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票号的发展研究

晋商票号的发展
摘要：票号，又称为票庄或汇兑庄，是以埠际汇兑为主营业务，兼营存、放款等业务的信用机构，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衰败于辛亥革命之后，由于最初为山西人经营，故称为山西票号。

票号的出现，是晋商发展的巅峰阶段，也是晋商商业贸易活动发展的必然结果。

它的产生，标志着近代金融业的三大基本业务（存款、贷款、汇兑）己在中国传统社会初现。

山西票号曾有“汇通天下”的美誉，不仅方便了货币流通，推动了当时工商业的发展，而且对我国金融的发展和近代银行的兴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引言
票号是我国旧式的信用机构，是继钱庄之后，由商业中分离出来的一种金融组织。

据中国货币史料记载，中国早期的信用机构——典当业出现在南北朝时期，明代嘉靖年间产生了钱庄、银号这类货币兑换机构，到了18世纪初出现了帐局。

19世纪初，由于民信局的出现使异地汇兑成为可能。

明清时期工商业发展迅速，一方面，自有资本的不足急需借贷业务的展开；另一方面，钱庄、帐局等早期金融组织和民政局的创办又为票号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日升昌票号是中国最早的一家票号，它成立于清道光三年，前身为西裕成颜料庄，总号设在山西平遥西大街，分号达35处之多，遍布全国各大中城市。

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山西商人纷纷效仿设立或改营票号，在山西票号内部，还出现了平遥、祁县、太谷三大帮。

二、晋商与山西票号的产生
票号之所以为山西首创与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经营经验，所积累的商业资本和信誉基础密切相关，因为商业资本的高度积累和广泛的信誉度是金融资本孽生的必备条件。

晋商贸易活动的发展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和商业资本的高度集中，为票号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资本基础；同时晋商崇尚儒家思想、讲求信誉，也为票号创造了良好的信用文化环境。

晋商的发展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初创期，从明初开中法的实施到明中叶;第二阶段为成长期，从明中叶折色法的实施开始至清道光初年;第三阶段为巅峰时期，即从票号的创立到清末民初;第四阶段为衰退期，民国初年至1949年前。

因此，研究票号的产生首先需要了解晋商此前的发展历史。

（一）票号产生前的晋商发展概述
明朝政府为抵抗外族侵略，巩固政权，设防“九边”，所需粮草、布匹等军用物资，需要商人从内地贩运，为了刺激商人供应军需的积极性，推行了“开中制”（“召商输粮而与之盐”）。

山西毗邻北方边镇，是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物资交流的要冲，凭借这一地理优势，晋商抓住这一契机，成为集粮商、盐商、布商于一身，在开中制实施过程中兴起于商界。

“开中制”实行到明朝中叶，弊端丛生，非法盐引泛滥，严重扰乱了盐业市场，于是开中纳粮改为开中纳银（折色制），即商人不用再到北部边镇纳粮换盐引，而是在内地就可以通过纳银换取盐引。

这一政策的改变使晋商的地理优势消失，损失严重，为适应形势，晋商适时转变了经营战略，逐渐有盐业边商转为内商，并开始涉足丝绸、绵布、粮食、颜料、茶叶、绒货、煤炭、铁货、药材等多个行业，并把经营范围向全国各地扩展，逐渐形成了“行帮”、“朋合”、“伙计”等组织形式。

“折色制”的推行还促成了“旅蒙商”的出现，凭借良好的信用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晋商实力日益增强，成为了蒙汉互市的推动者，同时也迅速实现了资本的积累，为清初晋商在蒙古的贸易创造了条件。

入清以后，晋商在明代的基础上取得了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山西的清政府对蒙古地区的开放，晋商成为旅蒙商的主力军。

二、垄断了恰克图国际贸易，使中俄边境贸易大力拓展。

三、经营范围和项目进一步扩大，地方性和全国性市场逐渐形成，国
内地区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同时还开始对俄国、日本和中亚等国际贸易。

四、商人的集团性进一步加强，山西商人会馆在全国各主要工商城市建立，同时总分号制、股份制等治理模式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

