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研究论文

魏晋南北朝与唐代诗歌比较

2010级古代文学研究生班顾明佳

魏晋南北朝与唐代文学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是乱世文学，后者是治世文学，也是盛世文学，两者在前后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也有很大的差别，体现了各自不同的特点。在我看来，总的特征表现为前者充满了凄婉哀怨，而后者却豪迈开阔、激情昂扬，在诗歌中更是这种体现。当然，这并不是一定的，其中也有其它方面的特征。这两个时期都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他们可能在创作风格上各有其特点，表现对象上也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无不取得了较高的文学成就，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一下两者的不同表现，以及产生这种表现的原因：

一、时代的不同

如果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称作乱世，也许并不过分。汉末的战乱，三国的纷争，西晋统一不久发生的“八王之乱”，西晋的灭亡与东晋的建立，接下来是北方十六国的混战，南方东晋有王敦、桓玄等人的作乱，北方北齐、北魏、北周等朝代的一次次更迭带来的斗争，南方宋、齐、梁、陈几个朝代的更迭带来的斗争，以及梁末的侯景之乱，再加上东晋、南朝的北伐，北朝的南攻，在这三百多年里，几乎没有多少安宁的时候。战乱和分裂，成为这个时期最主要的特征。战争使很多人丧生，伴随着战乱而来的饥馑、瘟疫以及人口的大规模的迁徙，不知又夺走了多少人的生命。这种状况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曹操的《蒿里行》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还有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中说：“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馀。”这些都向我们描述了那个时代残破的画面。

唐代文学的繁荣，与唐代社会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在唐太宗时期就打败了突厥等国，这些蛮夷国家都把唐朝君王推尊为天可汗，成为东亚的盟主。唐朝势力的强大，延续了一百多年，直至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而达到顶峰。在经济上也从隋末的大破坏中恢复过来，并迅速得到发展，至天宝中上升达到顶点。国力的强大，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唐代的立国者，对外来文化采取兼容的政策。唐太宗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整个唐代，从文学艺术到生活趣味、风俗习惯，都达到了全面繁荣，呈现较为开放的风气和多样化的趋势。总之，一切都在朝向积极的方面发展。

二、诗人经历以及思想感情的不同

魏晋南北朝时期，作家们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改朝换代，一个人前后属于两个朝代甚至三个朝代的情况很多见。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到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福祸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文学的悲剧性基调，往往表现为及时行乐或沉迷声色，但是在其中却处处可见诗人的无奈，这种看似的发达，其实是一种身处乱世，抱负理想无法得到实现的凄苦悲哀。这一时期创作最多的生死主题、游仙主题、隐逸主题的诗歌，都是一种无奈的逃避，逃避这个乱世。当然，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门阀制度和门阀观念在这一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士族和庶族的对立，下层寒士的仕途遭到阻隔，使他们心中郁结着愤懑与不平，更多的出现了凄婉的感伤情调在诗歌里。如鲍照将寒士的不平倾泻到诗中“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还有左思的《咏史》其二：“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形象的反映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社会情况。时代不给予他们机会，他们只有在诗歌中寻求一种解脱和表达这种苦闷。

在上面论述唐代的社会情况后，可想而知唐代诗人对人生普遍持一种积极的、进取的态

度。国力的日渐强大，为世人展开了一条宽阔的人生道路，唐人入仕，较之前代有更多途径。所有的这些都使唐代士人有着更为恢宏的胸怀、气度、抱负与强烈的进取精神。他们中的不少人，自信与狂傲往往集于一身。如陈子昂的气概“方谒明天子，清宴奉良筹。再取连城璧，三陟平津侯。不然拂衣去，归从海上鸥。”李白更是这样一位自视甚高的人，他自比管仲、吕望、谢安，要立盖世之功，然后像范蠡那样，功成身退，“钓周猎秦安黎元，小鱼鵕兔何足言”。高适、岑参、王昌龄等都是如此，高适的“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岑参的“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即使是以沉郁顿挫著名的杜甫也要“致君尧舜上”，而自比稷、契。这些都可看出唐代士人对功名的渴望，积极入世，在诗歌中反映了出来，表现出昂扬的情调。唐人漫游、入幕、读书山林之风是不得不提的事实，他们热爱山水游赏，成为一代风尚，名山大川的游历，反映了唐代诗人对于自然美的向往，李白的“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开阔了视野，亲近自然，陶冶了情趣，给诗歌带来了一种开阔清新的美。读书山林的风气在诗歌中表现为一种清幽明秀格调。

三、魏晋玄学与唐代佛道在诗歌中的反映

魏晋时期最大的特点是形成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魏晋玄学。它和老庄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其中也有佛学的影响，但是不占主要方面。玄学中有几个重要的命题，与文学艺术联系较为密切的是崇尚自然、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个道理对于诗人和读者都不陌生，中国艺术的精髓说到底就在这里，而这正是受到魏晋玄学的启发而得到的。其实玄学作为一种思辨性的哲学是不宜直接转化为文学的，一个直接转化的例子就是占据了东晋诗坛达百年之久的玄言诗，其中包含了宝贵的理趣。诗人们将玄理融入日常生活，成为一种艺术特色，老庄玄理与山水之美相混合就产生了玄言诗。这一时期玄言诗的代表人物有孙绰和许询，但是这种诗也有很大的缺点，淡乎寡味、缺乏形象。孙绰的《道贤论》、《游天台山赋》等，都包含有玄理。支遁的《咏怀诗》五首也是典型的玄言诗，第一、二首直叙老庄哲理，语言枯燥，内容玄虚；后三首有游仙诗的意味，形象与玄理未能统一。第四首中所说“近非域中客，远非世外臣”，正是东晋士人受到玄学思想影响的表现。

唐代文学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人生信仰、社会思潮、生活情趣与生活方式上，时时杂入了佛与道。佛教对于唐文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士人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反映到作品中来。如孟浩然在《陪姚使君题上人房》中的“会理知无我，观空厌有形”，李颀在《宿莹公禅房闻梵》中的“始觉浮生无住著，顿令心地欲皈依”，白居易在《观幻》中的“有起皆有灭，无暌不暂同”，这些都是在诗中对佛理的直接讲述。还有的表现为一种禅趣，一点禅机，如王维在《酬张少府》中的“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在《终南别业》中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唐诗中的空寂境界，明净和平的趣味，淡泊而又深厚的含蕴，就是从这里来的。佛教更为直接的影响，是唐代出现了大量的诗僧，如著名的“九僧”，还有惠崇等人。

道家思想对于唐人的影响主要是要求他们返归自然，多一点对于自然的亲和力，尤其在人生信仰方面非常突出，如在神仙思想的影响上，唐代的很多诗人都有神仙信仰。唐诗里有很多神仙世界的描写，李白笔下的泰山、天姥山等神仙幻境，李贺笔下五彩斑斓的神仙世界，李商隐笔下的圣女、嫦娥等形象，都是道教影响的显例。就连以写实著称的白居易，也在《长恨歌》的结尾幻想了一个神仙世界，使唐诗富有浪漫色彩。

四、著名诗人的对比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歌，鲍照可以算是一个典型代表。他生在乱世，将满腔的悲愁苦闷之情与怨愤不平之气发而为诗，这是其诗歌的突出内容，表现其建功立业的愿望和抒发寒门之士备遭压抑的痛苦，充满了对门阀社会的不满情绪与抗争精神，代表着寒士的强烈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