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学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拓展与未来

最后,敦煌学中各个学科发展不平衡,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在中国,最早从事敦煌学研究的是一批研究历史、研究文学的先生。其研究进路,也主要从历史、文学等方面开展,所以,中国的敦煌学,这两个学科的成果最为丰硕。但敦煌遗书是佛教寺院的弃藏,90%～95%的遗书都与佛教有关。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中国的佛教研究界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利用敦煌遗书来推进佛教研究的重要性;倒是原本不是研究佛教的学者,在敦煌佛教研究领域做出卓越的贡献。毋庸讳言,由于这些先生原本不是研究佛教的,他们对敦煌佛教的研究,虽然成绩巨大,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局限。凡此种种,使得中国的敦煌佛教研究,与敦煌学其他领域相比,显得相对的沉闷与滞后。就佛教文献整理而言,可以说,大多数敦煌佛教文献还没有得到整理或有效整理,敦煌遗书中佛教文献的基本面貌,目前只是初步展现。就初步展现的情况而言,敦煌遗书提供的资料,足以对中国佛教史中的不少问题重新进行研究,足以为中国佛教研究开辟出新的天地。但是,敦煌遗书中佛教文献的研究价值,基本上还没有被人们真正认识。而要让人们真正认识它们的价值,利用它们打开佛教研究的新局面,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尽快把这些文献整理出来,提供给相关研究者。就这一点而言,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因此,即使其他学科的敦煌学研究可以转型,敦煌学中的佛教研究,还需要一大批人老老实实地从爬梳整理基本资料,编纂目录、提要与索引开始,扎扎实实地把资料工作做好,离所谓“转型”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敦煌文学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拓展与未来

郑　阿　财a,b

(台湾南华大学a.中文系;b.敦煌学研究中心,台湾嘉义621)

一、引言

自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以来,已经历了一百年的历程。就中国敦煌学研究发展而言,敦煌文学研究是较早开始的,相较于敦煌学的其他研究领域而言,敦煌文学研究成果也最为突出。一方面,由于早期留心敦煌文献的学者多数为中国文学研究者;后期,在台湾地区极力倡导敦煌学的潘重规先生系中国文学系教授,以至研究主力集中在中国文学系所;另一方面,又由于文学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它和民族的心理与情感关系最为密切,中国学者在这个方面自然拥有一种天然的优势,相较于其他国家的学者,自有独特的条件。因此,敦煌文学不管是文人的雅文学或民间的俗文学,在研究的质与量上都有卓著的成果。

近年来,尤其许多重要的门类,如敦煌变文、敦煌曲子词、敦煌诗歌、敦煌赋、王梵志诗等方面,不但陆续有几种校理的本子出版,同时也有系统深入的论著产生。

由于我本人是中国文学系、所出身,并且始终在中国文学领域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接触敦煌文献也超过三十年了,对于敦煌文献中的文学文献多所留意。尤其在研究所开课,讲授的课程一直是离不开“敦煌文学”的领域。近些年来,常有同学甚至同事们问道:“敦煌文献发现已逾

收稿日期:2008-01-10

作者简介:郑阿财(1951-),男,台湾台北人,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干事,《敦煌学》杂志主编,从事敦煌文学研究。百年,这些年来敦煌学快速发展,已经蔚为一门国际显学,如果从中国文学研究的立场来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面对这样的提问,我曾整理思绪,希望能对上一阶段的敦煌学研究进行总结,找出经验借鉴,而后对现状进行评析,进而为今后研究的方向、方法提出展望。

二、敦煌文学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拓展

敦煌莫高窟是佛教的石窟寺院,藏经洞发现的文献固然以佛教经典文献为主,约占全部的90%;敦煌文学文献虽然占整个敦煌文献的极小部分,然而它不但是敦煌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位居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关键地位。不论从中国文学研究的立场,或敦煌学的产生与发展来看,敦煌文学研究都是较早受到中国学者重视的。早在1920年王国维发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便拉开了敦煌学在中国文学研究的序幕,对而后八十多年来敦煌文学研究的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台湾,极力倡导敦煌学的都是以中国文学系所为主力。然则敦煌文学的研究重心究竟何在?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什么意义?对中国文学研究又有何拓展?

1.变文是敦煌文学的瑰宝和中国讲唱文学的源头

以中国文学的立场来看,敦煌文献的发现,最重要的当推讲唱变文。由于敦煌变文确实是在此之前传世文献所未见,它的发现自然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大事。因此,一旦公之于世,便立即引起中外学者的瞩目,纷纷根据写本撰写序跋、转写校录,所以变文的整理与研究是敦煌文学研究中起步最早、成果最为丰硕的研究重心。近百年来,

变文除了校勘与辑录等文献学的基础工作外,学者更投入讲唱文学名义、起源、体制及其与佛教关系等课题的探究。

总的来说,敦煌变文在中国文学研究的拓展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从文学文献来说,丰富了唐五代讲唱文学的文本;(2)从文学史来说,为中国俗文学史,特别讲唱文学,找到了宋、元话本、明清弹词、鼓词、宝卷等俗文学的源头;(3)从小说史来说,敦煌变文的发现,拓展白话小说的研究园地,廓清白话小说的发展脉络,订正了六朝志怪、唐人传奇与宋元话本、明清通俗小说传承关系的偏差;(4)从文体来说,敦煌变文韵散夹杂的叙事体制拓展了中国文学、特别是讲唱文学体制发展。(5)从内容题材来说,敦煌变文的分类与个别作品的研究,也开拓了中国文学研究的另一面向,尤其是讲史性变文,从咏史、讲史到历史演义的发展,《孟姜女变文》、《王昭君变文》、《伍子胥变文》等故事题材的综合与扩大,为跨文类的故事研究与叙事研究开阔了更为广大的空间。详情可参考之言《七十年来的敦煌变文研究》[1]、杜晓勤《敦煌变文的整理与研究》[2]、谢海平、朱文光《近百年来敦煌讲史变文研究之回顾与展望》[3]等。