（二）晋商票号兴起的原因
关于晋商票号兴起的原因，学界从自然演变、劳动分工、经营条件的转变等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

我认为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
（1）明末清初，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资金产生大量需求，工商业开始出现自有资本和生产经营资本不平衡的矛盾，为解决这一困境，企业之间互相以商品形态提供信用，产生了商业信用，但这只能解决企业暂时的资本需求，并不能够增加工商业资本的总量，产生了对货币资金的需要，因此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

为克服这一局限，清雍正乾隆之际，产生了经营工商业存放款业务的帐局，又为票号经营提供了经验。

（2）银两与铜钱并行的金属货币制度是催生票号业的最主要动力。

自明朝后期，中国一直实行银两与铜钱的复本位制。

商民间小额交易，使用铜钱；完粮纳税、长途贩运，多使用。

银两与铜钱为金属货币，携带不便，尤其是大批量的转运贸易，所需白银数额巨大。

山西票号未创办前，行商多选用以下三条途径采购货物：一、自行携带现银；二、雇佣镖局运送现银；三、经相熟商号开具汇票，到购货地提用现银购货。

自带现银，仅限于小额贩运贸易、安全系数低，并不能满足大行商的需要。

雇佣镖局，虽然安全有一定保证，但是随着国内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货币流通两大增，采用此法，费时耗力而且成本很高，大大降低了资本的利用效率，因此工商业对票号的产生提出了客观要求。

而第三种途径通过某些商号兼营汇兑以规避运送现银之风险非常值得注意，因为专营汇兑的票号业就是在此基础上不断衍变发展起来的。

（3）民信局的在嘉道年间的产生，结束了民间书信不通的历史，为商民通讯提供了便利。

民信局由浙江宁波商人创办，采取总分号制，总分号之间实行委托代理，形成了覆盖全国主要工商业城镇的邮递网络，为票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汇兑业务必要的物质条件。

（4）早期金融组织如账局、钱庄的出现为山西票号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钱庄最初经营货币兑换业务，后来发展到存放款和汇兑业务，由于其资本金少、规模小，因此其客户主要为小商贩，很少放款给大商号。

账局的主要业务为存放款，其主要服务对象为工商铺户，但由于它一般在一地设立，很少有分号，因此并不具备汇兑条件。

晋商正是捕捉到这一商机，凭借其雄厚的资本积累、广泛的信誉度、兼营汇票的经验，吸收钱庄和账局的经营经验克服了钱庄和票据的局限性，建立了首家山西票号“日升昌”。

三、山西票号的营业内容和发展阶段
（一）山西票号的营业内容
山西票号主要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

汇兑主要包括同业对交、迟票、兑条、信汇、汇票、电汇六种形式。

存款分为往来存款和定期存款两种：前者为商家浮存，临时定日利，利率随市场而变，但要比市面利率略低。

后者分按月定期和一年定期。

放款分为信用放款和抵押放款两种，但是票号放款大部分都是信用放款。

票号的具体业务活动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对商号钱庄放款；汇兑京协饷、海防经费、铁路经费、河工经费、赈款、庚子赔款、四国借款；借垫款给各省及税关；为近代企业收存股款、代招股金等。

（二）山西票号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1823—1861年，为晋商票号的产生与发展阶段。

1823年左右，平遥人雷履泰将其颜料庄改组为日升昌票号，成为全国首家统营存、放、汇兑业务的金融商号。

1827年左右，介休侯氏聘用原日升昌副经理毛鸿翙将在平遥城经营多年的5个商号改营为票号，组成了著名的“蔚字五联号”，分别是蔚泰厚、蔚丰厚、天成亨、蔚盛长和新泰厚。

