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票号的发展研究

晋商票号的发展

摘要：票号，又称为票庄或汇兑庄，是以埠际汇兑为主营业务，兼营存、放款等业务的信用机构，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衰败于辛亥革命之后，由于最初为山西人经营，故称为山西票号。票号的出现，是晋商发展的巅峰阶段，也是晋商商业贸易活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的产生，标志着近代金融业的三大基本业务（存款、贷款、汇兑）己在中国传统社会初现。山西票号曾有“汇通天下”的美誉，不仅方便了货币流通，推动了当时工商业的发展，而且对我国金融的发展和近代银行的兴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引言

票号是我国旧式的信用机构，是继钱庄之后，由商业中分离出来的一种金融组织。据中国货币史料记载，中国早期的信用机构——典当业出现在南北朝时期，明代嘉靖年间产生了钱庄、银号这类货币兑换机构，到了18世纪初出现了帐局。19世纪初，由于民信局的出现使异地汇兑成为可能。明清时期工商业发展迅速，一方面，自有资本的不足急需借贷业务的展开；另一方面，钱庄、帐局等早期金融组织和民政局的创办又为票号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日升昌票号是中国最早的一家票号，它成立于清道光三年，前身为西裕成颜料庄，总号设在山西平遥西大街，分号达35处之多，遍布全国各大中城市。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山西商人纷纷效仿设立或改营票号，在山西票号内部，还出现了平遥、祁县、太谷三大帮。

二、晋商与山西票号的产生

票号之所以为山西首创与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经营经验，所积累的商业资本和信誉基础密切相关，因为商业资本的高度积累和广泛的信誉度是金融资本孽生的必备条件。晋商贸易活动的发展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和商业资本的高度集中，为票号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资本基础；同时晋商崇尚儒家思想、讲求信誉，也为票号创造了良好的信用文化环境。晋商的发展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初创期，从明初开中法的实施到明中叶;第二阶段为成长期，从明中叶折色法的实施开始至清道光初年;第三阶段为巅峰时期，即从票号的创立到清末民初;第四阶段为衰退期，民国初年至1949年前。因此，研究票号的产生首先需要了解晋商此前的发展历史。

（一）票号产生前的晋商发展概述

明朝政府为抵抗外族侵略，巩固政权，设防“九边”，所需粮草、布匹等军用物资，需要商人从内地贩运，为了刺激商人供应军需的积极性，推行了“开中制”（“召商输粮而与之盐”）。山西毗邻北方边镇，是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物资交流的要冲，凭借这一地理优势，晋商抓住这一契机，成为集粮商、盐商、布商于一身，在开中制实施过程中兴起于商界。

“开中制”实行到明朝中叶，弊端丛生，非法盐引泛滥，严重扰乱了盐业市场，于是开中纳粮改为开中纳银（折色制），即商人不用再到北部边镇纳粮换盐引，而是在内地就可以通过纳银换取盐引。这一政策的改变使晋商的地理优势消失，损失严重，为适应形势，晋商适时转变了经营战略，逐渐有盐业边商转为内商，并开始涉足丝绸、绵布、粮食、颜料、茶叶、绒货、煤炭、铁货、药材等多个行业，并把经营范围向全国各地扩展，逐渐形成了“行帮”、“朋合”、“伙计”等组织形式。

“折色制”的推行还促成了“旅蒙商”的出现，凭借良好的信用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晋商实力日益增强，成为了蒙汉互市的推动者，同时也迅速实现了资本的积累，为清初晋商在蒙古的贸易创造了条件。

入清以后，晋商在明代的基础上取得了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山西的清政府对蒙古地区的开放，晋商成为旅蒙商的主力军。二、垄断了恰克图国际贸易，使中俄边境贸易大力拓展。三、经营范围和项目进一步扩大，地方性和全国性市场逐渐形成，国

内地区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同时还开始对俄国、日本和中亚等国际贸易。四、商人的集团性进一步加强，山西商人会馆在全国各主要工商城市建立，同时总分号制、股份制等治理模式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

（二）晋商票号兴起的原因

关于晋商票号兴起的原因，学界从自然演变、劳动分工、经营条件的转变等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我认为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

（1）明末清初，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资金产生大量需求，工商业开始出现自有资本和生产经营资本不平衡的矛盾，为解决这一困境，企业之间互相以商品形态提供信用，产生了商业信用，但这只能解决企业暂时的资本需求，并不能够增加工商业资本的总量，产生了对货币资金的需要，因此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为克服这一局限，清雍正乾隆之际，产生了经营工商业存放款业务的帐局，又为票号经营提供了经验。

（2）银两与铜钱并行的金属货币制度是催生票号业的最主要动力。自明朝后期，中国一直实行银两与铜钱的复本位制。商民间小额交易，使用铜钱；完粮纳税、长途贩运，多使用。银两与铜钱为金属货币，携带不便，尤其是大批量的转运贸易，所需白银数额巨大。山西票号未创办前，行商多选用以下三条途径采购货物：一、自行携带现银；二、雇佣镖局运送现银；三、经相熟商号开具汇票，到购货地提用现银购货。自带现银，仅限于小额贩运贸易、安全系数低，并不能满足大行商的需要。雇佣镖局，虽然安全有一定保证，但是随着国内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货币流通两大增，采用此法，费时耗力而且成本很高，大大降低了资本的利用效率，因此工商业对票号的产生提出了客观要求。而第三种途径通过某些商号兼营汇兑以规避运送现银之风险非常值得注意，因为专营汇兑的票号业就是在此基础上不断衍变发展起来的。

（3）民信局的在嘉道年间的产生，结束了民间书信不通的历史，为商民通讯提供了便利。民信局由浙江宁波商人创办，采取总分号制，总分号之间实行委托代理，形成了覆盖全国主要工商业城镇的邮递网络，为票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汇兑业务必要的物质条件。

（4）早期金融组织如账局、钱庄的出现为山西票号的产生创造了条件。钱庄最初经营货币兑换业务，后来发展到存放款和汇兑业务，由于其资本金少、规模小，因此其客户主要为小商贩，很少放款给大商号。账局的主要业务为存放款，其主要服务对象为工商铺户，但由于它一般在一地设立，很少有分号，因此并不具备汇兑条件。晋商正是捕捉到这一商机，凭借其雄厚的资本积累、广泛的信誉度、兼营汇票的经验，吸收钱庄和账局的经营经验克服了钱庄和票据的局限性，建立了首家山西票号“日升昌”。

三、山西票号的营业内容和发展阶段

（一）山西票号的营业内容

山西票号主要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汇兑主要包括同业对交、迟票、兑条、信汇、汇票、电汇六种形式。存款分为往来存款和定期存款两种：前者为商家浮存，临时定日利，利率随市场而变，但要比市面利率略低。后者分按月定期和一年定期。放款分为信用放款和抵押放款两种，但是票号放款大部分都是信用放款。

票号的具体业务活动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对商号钱庄放款；汇兑京协饷、海防经费、铁路经费、河工经费、赈款、庚子赔款、四国借款；借垫款给各省及税关；为近代企业收存股款、代招股金等。

（二）山西票号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1823—1861年，为晋商票号的产生与发展阶段。1823年左右，平遥人雷履泰将其颜料庄改组为日升昌票号，成为全国首家统营存、放、汇兑业务的金融商号。1827年左右，介休侯氏聘用原日升昌副经理毛鸿翙将在平遥城经营多年的5个商号改营为票号，组成了著名的“蔚字五联号”，分别是蔚泰厚、蔚丰厚、天成亨、蔚盛长和新泰厚。它们初步形成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