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换肝十年：只知道这个肝很年轻,从北京送来

警察换肝十年：只知道这个肝很年轻，从北京送来

图1/5 同济医院病房。（本文配图由作者提供）编者按作为一个做过肝移植的人，我的年龄与一般人的计算方式已经不一样了。一般人是寿命，而我叫存活期。存活期不是从出生算起，而是从手术之日开始计算——那个陌生的、别人的肝脏，在我的体内能够活多长时间。我是2006年10月做的肝移植手术，到现在已经存活十个年头了。虽然，在世界范围内，像我这样的人也有存活40年以上的。而在我国，存活十年仍然是不错的成绩。做完肝移植手术，我为自己设定第一个目标：活到退休。退休后是“保六争七”，保住六十岁，争取活到七十”，我一直为这个目标而努力。六十岁是人的一个花甲，是人生的一个轮回。在我们土家族的民俗中，人只有活过一个花甲，才算完整的一世人，才能进入家族殿堂，才可以轮回到下一个人生。六十岁差一天都叫短命。短命的人在那边就不叫人了，叫鬼，短命鬼，不能入列宗祠，只能到处游荡。在我国，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病毒携带者，每十个肝病病毒携带者中就有将近2个人患病。全国每年有高达两千多万的肝病患者群，每年有几千人排队等待换肝。由于供体和资金原因，许多人根本等不到那一天。而在过去每年接受肝移植手术的一千多人中，只有一部分人能活过5年，能活过10年的则是幸运中的幸运儿。

而今天，我做到了。从此以后的每一天，我都是在创造属于我自己的奇迹。”这是一位换肝者的故事。是“谷雨”支持的第一批非虚构写作计划之一。“谷雨”计划既注重宏大叙事、反映当下中国，记录历史的非虚构写作，同时也青睐源于个体经验的生命故事，因为这些极致的个体生命体验，成为我们体察世间人生的一极，通过这一极可以联接陌生的生命，开启另外的世界。某种意义上来说，别人的故事，也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安戈的这部作品原名为《换肝记》，凡十万余字，我们从中摘取了近2万字，分上、下两篇推送。对这个故事有兴趣的读者或机构，可通过“谷雨”或与作者直接联系。换肝记作者：安戈换肝，时至今日，我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有朝那个方向想，总觉得它离我很远。对那东西的感性认识是从电影明星胡彪开始的，他在电影《大腕儿》里面的经典对白是我经常模仿的：“是这个意思吧。”胡彪是在天津做的手术，第一次手术过后，活了一年，出问题了。第二年又换了一个新的肝，这回，不到一年，人就没了。换肝，我认为那是人生的极终之旅，是万不得已而为的事，是人的另一种挂法。再就是经济上的问题，换一个肝，得多少钱啊。我一警察，生病这么多年的，早已是因病致贫了。哪里还有钱换肝，不敢想象的事。不过到了现在这个样子，我已经没有想法了。一切听妻子的，她说什么就是什么，她怎么弄就怎么弄。结账，转院，就这么定了。第二天一

早，一辆救护车拉着我跨过长江，朝江北驶去。48岁，肝病缠身生命拐弯噩梦是从2002年11月的体检开始的。体检后不到一个星期，上面通知我和另外一位同事去复查。当时我还不以为然，心想会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好查的，不去。可是，不去还不行，非得去，说这是体检中心的特别通知，既关乎警察队伍的战斗力问题，同时也事关一个警察的身体健康问题。领导连劝导带恐吓，我只好又去了体检中心。去了以后，医生并没有给我做什么特别检查，也就是抽个血化验了一下，后来给我几张单子。全是关于是肝脏方面的，不是看得很懂，结论是肝病病毒感染。第一次就诊是在滨湖医院传染科一间十分简陋的诊断室里，桂希恩教授接诊了我。桂希恩教授给人的第一印象就一个字，帅。别看他年近七十岁的人，高高的个儿挺拔的身材有莫有样。花白的头发，白皙的面孔，有款有型。他的眼睛和鼻子是欧式的，脸型是中式的，精神矍铄，举止儒雅。柔和的目光带着关切的神情爱抚的看着你，让你油然而生敬仰之感。这位老帅哥先看了看我的化验单，问我最近有什么不好的感觉。那时的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有病。我说没什么特别不好的，能吃、能睡、能工作；开车，旅游，走四方，没有什么不好。他看着我，目光柔和。问我有没有四肢无力，食欲不振。有没有像感冒一样打不起精神。我回想一下，还真有。说，就是特别能睡，有时候下班后，回到家里，往沙发上一躺下，

