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志与缘情

言志与缘情

摘要：“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两大主要纲领。它们的产生和发展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都是我国学者对诗论不断研究的成果。纵观整个中国古典诗学，“言志”和“缘情”就像两条相互交织的主干线，贯穿于古代诗学创作中，揭示了古典诗学的本质特征。两者虽然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但是却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使中国古代诗歌永远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关键词：言志；缘情；情理相融；诗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1-0187-02

一、诗言志

“诗言志”是先秦时期的一种重要文学理论观念，完整记载这一观念的是《尚书·尧典》中“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争伦，神人以和”[1]。古往今来，“诗言志”这一诗学命题受到人们的重视，历代学者对它的研究经久不衰。

“诗”字的出现大概在西周时期，其概念大致始于西周，杨树达《释诗》从语源学角度认为，“诗”由“言”与“寺”构成。《说文解字》说：“寺，廷也，有法度者也。”中国是诗的国度，但最初“诗”的字眼却出现得较少。朱自清先生做了统计：“《诗经》中十二次说到作诗，六次用“歌”字，三次用“诵”字，只有三次用“诗”字，那或是因为诗以声为用的缘故，《诗经》所录原来全是乐歌，乐歌重在歌诵，所以多称‘歌’‘诵’。”[1]可见最初的“诗”的含义与

“歌”有紧密联系。叶舒宪本着追根溯源的学术精神有力地指出：“汉语中‘诗’的概念与‘谣’、‘歌’等各有不同来源，它最初并非泛指有韵之文体，而是专指祭政合一时代主祭者所歌所诵之

‘言’，即用于礼义的颂祷之词也”[2]。

何为“志”？许慎《说文解字》据篆文将“志”分解为“心”和“之”两个部分，释作“从心，之声”。而闻一多在《歌与诗》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三个意义正代表诗的发展途径上三个主要阶段。”[1]。朱自清在《诗言志辩》中，联系春秋时期人们“言志”往往与政教相关的事实，进而把“志”解释为怀抱、志向。到了“诗言志”成为公认的定义时，“志”便专指“怀抱”，即“情”、“意”。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中记载七子赋诗，提出“诗以言志”。“此处的‘诗以言志’，就是赋诗以言志。所谓‘赋诗’，不是临时创作诗歌，而是诵读《诗经》中的篇章和诗句。赋诗表达的不是诗歌作者个人之志，而是‘赋诗者’之志，引用诗歌表达意志时，并不需完全按照《诗经》中诗句的原意来表达，可以断章取义来使之适合所要表达之志”[3]。《论语·阳货》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承担起政治言说的功能，那么“志”的内涵就被抹上了功利化、理性化色彩，使之成为一种能为政教所用、可以治国驭民、成为统治人精神的特定理念。

“诗言志”在先秦时期过分强调政治、社会功能，把其职责限定

于传达和表现合乎圣人之道的志向和追求，而忽视了个人情性的思想感情，这一点为后人所诟病，也为魏晋时代高呼情感性的重磅一击埋下了伏笔。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诗歌本质认识越来越全面，“诗言志”的政治性渐渐缓解，“诗言志”更多地赋予了诗歌表达自身的观点和看法的意义，演化成为与情感相对应的理性的层面。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托物言志，是古代诗歌创作的一大特点，是历朝历代诗人抒发抱负的惯用手法，所以，“诗言志”成为中国士大夫阶层和知识分子抒发政治抱负和情怀的诗学观。在浩瀚如海的中国古典诗歌里，我们能看到许多振奋人心的千古绝唱，留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里，激励着后人的前行。

二、诗缘情

中国古代诗学从理论上认识诗歌情感经验特征是从魏晋时代开

始的，魏晋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导思想受到严重冲击，汉儒的统治地位逐渐动摇，走向衰微，文艺作品要求要表现个人的情感，“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成为时代文学特征。西晋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诗“缘情”即指诗因情而抒发，即为“抒情”。它从理论上明确地超越了儒家“言志”的诗学主张，强调了诗歌的抒情特性，肯定了情感的价值，开启了一代以“缘情”为主体的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如果说魏晋士人尚自然、重情感是为了摆脱儒家思想的禁锢，而求得精神的解放和个性的自由，那么，‘诗缘情’的美学意义就在于它第一次从理论上摒弃了传统的儒家‘言志’之说，使诗歌由理智的、

功利的转向缘情的、审美的。”[4]

抒情是我国古代特别是早期文学最明显的民族特色，我国古代是诗歌的王国，而且诗歌也是我国古代最早最主要的文学样式，它的抒情特征最显著。尽管“诗缘情”的提出比“诗言志”要晚，但并不意味着“诗缘情”这一主张提出之前我国诗歌不具有情感性，只能说明当时的诗学文论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情感的重要作用。《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就是情感的产物，它以现实生活为对象，表达人们的喜悦、怨恨、悲哀的情感。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融情以景，情景交融，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诗歌表现手法。对情感的表达不限于平铺直叙、直抒胸臆，还可以借助周围的景物来渲染、烘托、反衬诗人心中的喜悦或哀伤，由此还产生中国古典诗歌重要的意境、意象等艺术名词，成为分析诗歌的重要术语。曹丕的《典论》也提出了“诗赋欲丽”，“欲丽”代表了诗歌语言的华丽，表明当时的文论注意到诗歌内容美和形式美的统一。刘勰发展了陆机的“诗缘情”，提出“为情造文”，认为作家创作时总是感于物、动于情，而后才形于言，情感是创作的基础。宋代文学大家欧阳修进而提出“穷而后工”的观点。当作者感受到的情感越强烈，忧愤积郁，会越发愤妙写文章，“工”指的是语言表达的艺术。这与现在写文章提倡“文似看山不喜平”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指过于平淡的情感不能打动读者。

“诗缘情”的主张不仅被视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对“诗言志”的金科玉律的反叛，同时也招来后世持传统儒家立场的批评家们的强

烈抨击。有的人认为“缘情”的主张堪称“不知义理之归也”，有的人认为使”言志章教，惟资涂泽，失诗人之旨”，并将其后汉魏风骨化作六朝靡艳这一历史嬗变均归于陆机这“风雅罪魁”的身上。这些观点在现在以理性的眼光看来都是有失偏颇的。“缘情说”诗论地位是不可否认的，至于六朝靡艳只是当时的诗人对“情感”过分滥用的结果。

三、情志统一

在中国文论史上，“志”和“情”是文学之为文学最基本的构成因子，言志和缘情诗成为两种不可或缺的文学本质特征，“言志”代表思想、抱负、气质，发展到后来有了理性、知性的特征。“缘情”代表情感，在形式上表现辞藻的华丽，是感性、情绪的抒发，承担起审美的任务。从“言志”到“缘情”标志着中国古典文艺学对文艺本质认识的深入。

“言志”和“缘情”代表中国古典诗学的主要本质纲领，两者是相互区别，也是相互融合的，二者都不可或缺。无论单独强调“志”还是片面强调“情”，都会产生其局限性，单独强调“志”，则抑制诗人性情自由抒发，片面强调“情”则容易忽略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社会作用而走向狭隘的极端。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曾比较辩证地论说了文学中的“情”与“理”的关系：“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情感是文学的血液，思想是文学的灵魂，文学中的思想决定着情感的方向。正式提出“情志合一”观点的是唐代的孔颖达他在《毛诗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