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OECD国家高校科技创新体系的基本要素的比较研究(

主要OECD国家高校科技创新体系的基本要素的比较研究
摘要：高等教育系统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她发挥着知识供给、创新和传播的核心作用。

以OECD国家为研究对象，从研究经费、科技人力资源、基础研究以及专利与应用研究等几个基本要素出发考察了主要OECD国家中高校发挥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播职能机制的特征。

得出四点启示，一是高校研究经费的非公共化的影响；二是“20-24岁”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对知识传播的指示作用，三是美国式大学主导的基础研究模式的优越性，四是专利法对科技创新传播的作用。

关键词：国家创新体系，高校，OECD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技术进步取代劳动和资本投入，正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目前，研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本上有两种途径：一是在索洛（Solow）的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测算方法，用来研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二是技术创新理论，主要研究技术进步长入经济增长过程之中的内在机制。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作为后者的一种主流分析方法，也开始得到更多的重视[1]、[2]。

高等教育系统（在下文中我们将简称其为“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她发挥着知识供给、创新和传播的核心作用。

由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不仅拥有众多的科技发达的成员国，而且还将“科学与创新”（Science and Innovation）作为其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同时还提供专业的具有较高可比性的“教育与培训”（Education and Training），“科学、技术与专利”（Science, Technology and Patents）等方面的统计数据。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着重比较OCED成员国高校科技创新体系的几个基本方面，为较全面地认识典型发达国家高校科技创新体系特征、提出改进我国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可行的建议奠定一定的基础。

1. 研究经费
毋庸置疑，研究经费对于高校来说是“营养的血液”，是发挥其知识创新与传播作用的基础。

以往的观点都容易直观地认为高校从国家或地方政府，以及公共事业机构获得的研究经费越多就越能促进高校的科研活动，越能发挥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知识创新作用。

从OECD国家的数据分析中，我们发现，合理地调节研究经费的来源比例，不仅可以强化高校的知识创新能力的作用，还可以大大促进高校的知识传播作用。

大量的相关研究显示，很多OECD国家中的高校自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面临公共研究经费越来越紧张的问题。

科亨（Cohen）等人1998年的研究[3]中显示，在数据可比的基础上，美国政府为高校中的全职科研工作者提供的联邦科研基金在1979年至1991年期间减少了9.4%，斯卢特和里萨（Slaughter和Leslie）在1997年的研究中[4]也指出，美国州政府为高校提供的经费支持在高校总收入中的比例也从1980年的将近46%减少到了1991年的略高于40%，联邦政府的经费支持比例在同期也从12.8%减少到了10%。

此外，英国和澳大利亚也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减少了政府对于高校的研究经费支持。

我们从OECD提供的“2001年科学与技术统计”数据库（Bas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atistics (BSTS) - 2001 edition）[5]中也可以观察到这一现象，在这里，我们给出了法国1994~1999的详细数据（见
表1）。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各项的经费来源支持的绝对金额都呈明显的上升趋势，这与90年来以来高校逐年的知识创新能力增长的趋势是完全吻合的，而其中“政府直接资助”与“政府来源小计”两项在高校经费来源合计中所占的比例均呈逐年下降趋势，对于这一点的解释，与此有关的研究都得出较为相近的结论，高校公共研究经费的缓慢增长对发挥高校的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播作用都是有促进的。

因为这样加剧了高校对于研究经费的竞争，在持续的研究支出的压力下，一方面高校在研究创新上会变得更加积极，促进了高校的创新能力和效率；另一方面，在争取新的经费来源的时候也往往会更多的考虑企业的需要，这就加强了高校和企业的联系，增强了其知识传播的能力和效果，是高校的基础研究更快高有效的转换为带动区域甚至国家经济增长的科技因素，因此而提高了整个国家创新体系的效率。

2. 科技人力资源
高校，本质上说是通过两类人员实现其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播的职能的，一是为其工作的科学技术人才；二是其培养的科学技术人才。

人力资源是实现这个机制的基础。

因此，研究在高等教育系统内科学技术人力资源的结构与特点，对揭示高校科技创新体系的特征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1 高等教育系统中受教育人员构成特征
加格（Geiger）1986年[6]、格拉汉姆和戴蒙（Graham与Diamond）1997年的研究[7]中都指出在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接受教育的18至22岁的人口比例在1900年至1945年的整个阶段中都明显高于欧洲国家，直到20世纪60年代，欧洲国家的这一比例才刚刚超过10%，而此时美国的比例已经达到了50%。

