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健康与疾病的认知

关于健康与疾病的认知
自人类存在以来，我们一直就面临着对健康和疾病问题的困扰，并由此促使我们不断实践，不断加深对疾病和健康认知的深度和全面性。

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在21世纪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似乎还在不断探索健康和疾病的问题。

当前，我们对健康与疾病的描述更细致了，对疾病的分类定义更详尽了，对病因的阐述更深入了，但我们好像并没有真正解决多少疾病和健康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给患者和家庭带来的困扰。

甚至可以说，现代医学科技似乎让我们的生命周期延长了，但我们的生命质量在每况愈下，我们面临的健康与疾病问题也在日益增多。

诚然，这与我们当今社会发展带来的一些诸如环境污染、食物和水源污染等因素有关，但难道我们医学界就不要承担一点责任吗？本文拟对健康与疾病的认知作简要探讨，希望能引起社会尤其是医学界的思考。

一、健康的概念
首先是健康的生命观。

人类社会发展早期，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为低下，人们在自然界的活动中充满了争斗，若失去健康便无法生存，因此那时候的健康即等同于生命。

随后为健康的疾病观。

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物质财富的日渐丰富，人类才有可能去消除和预防疾病，提高生命质量，延长生命周期。

因此，在很长的历史阶段，衡量一个人是否健康是以其是否患病以及患病的严重程度为尺度。

也就是说把健康定义为没有疾病，把有疾病定义为不健康。

这种健康的疾病观有三个发展阶段。

其一是神灵医学疾病观。

认为生命是神灵所赐，疾病则是神灵的惩罚。

人们认为疾病是独立存在的实体，它与人体是两种实体关系。

人之所以患病，是因为鬼神缠身，或者因为人失去生命之本源。

因此治疗疾病多占神问卜，或者是医巫混杂。

这实质上是一种本体论的疾病观。

其二是自然哲学疾病观。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医学逐渐脱离了巫术的羁绊，人们开始形成了自然哲学的疾病观。

即引用了发生、发展和转归等哲学概念来解释疾病，例如疾病是因为身体诸多元素失衡所致，或是“气”发生紊乱而产生。

像我国传统医学就有阴阳五行说，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学说等。

其三是自然科学疾病观。

强调的是疾病是机体对致病因子有害作用的反应，是机体功能紊乱的表现。

进入20世纪中叶后，由于现代科技与社会文化的迅猛发展，使现代社会的人普遍面临着激烈的竞争、频繁的应激（Stress）、快速的节奏，前所未有的巨大心理压力使人不堪重负，这对人类的健康产生了重要影响。

人们逐渐认识到心理、社会等因素在健康与疾病及其相互转化中的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因而逐渐建立了心身统一的健康观，亦即全面的健康观。

1947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成立宪章中指出：“健康是指一个人生理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好状态，而不仅指一个人没有疾病或虚弱现象”。

这种认识是现代人对健康概念较为全面的总结和更新，健康不仅仅是躯体状况的反映，同时还必须是心理活动正常、社会适应完满的综合体现。

198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参与主办的首届国际健康促进大会发布的《渥太华宪章》[1]对健康进行如下定义：“健康是每天生活的资源，并非生活的目标；健康是一种积极的概念，强调社会和个人的资源以及个人躯体的能力。

”“良好的健康是社会经济和个人发展的主要资源，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是对健康定义的一种飞跃式认知，从另一个视角帮助人们认识到健康的重要性，甚至从一定层面上推动了健康产业的发展。

近来又有人提出生态系统健康的概念。

生态系统健康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关注的焦点已经从个体、公众、环境扩展到了整个生物圈，以更远、更大视角关注着整个系统的演化。

健康的概念也因此从人、动物、植物、公众、环境走向了所有的生命存在形式，甚至是非生命的机械、桥梁。

二、疾病的概念
对于疾病本质这个问题，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同的回答[2]。

古代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认为：人体内存在着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所谓疾病就是这四种体液的比例失常；而几乎同时代的中国医学经典医籍《黄帝内经》则提出：“偏阴偏阳谓之疾”，疾病的本质在于人体的阴阳失调。

