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现代性视野中的“多余人”形象——以《罗亭》为例(一)

浅谈现代性视野中的“多余人”形象——以《罗亭》为例(一)

论文关键词：俄罗斯文学多余人现代性意义诱惑神圣家园世俗欲望

论文内容提要：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是一种被误读了的文学形象，在我们接受的过程中被本土化了。在现代性的语境中，曾经的家园已不复存在，面对空寂的神殿，他们无法掩饰内心的不安与惶恐，寻找存在的意义，成为他们难以抑制的生命冲动。本文以《罗亭》为例阐明“多余人”的命运是对现代人生存的一种启示：上帝离去留下的巨大空白，是任何世俗的理想、事业都无法填充和取代的。

“多余人”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形象的称谓。“整个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特别是l9世纪的前半叶，几乎没有一个大作家不描写‘多余人’题材，如果抽掉了‘多余人’形象，就等于无视这部罕见惊人的文学史的精华，就等于抛弃了俄罗斯文学人物画廊里光彩照人的主体部分”，人们是如何定义“多余人”形象的呢?“只要有新与旧的矛盾存在，那么就会有只从感情和口头上否定旧事物，而不用行动去摧毁旧事物和建设新事物的人存在，从本质上讲，这种类型的人就是‘多余人…。这里对“多余人”的定义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文化转型时期挣扎在新与旧之间的人物，二是这些人物大都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其中是否存在着对作为“原型”的“多余人”的文化误读?他们是否是我们立足本土文化资源，用现代性的理念构想出来的“多余人”?本文旨在以罗亭为中心，通过对屠格涅夫笔下多余人形象的分析，揭示他们独特的文化个性和精神实质。

关于19世纪的俄国，别尔加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说：“这是一个思考和语言的世纪，同时也是一个尖锐分裂的世纪，对于俄罗斯来说，最大的特点则是内在的解放与紧张的精神追求和社会追求。”知识分子是文化裂变时期的触角，别尔加耶夫认为俄国“知识分子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们整个的迷恋于理想，并准备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以至被处死。知识分子在我们这里不可能生活在现在，他们是生活于未来，有时则生活于过去。”俄国知识分子的这种精神特征深深地植根于俄罗斯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就是基督精神，基督精神是俄罗斯思想的核心，也是俄罗斯文学的精神所在。丘特切夫说过：“用理性不能了解俄罗斯，用一般的标准无法衡量它，在它那里存在的是特殊的东西。在俄罗斯，只有信仰是可能的。”无论人类的文明走向何方，俄罗斯文学都将带有比世界全部文学更多的道德特点和潜在的宗教特点。因此别尔加耶夫说：“当所有的俄罗斯作家都自觉的背叛了基督教时，俄罗斯文学的主题将是关于基督教的。”

“多余人”是现代性的产物。俄国的现代化转型从彼得大帝算起已有两百年的历史，俄国思想界早在19世纪已进入西欧的思想脉络。而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作为一种思想的先兆和精神的触角，很早就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文化裂变的信息。任何文化的裂变都必然伴随着知识分子阶层巨大的精神阵痛，这种阵痛表现为传统的巨大凝聚力，文化的先在规定性、恒久稳定性，及其不可抗拒的精神魅力。

那么，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的精神特质和文化个性究竟是什么?这就是植根于宗教信仰，对人生意义的执着追问与不懈追求。俄罗斯的宗教信仰赋予了俄罗斯人稳固的生命意义，使俄国知识分子特别注重精神生活和自身的道德完善。他们不安于碌碌无为的物质生活，总是追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并常常为生活的无意义而陷入苦恼。他们全身心地感觉到，应当不是“单纯活着”，而是为了什么而活着。俄国知识分子意识的这种实践性、社会性、道德性源于宗教信仰，他们把生命和信仰联系在一起，把个体的生命维系于并且献身于一种高于自然生命的“事业”，这是俄罗斯知识分子追求的生命意义。钱理群在《丰富的痛苦》一书中，把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概括为“堂吉诃德型”和“哈姆雷特型”，前者表现为信仰、追求与献身；后者则是犹豫、怀疑和悲观，丧失行动的勇气。前者对于人生的态度是积极的、肯定的，后者则是否定和怀疑的。罗亭作为文化转型时期的俄国知识分子，最突出的特征是对真理的执着与痴迷，正如钱理群所言，罗亭“给人最强烈的印象，是他的唐吉诃德精神，而不是传统