这一比例上的差异继也间接地反映了美国与欧洲全民受教育程度方面的差异，从历史角度来看，这种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两者在科技创新领域发展速度和成就的差异——美国成为当今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而欧洲却丧失了文艺复兴运动为其带来的科技领先地位。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系统中受教育人员的结构特征，对高校发挥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效率和效果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我们进一步研究了OECD提供的最新的受教育人员资料，以期从中观察类似的现象，探究其对国家创新体系促进作用的原因和机制。

（OECD Education Online Database）以及“2004我们分别在OECD的“在线的教育数据库”
年劳动力统计数据”(OECD Labour Market Statistics,2004)[8]检索了主要OECD国家中“20至24岁之间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和“国家的总人口”数据，计算了1993年至2001年期间各国的比例关系，得到表2。

表1 法国高校研究经费来源简表
单位：百万美元
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1999年金额比例金额比例金额比例金额比例金额比例金额比例商业企业
136.6 0.032 152.2 0.033 149.4 0.032 147.3 0.030 167.4 0.034 173.5 0.034 Business enterprise
政府直接资助
2 017.1 0.466 2 100.2 0.460 2 121.5 0.45
3 2 213.7 0.458 2 136.0 0.428 2 140.1 0.422 Direct government
高校教育基金
1 953.6 0.451
2 032.6 0.446 2 096.5 0.447 2 175.1 0.450 2 297.8 0.461 2 346.2 0.46
3 General university funds
政府来源小计
3 970.7 0.917
4 132.8 0.906 4 218.0 0.900 4 388.9 0.908 4 433.8 0.889 4 486.3 0.88
5 Sub-total government
（以上两项合计）
高校自筹
109.2 0.025 182.4 0.040 179.9 0.038 174.6 0.036 224.6 0.045 263.3 0.052 Higher education
私人的非盈利性组织
15.9 0.004 22.1 0.005 24.7 0.005 16.2 0.003 18.6 0.004 14.8 0.003 Private non-profit
海外基金
98.5 0.023 71.5 0.016 115.4 0.025 106.7 0.022 141.9 0.028 130.0 0.026 Funds from abroad
合计
4 330.6 1.000 4 561.1 1.000 4 687.4 1.000 4 833.
5 1.000 4 986.3 1.000 5 067.9 1.000 Total
资料来自于OECD的“2001年科学与技术统计”数据库（Bas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atistics (BSTS) - 2001 edition）[5]
1
表2 主要OECD国家中20至24岁之间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员情况
1993年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Australia 20至24岁之间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272597 276662.76 282543 288870 293445 293446 291471 294275 306923 澳大利亚国家总人口（千人）1430.1 1433.5 1409.8 1377.3 1355.1 1345.7 1288.9 1282.1 1295.2 比例0.191 0.193 0.200 0.210 0.217 0.218 0.226 0.230 0.237 Austria 20至24岁之间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85640 85640 93139 101834 97380 98032 101479 94189 96371 奥地利国家总人口（千人）588.3 560.2 532.8 507.6 487.9 475.9 471.4 477.7 比例0.146 0.166 0.191 0.192 0.201 0.213 0.200 0.202 Canada 20至24岁之间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603232 663822 627838 633285 492303 512244 570111.61 565187.46 加拿大国家总人口（千人）2007.8 1986.6 1971.3 1965.7 1980.5 1997.2 2018.4 2038.9 2063.4 比例0.300 0.334 0.318 0.322 0.246 0.254 0.280 0.274 Denmark 20至24岁之间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73471 74995 76099 77421 78454 77975 78685 79026 78996 丹麦国家总人口（千人）366.9 360.39 372.87 354.15 354.24 334.58 321.99 332.86 311.2 比例0.200 0.208 0.204 0.219 0.221 0.233 0.244 0.237 0.254 Finland 20至24岁之间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82983 87022 88165 91316 96709 111202 118460 124425 126581 芬兰国家总人口（千人）312 304 304 308 314 322 327 328 326 比例0.266 0.286 0.290 0.296 0.308 0.345 0.362 0.379 0.388 France 20至24岁之间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1160709 1183106 1196714 1159060 1140286 1123128 1129035 1143213 法国国家总人口（千人）4143.82 4086.29 3964.45 3806.6 3680.63 3571.85 3543.07 3597.89 3745.1 比例0.284 0.298 0.314 0.315 0.319 0.317 