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及人体解剖生理病理知识的不断积累，人类对疾病本质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18世纪，意大利的莫干尼（1682~1771年）提出疾病就是器官形态学的改变；其后不久的法国毕夏（1771~1802年）则把疾病归结为人体各种组织的形态学改变；19世纪，德国的魏尔肖（1821~1902年）进一步宣称“疾病的本质在于特定细胞的损伤”，“一切疾病都是局部的”，甚至断言“谁再提出全身性疾病问题，那时他把时代搞错了”。

以上所述大致是人类医学史长河中关于疾病本质的最有影响的几种观点，概况起来包括以下几种不同的变化方向：
疾病解剖学概念：疾病的本质是细胞超微结构的改变；疾病的生理学概念：疾病是恒定稳态的破坏，健康是体内环境的恒定或稳定；疾病的生化遗传学概念：疾病由于先天性（遗传性）代谢差错（inborn error of metabolism）所致；疾病的病因学概念：是特殊病因引起的异常生命过程；疾病的生态学概念：是个体在进化过程中获得的灵活性（adaptive flexibility）不能面对改变了的环境；心理学方向：疾病的本质是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综合的产物，即身心关系的失常；社会学方向：疾病与社会经济条件有关，“文明病”（disease of civilization），“情景病”（situational disaese）等，同时还与文化背景有关，出现了“生物文化”的概念；系统论方向：疾病是调节代偿机制的破坏从而使机体定态丧失（loss of the steady state）；系统论控制论疾病观：疾病是低熵（有序）稳态的破坏，从而是熵（entropy）的增加和机体自由能的减少（负值）。

近二十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现在又有人认为所谓疾病就是基因的病变，即疾病新概念——基因病和分子医学。

分子医学的疾病观：疾病是某一层次或各层次形态和功能（包括其物质基础——代谢）的异常，归根结蒂是某些特定蛋白质结构或功能的变异，而这些蛋白质又是细胞核中相应基因借助细胞受体和胞中信号转导接收信号后作出应答（表达）的产物。

基因及其调控正常与否实质上是决定身体健康或疾病的基础。

基因病：基因在有序调控机制下的表达是人类健康的前提，人体细胞应答异常以及很多人类疾病的重要分子基础是该机制的失调。

基因病还被分为单基因病（mono-gene disease或single gene disorder）、多基因病（polygenic disease或multigene disease）、获得性基因病等。

目前细胞和基因学说尤其重要，它奠定了现代医学的基础，代表了现在的主要思想倾向，似乎很少有人对其正确性产生疑问。

综上，我们可以从宏观上给疾病一个概念。

疾病是机体在一定条件下,由病因与机体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个损伤与抗损伤斗争的有规律过程，体内有一系列功能,代谢和形态的改变，临床出现许多不同的症状与体征，机体与外界环境间的协调发生障碍。

疾病可引起各种症状、体征和社会行为的异常。

症状是疾病所引起的患病动物主观感觉异常；体征是医生通过各种检查方法在患病者机体上发现的客观存在的异常；社会行为异常是患者有目的的（语言和）行为发生异常。

三、社会发展对疾病和健康的影响
首先，我们从前面关于健康和疾病的概念演化中就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经验的积累，人们对疾病与健康的认知渐趋深入与完善。

从而为维护健康、祛除疾病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卫生部部长陈竺2010年9月8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城乡居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

人均期望寿命为73岁，与解
放前的35岁相比大幅提升;孕产妇死亡率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500/10万下降至2008年的34.2/10万，婴儿死亡率由20%下降到2008年的1.49%，均居发展中国家前列；严重威胁群众健康的重大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

我国成功地消灭了天花和丝虫病，实现了无脊髓灰质炎目标，在总体上实现了消除碘缺乏病阶段目标，有效控制了麻风病、血吸虫病、疟疾等曾经严重威胁人民群众健康的疾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控成效显著。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积极推动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精神病、恶性肿瘤、口腔疾病等主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工作，初步形成了政府倡导，部门配合，专家努力，社会参与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局面，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健全，群众获得服务的可及性明显改善。

