估其作为预测远端转移发生的潜在分子标志物的可能性，我们前期在临床上收集了6例珍贵的同时性肝、肺转移分别切除的患者，将其原发灶、肝、肺转移的组织样本通过高通量的基因芯片技术，从全基因表达谱的角度对这两种转移组织的基因表达情况进行了全方位的检测分析（来源于同一患者的组织样本可以排除个体遗传背景的干扰）。我们发现：有41个基因在两种大肠癌远处转移组织中存在显著性差异（肝转移分子群有27个，肺转移分子群有14个），这些分子可能构成了驱动大肠癌不同转移模式的分子因素。为进一步确认芯片的结果，我们在47例大肠癌肝转移和22

例肺转移组织病理样本中，通过qPCR的方式进行了回顾性验证，确认了13个在大肠癌肝转移过程中明显高表达的基因（5倍以上），区别于肺转移，这是一种特异性的表达改变（见前期工作）。

这些肝转移特异的分子标志中，有两个属于真核起始因子Z家族的成员：X 和Y，引起了我们的研究关注。Z真核起始因子在真核生物翻译起始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参与了真核生物翻译起始过程中的多个反应[11]，但其在肿瘤中的角色功能还尚不十分清楚。我们首先鉴定了Y基因在大肠癌细胞中高表达，并确认Y 表达被干扰后，细胞增殖能力被显著抑制，处于G1期的细胞数量显减少，处于S期和G2期的细胞数量显著增加，细胞凋亡比例显著提高，细胞的存活能力显著下降，克隆形成能力受到显著抑制。这一结果已发表于《XXX》[12]。考虑到有报道X与Y之间存在相互结合[13-14]，我们又进一步观察了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有意思的是，X对于Y的促恶性增殖功能是必需的，表现在沉默X表达之后，过表达Y对大肠癌细胞的增殖调控失活。而X本身具有调节细胞迁移的能力，抑制X可显著降低细胞运动性（见前期工作）。由此，我们提出科学假设：真核起始因子X-Y轴能够调控大肠癌肝转移的发生，X可介导细胞获得运动能力，并且在转移灶中调节Y发挥促进肿瘤细胞继发性增殖的作用，具体作用机制有待阐明。

在哺乳动物中，Z因子的亚基有8种，按分子量从大到小排列而命名[15]。Z 因子参与真核细胞翻译过程，而调节蛋白合成在维持细胞生长控制中起重要作用[16]。据报道，Z因子不仅能通过促进mRNA与40s亚基结合，而且还可以独自与游离的40s亚基结合，影响40s亚基与60s亚基及其他亚基蛋白的结合或解离等[17]。Z家族成员一般含有PCI和MPN结构域，这两类结构域都参与蛋白-蛋白相互作用，部分还具有RNA识别（RNA recognition motif，RRM）结构域，可能参与RNA的结合[15]。除此之外，Z因子还被发现具有调控细胞周期的作用[16,18]。通过调节不同类型的mRNA的翻译起始，Z因子就可以选择性地调控蛋白的合成，从而对肿瘤细胞的生长的转移等生物学行为进行调控[16,19]。

Z家族中部分成员已证实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已报道的包括：A、B、C、D等[18-22]。Y的致癌作用由申请人首先报道，随后其在胶质瘤和呼吸系统肿瘤中的作用也被其他研究者发现[12,23-25]。而关于X与恶性肿瘤的关

系目前还未见文献报道，可见在针对X、Y两个分子尤其是交互作用方面，申请人尚居于领先的研究地位。

更早前，权威杂志J Biol Chem上的报道提示了X在包含Y蛋白的复合物与40S核糖体亚基结合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链接作用，缺失X时两者的结合很不稳定，对翻译起始系统的调节能力也会降低[26]。2013年9月，J Biol Chem上又报道了W可与X竞争性结合Y[27]，从而形成不同的Z复合物。Z复合物负责招募tRNA或mRNA，可调节下游基因表达，继而影响肿瘤细胞的生长、迁移等生物学过程。不同的Z因子蛋白结合可能存在不同的翻译调节机制从而执行不同功能作用。

在近期的研究工作中，申请人对X的调控机制进行了进一步深入。敲减X 后，基因芯片检测显示肠癌细胞中多个关键调控节点发生了改变。其中，有3个半乳糖基转移酶（β1,3-GalT; β1,4-GalT-1; β1,4-GalT-7）的表达降低了，这引起了我们的兴趣。糖基化作为常见的蛋白翻译后修饰，参与细胞增殖、分化、转移、侵袭、免疫应答等多种生命活动，糖基化紊乱能够导致多种肿瘤的发生与恶性转化，糖基转移酶的表达和活性与包括大肠癌在内的多种肿瘤的恶性化程度相关[28-29]。Tang等发现β1,4-半乳糖基转移酶1通过调节EGFR影响肝癌细胞的生长和凋亡[30]。β1,4-半乳糖基转移酶3通过调节整联蛋白信号通路影响神经细胞瘤的侵袭能力[31]。此外，半乳糖基转移酶的激活，可以使细胞膜上蛋白糖基化程度增加[32]。

经过进一步肠癌细胞株的体外实验验证，X与半乳糖基转移酶β1,4-GT-1和β1,4-GT1-7的表达正相关（见前期工作），我们推测X对半乳糖基转移酶的调节作用很可能是它在肠癌中介导肿瘤细胞肝转移的关键。原因在于，肝细胞表面存在一种特异性表达的抗原：去唾液酸糖蛋白受体（asialoglycoprotein receptor, ASGPR），又称半乳糖受体。ASGPR是一种跨膜蛋白，主要表达于哺乳动物肝窦状隙的肝实质细胞表面，密度很高，每个细胞表面可多达500,000个受体，其胞外结构域含有糖识别结构域，能识别和结合半乳糖残基和Ｎ-乙酰半乳糖胺残基[33]。Misawa等[34]曾经用神经氨酸酶处理骨髓细胞（Bone marrow cell，BMCs），使细胞膜表面的糖蛋白脱去唾液酸而暴露出半乳糖残基，利用半乳糖残基与ASGPR的相互作用使BMCs直接聚集到肝脏。我们相信，真核起始因子X在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