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杜甫的生平及其诗歌创作谈谈对诗圣与诗史的认识

结合杜甫的生平及其诗歌创作谈谈对诗圣与诗史的认识

杜甫一生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深切的同情人民的疾苦，执着的关怀现实政治，写下了大量抨击时弊的优秀篇章，深刻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急剧转变，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广阔的社会现实，因而被称为“诗史”，他的诗歌集前代诗歌艺术之大成，形成了博大精深、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同时又擅长各种诗体，表现变化多端。被后人尊为“诗圣”的杜甫，为中国的人文精神树立了忧国忧民的百世楷模；为中国的诗歌艺术树立了沉雄博大的最高标准。

一、杜甫的人生经历是其具有“诗史”性质的诗歌创作的主要来源杜甫出身于一个具有诗书悠久传统的旧世家。他的十三世祖是晋代名将当阳侯杜预，博学多才，武功、政事、学术都有成就，是杜甫心中最理想的“奉官守儒”的楷模。他的祖父就是“文章四友”之一的杜审言，在律师创作方面对杜甫有直接影响，所以杜甫自豪地说“诗是吾家事”。他的父亲杜闲曾当过衮州司马、奉天令，但这时家道已经衰落。杜甫生于唐玄宗登基的那一年，因此他可以说是开元盛世的同龄人。青年时代他曾漫游吴越齐鲁。天宝六载他到长安应制举，这时政治已经愈趋黑暗，奸相李林甫将举子全部黜落，还上表祝贺玄宗“野无遗贤”。此后杜甫在长安困守十年。虽曾多方干谒希求汲引，天宝十载还向玄宗上过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让他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但又因李林甫从中作梗，未得一官半职。直到天宝十四载，他44岁时，才得到河西尉的小官，没有就职，又改为从八品下的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在还家探亲时，安史之乱爆发。次年他与难民

一起流亡，被安禄山军俘到长安，后逃到唐肃宗所在的凤翔，人右拾遗。不久贬华州司工参军。乾元二年弃官，经秦州、同谷入蜀，在成都建草堂。期间因蜀中军阀混站，一度流亡梓州，回到成都后，被严武表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严武死后，杜甫离成都南下，次年至夔州，旅居两年。57岁时出川，在岳州、潭州、衡州一带漂泊。大厉五年病死在湘水上，享年59岁。

杜甫经历坎坷的人生道路，卷入过战乱的漩涡，又长期沦落下层，因而能够逐渐走向人民，为人民大声疾呼。他最可贵的精神是能够深深扎根于现实的土壤，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宁苦身以利人。他最主要的成就就是能够写出许多深刻的反映他的时代，堪称“诗史”的重大篇章。而他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关注现实的执着精神以及抨击时弊的巨大力量，都根植于盛唐的理想、激情、宏伟气魄和时代责任感。

二、由诗歌内容突显真实的历史

杜甫与盛唐其他诗人一样，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但由于奸佞当道，其抱负彻底幻灭，其诗“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浅悲辛”真实记录了他十年长安的生活状态。即便如此，杜甫还是以令人可敬可佩、可歌可叹的强烈的批判精神创作了反映当时社会风貌的名片佳作。

1、“新鬼烦冤旧鬼哭”

开元末期以来，边境战争中有的是为了保卫境内安全、维护国家统一，不可一概抹杀。但由于玄宗开始昏庸，相继委政于李林甫、杨国忠这

样一些野心家之手，穷兵黩武，奖励过功，确乎发动过多次不义之战，给国家和各族人民造成了几大灾难。杜甫的这篇《兵车行》揭露了最高统治阶级的腐朽、反对穷兵黩武的开边政策、为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呼吁。开篇以人哭领起，写征夫与亲人离别的悲楚之状；末了“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以鬼哭作结，暗示征夫凄凉的结局。天宝后期，社会衰败，形成“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的反常的社会心理。这种萧条与反常心理，固然是“武皇开边意未已”的穷兵黩武的反常政策造成的，其根源却是唐玄宗的昏庸所造成了整个政治的黑暗与腐败。