2008年底，我国拥有卫生机构27.8万个，另有村卫生室61.3万个，覆盖城乡居民的卫生服务体系已经基本建立;全国医院床位总数403.6万张，千人口医院卫生院床位数2.83张。

从以上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社会的发展是综合的发展，其带来了人力、物力、财力、科技和经验的发展与积累，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健康意识的提升，因此才使得我们可以从建国初期的人均期望寿命35岁提升的现在的73岁，同时还消灭了天花、丝虫病等传染病。

社会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的进步，同时也推动了医学的发展，当然医学的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

那么，医学的发展是否和人们的健康水平成正比呢？医学的发展是否真的让民众大受其益呢？当今各学科最先进的知识和科技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融入到医学中，被现代医学所用。

比如在今天，我们很难想象没有电脑和网络的现代医学会是什么样，因为CT、核磁共振等很多现代化的检查设备和治疗手段、远程会诊等都是以电脑和网络为基础的，还有用于航天飞机的制造材料也被用于制造假肢等。

但我们也看到一点，那就是无论医学有多先进，我们遇到的健康问题似乎有增无减，更有讽刺意义的是，医学对很多疾病根本无能为力，甚至连病因都“未明”。

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精神疾病等，在现代医学中都成了“不治之症”。

而这些疾病正困扰着我们无数的民众，给社会生产力带来严重威胁，给社会经济带来沉重损失。

陈竺最近提出，在中国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成为主要公共卫生问题，心脑血管病、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疾病的患病人数已有约2亿人。

因慢性病死亡的人数已经占到了全国因病死亡人数的80%以上。

四、重新认识疾病
前面我们探讨了关于疾病和健康的概念，那么这些概念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诚然，这些概念代表了医学科学的发展与进步，也让我们加深了对疾病和健康的认识。

但这些认识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当今的医疗方向有没有问题？我们对待健康和疾病的方式有没有偏差？我认为，这些问题是涉及到我们能否获得持久健康，远离疾病的关键所在。

首先我们看疾病到底是什么？举发烧为例，很多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发烧就会十分紧张，担心会烧坏脑细胞，首先会想到送往医院，医生就会给其打针吃药挂盐水。

于是烧很快褪去，家长马上送了口气，医生也很有成就感，孩子又活蹦乱跳了，实现了“三赢”。

但没多久，孩子又发烧，于是又开始了以上的重复，只是发烧的间隔越来越短，每次发烧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已。

孩子又因此被定性为体质差、免疫力低下等。

如果我说发烧是身体的保护机制，当身体发烧的时候，我们应当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发烧，你一定会大跌眼镜。

其实就是这样。

首先发烧是因为身体收到细菌、病毒侵袭的时候，身体免疫系统和外来侵袭物作战的信号，是人体自我改善的表现；其次，我们要认识到，当体温升高时，侵入体内的细菌、病毒复制速率就会大幅度减缓乃至停止，这时是人体杀灭或清除这些细菌病毒的最好时机；发烧也会促进人体代谢速度加快，从而为清除毒素提供更多能量，甚至可能将毒素直接转化为能量等。

所以我强调的是，发烧（疾病）首先是信号，然后是保护机制。

但我们治病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降温！虽然我们也有抗病毒、抗菌治疗，但我们却同时在支持细菌病毒繁殖，破坏身体的免疫反应。

这又进入到第二个问题，我们的医疗方向有没有问题？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因为我们只看信号，而且还没读懂信号，同时还要抑制信号、抑制身体的保护反应。

到底利弊孰大？那再看看我们对待健康和疾病的方式有没有偏差？其实这个问题都不用回答，因为认知出现问题，必然会导致对待方式的偏差。

当然，我还想从患者和医疗两方面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阐述。

很多健康人平时并不注意健康，往往有“病”了才去看，或者有小毛病先自己扛；我们也经常听到有人40岁前拿命还钱，40岁后拿钱换命；我们也知道，有的人一有毛病就吃药，或者把药当饭吃；我们还知道，有的人把医生当圣人，还有人广告说什么好就买什么；更有甚者，有的患者去看医生，如果医生没给他开药，他就认为这个医生医术很差或者极不负责任。