0.314 0.305 Germany 20至24岁之间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902470 856523 844119 815230 804074 800517.35 819613.7 843840 887966 德国国家总人口（千人）5351 5190 4788 4570 4419 4361 4187 4243 4361 比例0.169 0.165 0.176 0.178 0.182 0.184 0.196 0.199 0.204 Italy 20至24岁之间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1021277.6 944159 916168 885861 意大利国家总人口（千人）4389 4363 4319 4264 4173 4052 3899 3720.58 3551.1 比例0.252 0.242 0.246 0.249 Japan 20至24岁之间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87406 89907 82412 72423
日本国家总人口（千人）9770 9940 9990 9880 9620 9320 8970 8650 8340 比例0.009 0.009 0.009 0.008
1
Korea 20至24岁之间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1078221 1078863 1093443 1146806 1456026 1482832 1600606 1686293 韩国国家总人口（千人）3732 3693 3647 3551 3396 3280 3183 3192 3250 比例0.289 0.292 0.300 0.323 0.444 0.466 0.501 0.519 Netherlands 20至24岁之间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275244 270684 264256 255198 249196 254116 260044 264944 荷兰国家总人口（千人）1232 1186 1112 1040 997 962 950 941 959 比例0.232 0.243 0.254 0.256 0.259 0.267 0.276 0.276 New Zealand 20至24岁之间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62362 58708 57316 59044 56023 56784 57186 59351 新西兰国家总人口（千人）280.6 281.5 279.1 273.5 267.4 260.9 256.2 253.9 256.7 比例0.222 0.210 0.210 0.221 0.215 0.222 0.225 0.231 Norway 20至24岁之间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84835 83164 86344 88270 87424 87287 86319 79119 挪威国家总人口（千人）331 324 315 304 291 284 278 275 272 比例0.262 0.264 0.284 0.303 0.308 0.314 0.314 0.291 Spain 20至24岁之间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668545 749985 767734 846103 900108 942715 970624 993307 964338 西班牙国家总人口（千人）3274.1 3290.5 3306.2 3318.2 3309.9 3282.5 3235.1 3181.1 3102.5 比例0.204 0.228 0.232 0.255 0.272 0.287 0.300 0.312 0.311 Sweden 20至24岁之间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90156 98767 108068 115660 121348 122121 137862 139440 142078 瑞典国家总人口（千人）580.5 580.9 582.6 573 556.5 538.7 524.3 516.5 514.5 比例0.155 0.170 0.185 0.202 0.218 0.227 0.263 0.270 0.276 United Kingdom 20至24岁之间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567670.57 616093.94 658184.25 650449.78 642734 647762.98 679418.74 678758.21 702627.46 英国国家总人口（千人）4242 4092.57 3946.07 3774.42 3599.67 3477.58 3443.61 3472.53 3547 比例0.134 0.151 0.167 0.172 0.179 0.186 0.197 0.195 0.198 United States 20至24岁之间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5121009 4956729 4922970 4782292 4641784 5043407.3 4643763.3 4993214.6 5477885.8 美国国家总人口（千人）18642 18353 17864 17409 17442 17594 17968 18312 18877 比例0.275 0.270 0.276 0.275 0.266 0.287 0.258 0.273 0.290
1. 资料来自于“2004年劳动力统计数据”(OECD Labour Market Statistics,2004) [8]以及OECD“在线的教育数据库”（OECD Education Online Database）[9]
2. 在教育数据库中的检索条件为：Level of education=Total tertiary education；Type of programme =All educational programmes；Intensity of participation=Full-time and part-time；
Sex=Total males+females；Age=20-24 years；
3. 在劳动力统计数据中的检索条件为：Sex=M&W；Age group=20 to 24；Series=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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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韩国、美国、加拿大、西班牙、瑞典、挪威、法国以及芬兰的“20-24岁”的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都比较高，各年的比例都基本维持在30%左右，特别是韩国，在2000年以后，均超过了50%；而英国和德国的这一比例却明显偏低，勉强维持在20%的水平上；此外，日本的数据可能由于统计口径或者方法上的原因，明显偏离正常值，没有参考价值。