2、“天地终无情”

肃宗至德二年五月，安庆绪杀其父安禄山。同年十月，郭子仪帅朔方军会同回纥兵收复西京长安，唐军乘胜追击，随后收复东京洛阳。安庆绪逃奔河北，以重兵占据邺郡等七郡六十余城。乾元元年九月，肃宗令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个节度使，率兵数十万围攻邺城，以宦官鱼朝恩为官军容宣尉处置使，统帅军队。由于肃宗猜忌无能，唐军山下解体，士气低落，在次年三月，全军溃败，为了进行新的反攻，唐王朝必须组织新的军队，牺牲的士兵，原都是贫民百姓，新的士兵，当然还得由未牺牲的百姓充当，灾难又落到百姓的头上。

乾元元年六月，肃宗大举贬斥以房琯为首的旧党人物，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同年冬，从华州赴洛阳探亲。次年离开洛阳，回华州任所，途经新安、潼关、石壕等地，目睹这场战争给百姓造成的巨大灾难，特别是征丁抓夫的惨状，写了《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

《垂老别》、《新婚别》、《无家别》这六首诗。相州溃败，这对当时社会有着极大影响的事件，在正史中却以简单的几笔带过。杜甫这首诗，对此做出了及其真实、具体、深刻的反映，成为后人了解唐代社会的珍贵文献，这正是杜诗作为“诗史”能够补充正史、超过正史的地方。这组诗写战乱中丁男俱尽，役及老妇，男女怨旷、家破人亡的惨苦景象，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3、“穷年忧黎元，叹惜肠内热”

《自京赴奉先县永怀五百字》结合着他在长安十年的感受，表白了“穷年忧黎元，叹惜肠内热”的执著意愿。其中“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钦贡城阙”四句，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史建筑在剥削、压榨劳动人民所创造的财富之上。“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媛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等句。又以外戚权贵极度奢靡的生活与贫民的生活形成哭了悬殊的鲜明对照，因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联千古名句，便更触目惊心地概括了阶级之间的尖锐对立。当他回家以后遭到幼子饿死的惨重打击时，又从自己的境遇联想到更加贫困的广大人民：“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戍。忧端齐终南，洪洞不可掇。”不仅表现了推己及人的仁者之心，而且从贫困失业之徒和远征戍边之卒的骚动不安中看到了一触即发的政治危机。这首诗标志着杜甫在安史之乱前思想所达到的高度，也是他对社会现实的认识的全面总结。

在杜甫的诗中被称为“诗史”的，远不止“三吏”、“三别”，《兵车行》、

《五百字》我举得这几个例子，他的《春望》、《被征》、《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收京三首》、《洗兵马》等等，都是反映实事或重要历史事件的“诗史”，但其性质，主要不是提供了史的事实，而是提供了比史实更为生动具体、也能揭示社会本质的生活画面；在这些生动的画面中，既具有深刻的思想，又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将写史实的倾向推向了艺术的巅峰。

三、忧国忧民的“诗圣”

杜甫在漂泊时期，远离了政治中心。但他将自己饥寒交迫、艰苦备尝的生活与国家的安危、人民的苦难紧紧联系起来，写下了大量怀念盛唐的诗篇，抒发了中兴无望的悲慨。他把儒家奉为国家祥瑞的凤凰当做自己的图腾“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辞微命休？”为了重现太平之治，他不惜生命，甘愿剖心沥血，作为供养凤雏的醴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由个人的不幸遭遇际想到天下穷苦人水深火热的生活，为了他人的安定幸福，他甘愿以一己之身承担起所有的苦难：“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种宁苦身以利人的精神，体现了历代中国人民所理想的古圣人之心。

杜甫被尊为“诗圣”，除了他的忧世悯人之心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