我们再看看医生，他们也慢慢觉得给病人开药是天经地义的了，在诊断方面只要靠仪器、看指标就好了，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用的频率越来越低，有的甚至不挂了。

而且，开药、开化验单、开治疗单这些与他们的收入和奖金密切挂钩，很多医生就成了开单专业户。

《剑桥医学史》[3]记载，在新英格兰的医生，“方法是一致的，放血、呕吐、发疱、用泻药、止痛等等；如果病情依旧，就重复用过的措施，直到病人死亡”。

堪萨斯边界的一位医生这样回忆他的行当，“我几乎想不起在早年有哪怕是一种能被医生真正治愈的疾病”。

我想在医学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很简单，只要患上高血压、糖尿病等，医生就说了要终身服药，更具讽刺意义的是很多内分泌科医生自己就得糖尿病，也没办法治好。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五、资本世界对医学的影响
在传统的交换互惠的医患互动模式中，医生在看病后将得到回报（financial reward），这建立在医生对社会的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上[4]：医生承诺将发挥利他（altruism）的精神，以社会利益为己任，而民众愿意在接受诊疗后给予医生回报，也给予医生自主管理的权利。

这样的交流更倾向与情感和道义方面。

而在当今，披上了资本外衣的医学或者说是受到资本影响的医学就难以维持这样的互动模式了。

在当前尤其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价值中，财富反映了社会地位也决定了权力分配结果。

医生则出现了自我利益与利他行为的冲突，从目前看来，更多的医生倾向于前者。

于是出现了医疗商业行为，医生也有了新的角色，在医学领域中，他们的服务热忱、道德观念逐渐淡化，而赚钱欲望日趋强烈，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断付诸行动；在商业领域，则是一群身着白袍、贩售各种医疗产品（药品、化验单、器材、治疗等）的商人，而这些商品是在最大限度不危及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将患者的身体作为交易标的。

我们都知道，当今易患双方永远处于不对等的地位，其中有供需不对等、资讯不对等，更有医患双方在商业原则下的不对等，这是根本的不同，此地位由利益分属所致，医疗行业是医疗垄断资本的附庸，患者即处在与之对立的位置上，因为患者从属于医生，为医疗提供财富（如果医疗商业化的话）。

这种关系是阶级的。

可笑的是，医生在医疗领域以外，或支配于消费，或从属于金融投资，也同时是对立于垄断资本的阶级，代理人的身份也未能逃脱被资本的控制和掠夺。

只不过对某些工具的垄断、高收入、高消费使其在其他人面前似乎有了很多的优越感，从而丧失了位置而已。

在医者把自己从属于商业，社会也以医学为商业的情况下，医学哪里还能有独立性以尽医者的天职呢？病人无法決定自己的需求，医生在诊断的同时，一边创造医疗的需求，一边提供服务，这有违公平交易的原则，损害消费者（患者）权益。

再看资本对医学资讯及研究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当今有一个概念，叫“学术资本主义”。

依据美国学者希拉·斯劳特（Sheila Slaughter）和拉里·莱斯利（Larry L. Leslie）的界定,学术资本主义（academic capitalism）是指大学组织或教师个人为获取外部资金所表现出的市场行为或类似市场的行为[5]。

学术资本主义渗透到医学科学领域的结果就会导致市场为导向或者利益为导向的科研，甚至会有违背伦理道德的学术造假行为的发生。

市场逻辑主导学术活
动标志着传统的学术观念同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之间的根本对立[6]。

斯科特（Peter Scott）进一步指出,“学术资本主义背景下,不仅大学优先关注的研究领域发生了改变,学术研究的操作方式、主导价值观,乃至其核心理念都发生了变化”[7]。

因此研究领域更关注于有市场空间的范畴，而不真正考虑患者的需求，虽然有时候患者需求和市场空间是挂钩的，但发生矛盾的时候，患者只能成为牺牲者。

我们都知道，资讯在健康领域中显得非常重要，我们的研究成果如何被医患获取，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治疗的水平和结果，有时甚至是觉有决定意义的。

