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关于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综述

国内外关于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综述

刘亚东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2013级中国史专业研究生）

摘要：整体来看，生态与文化存在着互动作关系，一般说来，在人类社会早期，生态对文化的决定性作用要大一些，在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后，文化对生态的作用变得愈来愈大，特别是负面的作用增大。国外关于文化与环境的关系研究主要建立在生态人类学和文化适应的基础之上，相应诞生了环境决定论、环境可能论以及两者之间出存在互动关系的理论，国内关注环境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且集中在探索民族地区文化与生态环境间的关系上，但已注意到环境与文化间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文化；生态环境；影响

一、国外生态人类学及文化适应的相关研究

（一）生态人类学的产生与发展

生态人类学（也称为环境人类学）是人类学领域中应用性强，跨学科色彩浓厚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从生态的角度进行人类学研究，试图探讨人类及其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生态人类学是20世纪50-6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一门年轻学科。西方生态人类学经历了孕育、创立和发展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相继出现了环境决定论、环境可能论、文化生态学、生态系统途径、民族生态学、文化唯物论和政治生态学等理论或分支学科。”[1]生态人类学的理论思想受到了各个时期出现的人与环境关系的不同观点的影响。自古希腊—罗马时代至20世纪50年代，即在以美国人J•斯图尔德

为代表的文化生态学正式创立之前，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的与人及其文化与环境关系有关的思想观点可以归纳到两个主题：环境决定论和环境可能论。

所谓环境决定论，它主要是认为自然环境在人类活动中发挥着原动力的作用。环境决定论思想来源可以追溯到早期西方社会思想中的环境观点。在古希腊，西波克拉底提出了气候决定体液的相对比例，也就是说体液在身体中相对比例的不同造成体格和人格上的差异的“体液理论”。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温和的气候产生希腊的民主政府，炎热的气候产生专制政府，寒冷的气候无法产生任何真正的政府形式。随后，古罗马的历史学家普林尼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强调了地理位置和气候为罗马帝国的征服胜利和帝国建设的原因。此外，古阿拉伯人也认为纯洁和平衡的环境产生纯洁、健康的身体。到了17-18世纪，孟德斯鸠提出了气候对指定法律的影响。随后，德国地理学家卡尔•里特和F.拉采尔等都强调了环境决定论。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环境决定论在有关人类与环境关系研究中占有主导地位。这种看法也影响了人类学，在此领域中形成了环境决定人类社会和文化的特征以及人的行为的这一环境决定论。

20世纪20-30年代，人类学界对环境的解释由环境决定论转向可能论。博厄斯所开创的历史特殊论学派在文化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上支持了环境可能主义的立场。博厄斯认为环境具有限制或容许的作用，但没有创造性的作用。环境与解释文化特征和模式的起源无关。环境的作用在于解释一些文化特征为什么没有出现，而不是说明它们为什么一定产生，历史才决定文化。

环境决定论过分强调了环境，可能论强调了人，两者都忽视了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综上所述，关于人类与环境关系的这些早期理论为真正意义上的生态人类学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不同的逻辑起点和重要的理论基础。虽然，“文化生态学”和

“生态人类学”开始使用是20世纪50-60年代以后的事，但人类学领域由一些学者早已对生态人类学涉及的内容即文化与环境关系进行了研究。如，埃文思—普理查德对努尔人的研究已经关注了人类文化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可被视为早期生态人类学研究。

斯图尔德对美国西部的肖肖尼印第安人的自然环境、开发资源的工具技术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于1955年在其《文化变迁的理论》一书中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斯图尔德的主要观点是具体的环境模塑着特定的文化特征，文化变迁和文化差异是对环境特殊适应过程引起的。他提出了“文化核心”的概念：在一个文化体系内，“生态与经济活动最有关联的各项特质之集合，实际证明与经济活动有密切关系的社会、政治与宗教模式皆包括在文化核心之内。其他无数的特质则可能有非常高的变异性，因为他们与文化核心比较没有什么相关。这些特质可称为次要特质，主要是受纯粹的文化-历史关系所决定。文化生态学最关注的特质，是经验性分析显示在文化规定的方式下与环境利用最有关系者”。[2]p45“文化生态学”对生态人类学发展的重要贡献，在于认识到环境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即辩证的相互作用，互为因果。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还包括以下研究方法：“分析生存技术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以一项特殊技术开发一定地区所涉及的行为模式；确定环境开发所需的行为模式影响文化的其他层面至于何种程度”。[2]p50斯图尔德创立的“文化生态学”作为方法论上的重要工具，开辟了人类学研究的新视野。

20世纪50、60年代，受主位、客位研究的影响，生态人类学的研究主张从地方性群体的内在认知的观点了解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形成了民族志生态学，或者叫做民族志语义学。这类研究注重每一群体在语言与语意上所透露处理啊的认知分类系统及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西方人类学进入了发

展阶段，在此阶段出现了文化唯物论和生态系统途径等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文化唯物论是由马文•哈里斯所提出的一种理论，其目的特别在于“说明世界财产清单中的社会文化的差异和相似的起源、维持和变化”。[3]克利福德•格尔兹是文化人类学界第一位将生态系统作为可实施分析单位的人类学家。他在其专著《农业进化》中，使用生态系统观念验证斯图尔德强调生计和技术的有效性。格尔兹之后，罗伊•拉帕波特和安德鲁•维达促进了生态系统研究方法。1968年，他们提出，人口以及能量交换可以进行量化分析的生态系统较之“文化”是更合适的研究单位，生态学观念的人类学研究应该叫做“生态人类学”。这意味着生态人类学这一学科的真正创立。罗伊•拉帕波特的生态系统的研究给生态人类学研究带来了一项创新。生态系统概念的优点最为显著地表现于拉帕波特的研究：“他在强调整体论的同时，关注了人类群体和整体环境之间的特定关系”。[4]20世纪90年代以后，当代人类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与现实结合比较紧密。近二三十年来，由于世界范围的能源短缺、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人口剧增、区域间的经济竞争等社会问题日趋严重，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生态学人类学研究亦涉及到现实问题。因此，关注重大环境问题成为了当代人类学研究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政治生态学等分支学科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二）文化适应的相关研究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首次用“自然选择，即最适者生存”。[5]P95这一理论解释了生物适应环境的进化论思想。“适应”也是研究人类及其文化与环境关系的生态人类学的重要概念，生态人类学中的各种理论和流派都探讨了人类文化适应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斯图尔德将“适应”概念引入到人类学的研究，说明了人是如何适应环境变迁而不断向前发展的。他的文化生态适应观点主要包括（1）“文化生态的适应才是文化变迁的动力”。[2]P42他在《文化变迁的理论》一书中提出“在过去的数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