这个比例固然会受到各国不同的教育制度和人口构成结构等社会因素的影响，总的来说，这些数据提供的信息基本上是于20世纪末期各国的科技发展和进步水平吻合的。

这同时也说明，以这一指标来考察一国的高校在其国家创新体系的作用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那么，为何这一比例能影响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作用呢？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20至24岁的人群相对其他年龄段具有更高的创造力，能为高校带来知识创新的更多方向和可能；第二，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的年龄越低，其在未来为科技创新体系贡献知识和技能的年限就越长，绝对数量也应该越大，这对国家整体的科技进步是有促进作用的；第三，20至24岁的人群在接受基本的高等教育以后，继续深造的可能性更大，这就会进一步提高国民的受教育水平；第四，20至24岁的人群在就业以后的流动性相对更高，这也可以有助于高校的知识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传播。

但是以上仅是我们的直观判断，仍需要进一步的数据及研究的支持。

2.2 企业与高校之间在科技人力资源方面的联系
OECD在2002年的一份有关“科学与工业部门联系”（Science-Industry Relationship）的研究报告[10]中还比较了奥地利、比利时、芬兰、德国、爱尔兰、意大利、瑞典、英国以及美国等国中高校与企业之间的人力资源流动性以及联系。

在“由高校研究人员为企业提供的研发咨询支持”这一指标上，奥地利、德国、英国、美国、日本都高于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而比利时、芬兰、爱尔兰和意大利却明显偏低。

此外，高校研究人员转聘到企业部门，也是高校和企业之间知识传播的一条重要的潜在途径，比利时、芬兰、德国、瑞典、英国和美国在这一指标上明显高于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

我们从以上的数据中可以看到，企业与高校之间在科技人力资源方面的联系方面的指标显示了高校在向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其他组成部分进行知识传播的能力，正是由于“知识”这一传播介质的特殊性，而“人”是知识的创造者和接受者、使用者，这才决定了“人力资源”在知识传播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因此考核该过程中人力资源的相关指标，能为我们研究高校的知识传播能力和效率提供非常有效的参考。

3. 基础研究
在各个OECD国家中，高校所发挥的基础研究的作用也是互不相同的。

罗森布格和默威（Rosenberg和Mowery）在1989年[11]和1993年的研究[12]中均指出美国高校比其他OECD 国家的高校在基础研究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大。

而德国的基础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普朗克（Max Planck学会）和各个“国家科学研究院”中，法国则主要是由国家科学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CNRS）, 国家医药健康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Medical Research, INSERM）和Pasteur学会等组织来承担基础研究作用。

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研究中，有相当的国家间比较的数据可以说明这种不同的基础研究模式对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的表现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美国的基础研究模式就对其国家创新体系和经济增长做出了更为明显的贡献。

我们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美国的“高校主导式”基础研究模式能够为高校的基础教育提供有力的支持，因此，这样的研究模式更易使先进的理论和思想直接进入对下一代科学技术研究人员的教育之中，为知识创新和传播都提供了有益的帮助，而西欧的“国家研究院主导式”基础研究模式则相对欠缺“教育”能力，限制了前沿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传播，削弱了基础研究在整个国家创新体系中应发挥的作
用。

但是，OECD的相关研究中缺乏定量的界定基础研究模式的数据资料和方法论，因此，对于高校在基础研究中的作用，我们在此仅作定性的说明，但是，高校的基础研究作用越明显，对国家创新体系的贡献就越大，这一点是相当显著的。

4. 专利与应用研究
谈到高校是如何促进了技术进步，有一个问题是无可避免的，那就是专利。

它在高校将其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也由于其利弊两面性，一直在高校科技创新研究中引起广泛的讨论。