它们初步形成了中
国票号中最早的平遥帮票号。

同年，祁县合盛元茶庄改为票号，继有大德通票号，为祁县帮票号。

太谷志成信绸缎杂货庄改成票号，再加上协成乾等构成了太谷帮票号。

到19世纪60年代，三帮共有票号14家，分号27家。

这段时期票号的主要特征：票号总家数在15家以内，业务重心集中于北方，以京师为中心，以内陆商埠为重心，主要为工商铺户提供金融服务。

1862—1893年为票号发展的繁荣期。

咸丰年间由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影响，商业十分不景气，票号的发展受挫，但这场战争也使得清政府的京协饷解运受到影响，票号自同治元年（1862年）开始承担了汇兑政府公款的业务。

“五口通商”之后，国内外贸易量迅速增加，晋商票号的业务量和数量也进一步增加，为顺应日益扩大的贸易需求，晋商票号在全国主要贸易重镇都设置分号，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汇兑网。

同时，晋商票号所从事的金融业务既有国内的南帮票号和钱庄的竞争合作，也有来自外商银行的挑战。

1894—1911年是晋商票号发展的极盛和危机期。

此阶段的晋商票号在国内的总号数和分号设立基本定型。

“极盛”主要表现在票号汇兑官款业务的急剧膨胀和红利的快速增长，并且这个时期，晋商票号还在国外设立票号。

“危机”主要表现在：1.受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进京等战争影响，晋商票号业务受到沉重打击；2.外商银行在中国设立的分行逐渐增多，其先进的技术和金融组织方式，对票号形成了有力的竞争。

3.官办银行纷纷创办，以及部分钱庄涉足了汇兑业务，承揽官款的竞争愈来愈激烈，这些对晋商票号业务也都形成了沉重打击。

1911年10月至1921年，为晋商票号的衰败期。

这一时期影响晋商票号的主要因素是由于辛亥革命带来的政权更迭而产生的信用危机，晋商票号历来靠信用所放公私款项皆难以收回，同时各地票号又遭遇挤兑风潮，再加上由于战争，各地治安环境日益恶化，上匪蜂起，晋商票号的金银财物损失惨重，晋商票号遭受打击，纷纷宣告倒闭破产。

之后，虽有有识之士试图将晋商票号改组为银行，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

至此，晋商票号退出了历史舞台。

四、山西票号的成功经验
（一）金融创新
从金融业务来看：（1）结算方式的创新。

票号的出现之后，将汇票由兼营推向专营，使中国的货币结算制度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前由以运送现银为主的结算方式逐渐过渡到以汇兑为主的结算方式。

（2）票据贴现。

票号的汇票分即票和期票两种。

对于未到期的汇票可以提前支取，但要交付一定的费用。

这一制度的运用，不仅为工商企业提供了方便，而且为金融企业提供了生利门径。

（3）代办业务的开发。

票号的代办业务有代收货款、代垫捐纳、代垫税款、代发债券等。

(4)“掉期”业务。

票号业务中有“贴咱”、“贴伊”之分，就是为解决因各地白银成色和平祛不同，付款地不同的汇票在交易中出现的价格差异，汇兑行市围绕两地白银的平价，根据银根松紧，在平价加减汇费的范围内浮动。

（5）清算制度。

晋商票号间的清算为系统内清算，即票号各地分支机构相互之间在一定时间内发生的汇差，以“月清年结”向总号报账，总号收到报来的清账，核对无误后，将月清收汇和交汇差额分别一记入各分号与总号的往来账。

收大于交，差额为分号收存总号款项数；交大于收，差额为总号短欠分号款项数，互不计息，全号实行统一核算。

这是现代银行清算相互轧差办法之源。

从金融工具来看，信用工具的不断创新，票据流通在财富转移中代替金属货币。

这些信用工具有凭贴、兑贴、上贴、上票、期票、汇票、兑条和旅行支票等。

（二）制度创新
（1）两权分离制度，开创了中国式的委托代理制度。

票号的东家作为出资人将票号的经营管理权全权委托给经理人（大掌柜），由其全面负责票号的经营与业务，包括资本、人事和经营方针。

财东有扩充业务、人员赏罚和红利分配的裁定权，但不干预日常经营，只是等每个账期大掌柜向其汇报。

财东对票号负有无限责任，经理人对非人力所能制止而造成的
经济损失不负有赔偿责任。

（2）总分号制，克服了以前金融业由于未实行总分号制度而一直无法开展汇兑业务的局限。

纵向来看，总分号之间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总号掌握分号的设置权、人事的任免权、资金的调度权和红利的分配权；各分号只有业务经营权、资金运用权和人事的管理权。