2.曲子词提供民间词过渡文人词发展历程的实证

除变文外,敦煌文学文献中,另一重要的材料便是“曲子词”。它的发现,既丰富了唐五代的大量词作,更使我们得以在千载之后一窥词的早期风貌,同时对于词学上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借此材料而得以一一澄清。如《云谣集杂曲子三十首》的重见天日,使得过去大家公认五代时赵崇祚编的《花间集》为现存最早的一部“词的总集”的说法,得改写为《云谣集》了。

又如词史上十分重要的有关词的起源与形成等问题,由于敦煌文献发现有唐代各体的词作,为此一争议提供了极为可靠的实证材料。而有关慢词发展的成说,因敦煌琵琶谱,列有“慢曲子”七首及“长沙女引”一调,使长期以来以慢词始于北宋柳永的说法也须要修正。敦煌曲子词的发现,除证实短调、中调、长调同时盛行外,有关词调题目,过去学界一直主张东坡以前,犹未曾有。敦煌写本《凤归云》“闺怨”等大量词调下有题目的实际存在,有必要重新论述。又以衬字有无来作为词曲区别的争论,也因敦煌曲子词存在使用衬字的情形,而得以迎刃而解。

此外,敦煌曲子词的作品内容广泛,文辞质朴,情意真率,深富民间文学清新动人之气息,就文学价值言,也是难得的瑰宝。

有关前贤研究的成果与面向,刘尊明《二十世纪敦煌曲子词整理研究的回顾与反思》[4]、朱凤玉《敦煌曲子词研究述评与研究方法之考察》[5]有较全面而详细的论述,可资参考。

3.王梵志诗与学郎诗抄是唐五代白话诗的奇葩

唐诗研究在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中,始终居于主要的地位。敦煌文献中诗歌研究自然也是重要的一环。敦煌诗歌的研究分量随着研究发展而增加,渐有与变文、曲子词鼎足而三的趋势。主要围绕在补全唐诗、王梵志诗、韦庄《秦妇吟》、陷蕃诗等课题。若纯就诗歌的观点来论,敦煌诗歌的艺术成就显然远不如传世的唐人诗歌,尤其是名家的诗篇,但如果从其他方面来看,敦煌诗歌自有其特色及一定的研究价值与意义,其中尤以通俗白话诗最为耀眼,是唐代诗歌的奇葩。

一般说来,诗歌主要以典雅为正格,鄙俗粗浅为诗家所忌,但是敦煌写本王梵志诗却是以通俗浅近见称,其主要的原因,在于俗得有特色,他的诗不仅语言通俗、口语俚词皆可入诗,诗句简练,明白如话。在白话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今所知见400首左右的王梵志诗提供了研究白话文学的珍贵资料。项楚《王梵志诗校注》成果卓越,最为代表。而近年王梵志及其诗篇的研究,更成为敦煌诗歌研究最为热门的课题。详情可参考徐俊波《王梵志研究的百年回顾》[6],陈庆浩、朱凤玉《王梵志诗之整理与研究》[7]等。

在这股白话诗歌的研究风潮中,还扩及敦煌文献中的其他白话诗篇,同时也陆续注意到佛教偈颂影响下,表现在中国文学上而形成特殊风格的白话诗。如项楚在继王梵志诗研究之后,大力倡导以敦煌文献为基础的唐代白话诗研究而迭有佳绩。他与张子开、谭伟、何剑平等著《唐代白话诗派研究》[8]一书,便是这一研究成果的呈现。

同样具有白话诗歌特色的,还有一些保存在学童的课本、习字、杂写本子中所抄写的诗篇。这些是当时学生不经意随手抄写的诗篇,虽非呕心沥血之作,却是真实自然的学堂之声,是最能反映当时学郎心境的。这些诗歌多半口耳相传,随手书写,字体多不工整,又多别字俗体。正因如此,更能流露出古代学童们纯真可爱的心灵。这些作品的整理与研究,既能丰富我们研究古代儿童诗歌的宝贵材料,又可印证唐诗发达普及盛况空前的历史事实,同时又提供唐代白话诗歌研究的另一课题。朱凤玉《敦煌学郎诗抄析论》[9]一文,有详细论述,可供参考。

4.口语、叙事、通俗的敦煌赋为敦煌文学的另一特色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保存的赋体作品,总计有112件、34篇。潘重规先生《敦煌赋校录》是正视敦煌赋的特色与系统校理的开始,同时阐明敦煌赋文辞好采口语、内容多写实事等特色,使敦煌赋全貌与鲜明的风华渐受重视。之后张锡厚、伏俊琏等承继此理念与成果,开展了敦煌文学研究的另一风潮。至今为止,发为论著的篇章已不下200篇之多。近代编撰的中国文学史、赋史等,多在唐代文学中立有“敦煌俗赋”、“敦煌赋”等专章、专节加以介绍,足见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所不可忽视的特色。

这些赋作,从形式来分,可大致分为“辞赋”、“骈赋”、“歌行赋”及“俗赋”等四类。其中以叙事体为主,形式上与“杂赋”相类似的俗赋,尤具特色。这类作品,内容具故事性、语言通俗,押韵自由,擅用比喻,深富俗文学特色,且具民间娱乐功能。它是赋作的变体,于赋体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所以成为近年敦煌赋研究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