研究中着意强调的哈姆雷特气，”他执着追求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他知道自己置身其中的平庸生活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但是，他所追求的只是生命的意义，而不是可以外化为一种具体的社会现实，他不能改变现实，也不能创造一种社会现实，他更为关注“什么东西才能够使人的短暂的一生具有不朽的意义。”罗亭一再强调的“真理”并不是理性主义的西方哲学的科学、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而是具有终极意义的宗教(信仰)真理。他毕生追求并为之献身的事业，是对于人的一生具有“不朽的意义”的事业。

弗兰克说：“较之西欧而言，俄罗斯哲学在更高的程度上正是一种世界观理论，其实质与基本目的从来不在于纯理论上的、不偏不倚地认识世界，而总是对生命的具有宗教情感的解说，因此，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深人到其宗教世界观之根源，才可能理解俄罗斯哲学。”弗兰克认为，俄罗斯精神最终是经验主义的，但是这种经验主义不同于英国的经验主义，而是“生命经验”。因此，俄国的知识分子才会强烈地追求一些形而上学问题的答案，这也是解释为什么罗亭等“多余人”偏执的强调和追求真理、事业、不朽的原因所在。

如果说我们前面强调的是罗亭身上的“堂吉诃德气”的一面，那么下面我们着重讨论罗亭身上的“哈姆雷的气”，“哈姆雷特气”是罗亭被指认为“多余人”的主要特征。

具有终极信仰和堂吉诃德精神的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是如何成为我们文学叙事、文学批评中的“多余人”原型的呢?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罗亭们丧失了行动的决心和勇气?钱理群在《丰富的痛苦》中道出了“多余人”身上的这种矛盾性，他明确指出作为多余人形象的罗亭，其上半身是堂吉诃德，下半身是哈姆雷特，它是堂吉诃德身上的坚信与哈姆雷特身上的怀疑的矛盾集合体。问题是这两种相反的精神，是如何统一到一个人身上的?“多余人”性格中的这种矛盾性，在高尔基看来是“两种文化相遇”的产物，“他们是欧洲思想的儿子，但是在‘本质’上还是俄国生活条件的儿子”，他们从西方认识了真理，却无力将其变为俄国的现实，就成了‘聪明的废物’……

罗亭身上确实有着哈姆雷特性的一面，但是这一面仅仅是在他不懈地追求却一事无成之后表现出的情感特征：忧郁和伤感(在失去了与上帝之间牢固的精神联系之后，陷入的一种无所依傍的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无能”和“无用”感。细读小说文本，就会发现罗亭并不像哈姆雷特那样，他的所谓怀疑、犹豫，是因为他无论怎样地不懈追求，都始终找不到那个让他灵魂安宁的“意义”。其实，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就一直没有放弃追求，至于他追求的结果，那是另一回事。罗亭对人生理想的高谈阔论，及其与娜塔丽娅的爱情纠葛，是小说叙事的两个相互映照的中心。在人们的心目甲，作为“多余人”的罗亭，他对于爱的放弃比他的清谈的语言激情，是更为重要的事件。正是在这件事情上，罗亭被人们指认为“怯懦”和“无能”。罗亭因此被戴上“多余人”的帽子。所以我们将以此为例，剖析和洞察其中隐藏的秘密。在罗亭的整个人生经历中，只有爱情是其可以选择、而且有望成功的唯一事件，然而，他却选择了放弃，而他不懈追求、献身的事业和最终的一事无成，则是其不能左右的无奈结局，对此他却采取了执着与坚守。两者都是其主动选择的结果，区别在于前者可能成功，后者则希望渺茫。需要质疑的是罗亭为什么在难以抑制的爱欲面前退缩，而不选择唾手可得的爱情?

如前所述，从以往的研究来看，罗亭的“多余”性，主要体现在他对娜塔利娅的爱情最终所选择的放弃行为上。“他真诚地爱娜塔利娅，可他不知道如何去实现这种爱，‘碰到第一个障碍’他就退却了。他不只是自己爱的崇高语言的‘侏儒’，同娜塔丽雅这个仅只17岁的少女相比，他也是‘侏儒’。”但是，罗亭面对爱情的选择确实与两种文化的冲突有关，“罗亭要固守传统，纳塔丽娅则要破坏它”，但是，这决不是人们理解的世俗意义层面上的价值的冲突，罗亭也并非要固守传统的婚姻制度和伦理道德观念，所谓“他作为门第衰落了的贵族优秀知识分子，觉得在婚姻问题上应该门第匹配，服从家长权威，首先是对长者负责而不是第一步就考虑情感，因此主人一旦反对他与她恋爱时，连反抗意识也没有产生过”的观点是一种误解。罗亭的行为是不能够用伦理道德、实用功利等世俗层面的价值观念来规范的，在骨子里，他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