横向来看，各分号在总号的统筹全局之下，实行“酌盈济需，抽疲转快”的方法，相互接济，灵活调度资金。

（3）人力资本股份制度。

山西票号的股份分为“银股”和“身股”。

“银股“是指出资的财东所占的股份，“身股”即顶身股，商号的主要职工，从大掌柜到业务骨干，都可以由财东按其职责、能力高低和贡献大小，授予一定的股份，并在财务年度结算时与财东的资本股一起参与利润分红。

这样就使经经理人和职工将自身利益同票号利益挂钩，形成一种特殊的激励机制，有效防范了经理和职工在经营中的道德风险。

（三）风险防范
（1）资本充足率制度。

票号的资本分为“正本”和“副本”两类，正本是股东的合约投资，不计股息，只分红利。

副本也叫“护本”，起保护股本的作用，为确保资本充足率而设置。

“护本”有两个来源：第一是在账期分红后，按股东股份比例提交一部分红利留在企业参加周转使用；第二由于票号的东家实行的是无限责任制，因此东家的存款也是护本。

此外，为了保证资本充足率，还有厚成和公座厚利的规定。

厚成即在年终结算时，将应收账款、现存资产乘以一定折扣，使企业实际资产超过账面资产。

公座厚利是在账期分红时,在财东银股和职工身股未分配之前先提取利润的一部分作为“公座”，以便“厚利”相当于公积金。

（2）建立风险基金。

银行资本在经营活动中常常会遇到各种不同风险，发生亏赔倒账问题。

为了防患于未然，设立了“预提倒款，严防空底”制度。

“预提倒款”即从利润中提留风险基金，一旦发生意外损失，即从风险基金中补偿，把风险减少到最低点。

（3）汇票防伪技术。

为了保证汇票的真实，票号采用防伪印刷、专人书写、密押制等方式防止发生假票冒领款。

票号统一由总号印制有暗记的“会票”，内加“水印”。

汇票由专人书写，预留备案，各号收到汇票，与预留字迹核对无误后方可付款。

“汉字密押”是票号防伪措施中最重要的一种防伪措施。

各家票号都会分别编制一些文字作为暗号来代表汇款金额、数量和签发日期等。

这些暗号汇款人、持票人是无法知道的，只有票号内部专人才能辨别真假。

（4）严格的人才选拔和培养制度。

票号在雇佣的员工必须为山西本地人并且必须有家境殷实的人做铺保，如果被保证人有越轨行为，保证人需负完全责任。

票号所用员工大部分都需要经历长时间学习实践。

票号学徒要成长为正式员工，需进行三年的学徒训练，通过考核之后，再派往分号进行七年的班期锻炼，再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使用。

晋商票号除了注重学徒的业务能力外，尤其注重学徒道德情操方面的培养教育。

五、山西票号失败的原因
清末以后，山西票号日趋衰败，究其原因，既有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然而导致其衰败的主要原因还是其自身的局限性。

（一）外部原因
（1）战争的摧残。

山西票号处在一个内忧外患的社会中，发展过程中，先后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义和团运动、捻军起义、第二次鸦片战、辛亥革命、军阀混战等重大政治军事事变，每一次战争，都出现了工商业倒闭，票号坏账增加，严重影响了票号正常业务的开展。

帝国主义的每一次侵华战争，都严重摧残了中国的工商业，再加上辛亥革命和袁世凯的二月兵变，使工商业又一次遭受损失，在变乱中出现了挤兑风潮，战争的影响也使晋商资本家的经济实力空虚，无力支付存款，发放的贷款也无法收回，最终大多数票号因为无法应对挤兑而破产倒闭。