再醒来就是第二天早上。还有，洗澡也能睡着，记得好几次，晚上泡在浴缸里，冷不丁就睡着了，常常水冷了，把人冻醒。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就这。还有，不愿爬楼梯。我住四楼，以前都是走楼梯上上下下，最近几个月不愿意走了。啊，还有，我想起前不久开车时发生的一件事。从上江回江城，一路上人特别困，眼睛皮总是打架。心里一直默默地念叨：“坚持到潜江服务区要休息一下，睡会儿觉。”就那样坚持往前开，开着开着，终于眼前晃过潜江服务区的路牌，意识告诉我：潜江到了，我就睡着了。其实那时候离服务区还有两公里，那个牌子只是个预告。等我惊醒时，正好到达服务区路口，也就是说，我是在睡着了的情况下，开了两公里，吓得我一身冷汗。老帅哥指了指旁边只有50公分宽的小床，说，“你躺下，我给你摸摸。”他按压我的肋间，很深很深的压，我配合着做深呼吸。又压腹部，说我的肝脏有肿大，说我感染上了肝病。还有中度脂肪肝、还有胆结石、脾肿大，建议我立即住院治疗。图2/5 2004年，换肝前的安戈，他在单位负责电视宣传工作。2002年底的我很忙，我在单位负责电视宣传工作，还在电视台开着栏目，每周都有两期节目播出。因为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是安排在早晨7点，所播出的片子得在播出之前送到电视台。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的传输手段，全靠人工传递。常常工作人员做完节目，要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能制作完成。作为主编，我得看播出前的最

后一遍，等送走了片子，就到了该起床的时间了，而我，这一天还没有睡觉。我估计我的这病就是这样熬出来的。等到2003年再次就诊，结果已经到了早期肝硬化。我问桂教授，这样的情况会是什么样的后果？教授说，“如果不及时治疗，发展下去会形成胃底静脉曲张，甚至胃出血。肝脏进一步硬化，如果还不控制住，进一步往下发展，就是肝癌。”好可怕啊，说得我背上滋滋冒汗。我意识到我必须接受这个现实：我由一个正常的人，已经变成了一个肝病病人；我48岁的美好岁月已经打上了句号；我的人生在这里拐弯了。有一度，我非常虔诚的配合医生，我想，不让我好好工作，就好好做一个病人。记得在滨湖医院住院两周，病毒下降到了检测线以下，各项肝功能指标都达到正常值，肝病好啦！啦啦啦啦啦！出院的时候，老帅哥桂希恩教授给我开了药，一种叫贺普丁的进口药。这种药很贵，一百五十多块钱一瓶，说是目前最好的抗病毒药物。但这种药有两个特点，一是副作用大，容易产生抗药性，一旦产生抗性，这药就不起作用了；二是一旦服用，就得天天吃，不能停。我的理解是，除非你不吃，要吃就吃下底。我打开包装盒，里面装一个瓶子，瓶子有密封盖，里面就是棉花，掏尽棉花，还是棉花。最后一不小心就能看到小小的如绿豆般大小的药丸，一共只有，只有，只有七粒。我想，不是天天要吃的吗？怎么才这么几粒啊。那么大的瓶子本来可以装上100多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