然而当今我们的医生在读时获取资讯的主要渠道则来自于高校或其他科研机构，工作后则多来源于医药公司。

医生开什么药基本上是被医药公司组织的研讨会上的所谓专家和医药代表所教育的，而最后用什么药，如果有选择的话，医生则更多会考虑哪家公司给的回扣多等因素。

病人就更惨了，尽管在现今社会，对于医疗资讯的获取有了更多更便利的途径，但其真实性却难以辨识，尤其是对于没有受过系统训练的一般人群，所以他们也只好寻求医生的帮助，即使在很多人的内心中已经不再相信医生。

所以我认为，患者就像那待宰的羔羊，根本没有选择权。

六、回到本位，走出迷途
前面我们提到了关于疾病和健康的概念，其实这些概念的发展都源于对疾病和健康的认知模式的差异而引起的。

什么是认知模式？怎样改变疾病治疗和维护健康的认知模式呢？认知模式意味着本质的信息、假定和认识。

借助于某种认知模式的引导，我们可以产生更多的知识和见解。

例如，地球是一个球体，以这种共识为基础设计出的地图和模型，就会反映出地球的球体特征，这种共识就是基本的认知模式。

从人们第一次意识到地球并不是当初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平面，我们对宇宙结构就有了全新的认识，这就是认知模式的飞跃。

假如认知模式以错误的前提为基础（如认为地球是一个平面），我们就难以得到客观而公证的结论。

我们凭借错误的认知模式获得的一切联想、想象和观察，只会让我们远离事实和真相。

当今对于疾病和健康的认知模式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将健康交给了医生，但医生并不能为我们的健康负责。

前面举过发烧的例子，医生会做治疗发烧的工作，而不是支持身体康复的工作。

我们人体经历了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海洋到陆地长达数十亿年的进化，有谁能找到我们人体这样饱经风霜的系统吗？可以说，我们的机体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最完善、最科学的系统，我们人体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生。

但我们很少相信这个医生，在这个医生给我们发信号的时候，我们烦恼，我们要熄灭信号，而并不认真去读这个信号。

结果一次次地加剧伤害我们的医生。

你想结果会怎么样呢？逐渐虚弱，加速走向死亡。

很多医生是知道这个道理的，但因为利益诉求，还有个别医生的声音很容易被湮没。

科学家呢？其声音永远没有资本家响亮，就更不用说了。

这些我们在前面已经探讨过。

所以，要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回到本位，以正确的认知模式指导我们捍卫健康，远离疾病。

无论是人民、医生还是科学家，当然医生和科学家还要面临着资本的考验和挑战。

我觉得这还学要社会的统一认知，那就是健康是资源，我们真个社会要共同维护我们有限的健康资源，这样才能促使社会创造更大的生产力，由此而带来的经济效益一定更为广阔，更可持续！
七、结语
对健康与疾病的认知，我们要回到正确的认知模式，这样才能达成我们要维护健康、远离疾病的目的。

而维护健康，我们自己、医生、医学科学家乃至整个社会都有责任，尤其是对于我们个体的健康，我们更要勇于负起责任来。

对于社会来说，从经济学角度考虑，所有健康的个体一定会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并能促使社会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The Canadi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Health and Welfare Canada,and the Word HealthOrganization(/English/AD/SDE/HS/OttawaCharterEng.pdf)
[2]祝世讷，系统中医学导论，湖北，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8，28
[3] (美)罗伊·波特编著张大庆等译，剑桥医学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216
[4] Sylvia R. Cruess, Sharon Johnston, Richard Cruess: Professionalism for Medicine: Opportunities and Obligations, MJA 2002;177:208-211
[5] Sheila Slaughter,Larry L. Leslie. Academic capitalism: politics,policies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 7-8
[6] John Ziman.“Post-academic science”: Constructing knowledge with networks and norms [J]. Science Studies,Vol. 9,No. 1,1996: 67-80.
[7] Peter Scott.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university in the production of new knowledge [J]. Tertiary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Vol. 3,No. 1,1997: 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