在这一领域，美国无疑是走在最前面的，而OECD 有缺乏其他国家的可比资料，因此，我们在本文中仅以美国为例，研究高校研究中的专利对科技创新作发挥的作用。

在美国高校技术转让的历史进程中，1980年是一个分水岭。

在此之前，因为联邦政府缺乏产业联系，不能将技术成果商业化，而又不愿意将许可权授予私营企业，加之当时许可权和专利权政策互相冲突，使得大学对于技术转让领域不愿涉足。

在美国联邦政府拥有的三万件专利中，大分数是大学的研究成果，但仅有极少部分实现了商业化。

1980年12月1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专利商标法修正案”（The Bayh-Dole Patent and Trademark Amendments Act of 1980），即《贝都法》（Bayh-Dole Act），统一了联邦政府的专利政策，规定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小企业、非盈利机构包括大学的研究成果由小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所有，鼓励大学与企业界合作转化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许可权优先授予小企业并建立统一的许可权授予规范。

此后一直到1985年，美国先后又出台了四项有关法律，进一步放宽了技术转让的政策环境，为研究成果技术转让创造了一个更为宽松的环境，极大地调动了政府、学校、产业以及小企业的积极性。

美国联邦政府对大学技术转让非常支持，表现在：一是继续向大学提供巨额科研经费，据统计，每年联邦政府各部门设立的科研项目，有140～200亿美元被大学申请到，占朕邦政府用于基础研究所有支出的一半，占用于所有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三分之一；二是联邦政府机构继续与大学保持科技合作关系，并向大学提供或推荐最新最尖端的研究设备，这些设备改善了有关学科的科研条件。

除联邦政府外，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也是尽可能地为高校技术转让提供便利条件，并卓有成效地根据各地特点设立服务机构，专门从事促进高校与企业关系，为技术转让服务。

如华盛顿州于1983年通过立法成立了“华盛顿技术中心”，其宗旨就是建立企业与大学良好的合作关系，为科研成果的商业化提供帮助。

该中心以企业需求为导向，通过各种资助顶目帮大学科研工作者建立联系。

到目前为止，已经与华盛顿州75家公司以及华盛顿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等高等院校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这些都有效的促进了美国高校专利的发展，图1显示了1963年至1999年期间美国高校专利占美国国内专利总数的比例，其中20世纪后期的数据去除了国外企业和发明者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高校的专利从1963年的仅占0.3%增长到1999年的接近4%，但是，这一比例从1980年以前就出现的增长的势头，而不是等到贝都法颁布以后才开始增长。

二十世纪后期和二十一世纪刚开始的几年中，许多评论和政策制定者都认为Bayh-Dole Act是美国高校创新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主要催化剂。

但是，OECD的相关研究却认为，Bayh-Dole Act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规范、管制了研发的市场机制，确实增加了科研机构创新的贡献，但是，却没有证据表明90年代后期在高校研究中的专利促进了收入、就业和生产力的增长，同时，也没有证据能够说明在此期间专利使高校向企业的知识传播效率提高了。

比例
年份
图1 1963年至1999年期间美国高校专利占美国国内专利总数的比例数据来自于默威、尼尔森、桑普特和佐多尼所著“美国大学的专利与授权增长：对1980年贝都法产生影响的研究”，载于《科研政策》，30（2001）：99~119。

（Mowery, D.C. R.R. Nelson, B.N Sampat, and A.A. Ziedonis. “The Growth of Patenting and Licensing by U.S. Universities: An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s of the Bayh-Dole Act of 1980.” Research Policy 30 (2001): 99-119. ）
虽然目前的研究不能证实贝都法对美国高校的创新活动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目前的研究同样也不能证实贝都法有一定的反作用。

一般的研究中，认为贝都法的反作用主要可能出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限制了新的科学技术在各个国家之间的传播；第二，促使美国高校的研究逐步从“基础研究”更多的转向“应用研究”，从而削弱了我们前文所述的“高校主导型”基础研究模式的优势；第三，限制了新的科学技术成为“公开的科学”（open science）,从而影响了知识的传播，减弱了创新效率。

但是，现有研究都不能通过对有效数据的检验和一个合理的模型来证实以上这些反作用的存在。

结论
（1）科研经费的非公共化趋势与促进高校的科技创新、加强科技研究与企业的联系有着一定的关联性。

（2）“20-24岁”的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是表征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知识传播作用的一个重要度量指标，OECD国家中科技水平发展较快的国家的这个比例通常保持在30%以上。

（3）从历史的进程来看，美国式的大学主导的基础研究模式在知识创新与传播的效率方面要优于西欧的“国家研究院主导式”，主要原因是后者缺乏教育的职能。

（4）合适的专利法对于高校知识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有着十分重要的催化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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