（2）封建统治阶级的盘剥。

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密切，中后期发展到成为清政府捐纳军饷、汇兑公款、筹措汇兑外债的办事机构，成为清政府的财政支柱，清政府遭遇财政危机，经常利用票号，主要表现为：一、指定山西绅商、票号捐输，名为捐输，实为勒派。

二、大肆借款。

1911年12月，仅度支部欠在京各票号的款项就达七百余万两。

太谷某票号有200一300万两白银贷给清朝官吏无法收回。

（3）外资和新新兴银行的排挤。

一方面，甲午战争后外商银行大量涌入，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深入，外资银行经营的地域和业务都快速扩展，挤占了晋商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国内现代银行也越来越多，他们凭借拥有的特权和雄厚的资本，掌握着借贷市场的利率控制权，并几乎从官款汇兑领域将票号排挤出去，成为票号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二）内部原因
（1）过于依赖清政府，丧失了自身独立性。

山西票号最初是由商业活动中分离出来的金融机构，在汇兑京协饷之后，票号与清政府的来往日益密切，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但在繁荣的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危机。

公款存入票号，并不付予利息，且在交付之一前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因此票号从中获利很大，以致晋商票号后期只对官府和巨商开放，不与中小工商业来往。

从19世纪50年代以后，其业务蜕变为汇兑和垫借公款为主，对普通商人和百姓的汇兑已不屑一顾，甚至规定500两以下概不办理汇兑。

战争爆发之后，随着清政府的灭亡，票号也遭受了灭顶之灾。

（2）票号发展后期不能适应环境变迁，制度僵化，缺乏创新，是其走向衰亡的最根本原因。

这主要表现在：
1.内部治理结构。

顶身股制度在票号创立之初效率非常高，然而随着时间变化，票号内部身股与银股的比率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大多数票号股权结构中身股的比重己普遍超过了银股。

票号股东对票号负有无限责任，而身股的拥有者参与分红，却不承担亏损责任。

因此随着股权结构的变迁，票号的产权结构也开始变得模糊，以前对于身股所有者的约束激励机制不再存在。

身股拥有者的经理阶层必然极力追逐资本的利润而无视财东等银股拥有者对资本安全的考虑，该制度也就丧失了原有的制度效率。

此外，票号的总经理拥有绝对的权利，但却很少到分号进行考察，因此无法及时掌握市场的动向；分号的经理经验丰富，能够迅速捕捉市场信息，因此，很容易造成总分号经理因为信息不对称，而使一些对票号有力的制度变革不能实现。

2.经营方式方面。

票号主要经营信用放款，这在社会环境封闭稳定的情况下能够获得更多业务，扩大其经营规模，提高盈利水平。

但是在内忧外患、时局动荡、战争频繁时期，仍然坚持这种制度，会使信用风险急剧增加。

票号的信用放款制度未能及时进行改革，而且，到后期，票号扩大了放款规模，很多票号的放款金额超过了存款金额，最终使在清末的政治、经济危机中“倒帐”损失越来越大，票号的实力也日渐衰弱。

3.经营思想上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不能高瞻远瞩，在大变革时代拒绝改革，终被时代抛弃。

例如：在外国银行来华之后，尤其是在遭遇到中国官商银行的市场竞争之后，部分分号经理由于实践经验丰富，深切体会到竞争压力，因此激励劝导总号经理，实行制度创新、向股份制现代银行转变的。

但却由于总号经理思想保守僵化，出于对新事物的顾忌和不确定性，坚决反对，最终错失了制度创新的最佳机会。

此外，在信息传递方面，票号最初采用票汇的形式，认票不认人，后来为适应顾客的需求，又增加了信汇，其主要服务对象是与票号熟悉的官商大贾。

1879年，李鸿章招用丹麦人试办天津、大沽间电报，官营电报局随之而生。

对于该项技术，晋商票号更是采取了抵制的态度。

但是无论怎样电汇是最先进的汇兑手段是无可争议的，外资银行已普遍使用，票汇、信汇这些传统手段的便捷性已远不及电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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