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和中国战略选择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与中国策略选择
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所暴露的缺陷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自发形成的一种缺乏国际规则的约束及国际金融机构的组织与协调的“无秩序”的体系。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
一、缺乏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而由少数主权国家的信用货币充当国际货币，是造成现有几种国际货币缺乏统一信用基础、供给不受约束、无法根据国际经济的客观需要提供相应国际流动性，以及产生所谓“特里芬难题”的货币制度根源。

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

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

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

二、缺乏全球范围内负责金融监管的统一协调机构。

IMF、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委员会、各会计准则委员会以及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对金融机构的跨境经营的监管问题上存在各自为战的局面，既存在监管重叠与重复监管，也存在标准不一致的多头干预，此外还存在监管真空与漏洞。

三、缺乏一整套符合现代信用货币作为管理货币条件下汇率决定与调整本质要求的国际汇率制度安排及相应的约束干预调整机制，而让汇率完全听任市场供求力量自由浮动，造成信用货币制度下汇率剧烈波动，经常脱离价值基础、偏离均衡水平，引发货币竞争性贬值或竞争性升值，导致国际贸易争端和国际金融危机。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内容
1、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于1969年创设了特别提款权(下称SDR)，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

遗憾的是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

但SDR的存在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一线希望。

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

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做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

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

目前，SDR的使用范围需要拓宽，从而能真正满足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

1）、建立起SDR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

改变当前SDR只能用于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结算的现状，使其能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公认的支付手段。

2）、积极推动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使用SDR计价。

不仅有利于加强SDR的作用，也能有效减少因使用主权储备货币计价而造成的资产价格波动和相关风险。

3）、积极推动创立SDR计值的资产，增强其吸引力。

基金组织正在研究SDR计值的有价证券，如果推行将是一个好的开端。

4）、进一步完善SDR的定值和发行方式。

SDR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应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也可将GDP作为权重考虑因素之一。

此外，为进一步提升市场对其币值的信心，SDR的发行也可从人为计算币值向有以实际资产支持的方式转变，可以考虑吸收各国现有的储备货币以作为其发行准备。

由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的部分储备，不仅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维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能力，更是加强SDR作用的有力手段。

由基金组织将全球储备资金的一部分集中起来管理，并提供合理的回报率吸引各国参与，将比各国的分散使用、各自为战更能有效地发挥储备资金的作用，对投机和市场恐慌起到更强的威慑与稳定效果。

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储备，也将是推动SDR作为储备货币发挥更大作用的有力手段。

基金组织可考虑按市场化模式形成开放式基金，将成员国以现有储备货币积累的储备集中管理，设定以SDR计值的基金单位，允许各投资者使用现有储备货币自由认购，需要时再赎回所需的储备货币，既推动了SDR 计值资产的发展，也部分实现了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甚至可以作为增加SDR发行、逐步替换现有储备货币的基础。

2、改良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充分发挥国际基金组织应有的作用。

主张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进行改革,改变国际金融机构由少数发达国家控制的局面,更多地体现透明与开放的原则,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决策中的影响,使其尽可能多地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对发展中国家金融救助的方式,放宽援助条件,以减少发展中国家因接受条件苛刻的金融救助而造成的经济社会的大幅震动。

3、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提高信息透明度。

IMF认为，次贷危机暴露了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如下缺陷：第一，缺乏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测机制。

针对系统性风险的金融脆弱性可能源自以下因素：未预料到的事件、糟糕的政策、错误的汇率、信贷驱动的资产繁荣、外部失衡或者模糊了重大趋势的数据缺陷等。

为了追踪全球范围内的金融脆弱性，需要重新安排监测体系，以保证能够及时给决策者提供危机预警以及对策建议；第二，缺乏针对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协调。

这涉及到管理集体
决策的各种安排，包括IMF、金融稳定委员会、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等；第三，缺乏金融监管的跨境安排，需要开发一些跨境监管机制来避免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第四，缺乏提供充足流动性支持以及为外部调整提供充足融资的国际机制。

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背景下中国的策略选择
(一)、中国如何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
1、中国政府应该以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创建为重点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重建：第一，支持IMF进一步增发SDR；第二，积极认购IMF发行的以SDR计价的债券；第三，敦促IMF扩大SDR的代表性与适用范围，这包括将以人民币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纳入SDR的定值货币篮，积极推动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外汇储备记账、投资与企业记账中使用SDR 作为计价货币，扩大SDR在全球贸易与投资领域的使用范围，特别是推动在私人部门的国际结算中使用SDR等；第四，积极支持IMF启动替代账户计划，并将相当规模的美元资产存入IMF的替代账户并改为用SDR计价，等等。

2、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更为现实的前景，是欧元与亚洲货币逐渐成长为能够与美元分庭抗礼的国际货币，即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出三足鼎立之势。

中国政府的任务就在于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人民币发展为未来的亚洲货币的重要支柱：或者人民币直接成为未来的亚洲货币，或者人民币与日元等其他东亚货币组成一个亚洲货币篮。

中国政府提升人民币区域地位与全球地位的具体措施将包括：第一，央行降低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让人民币汇率更多地由市场力量决定；第二，中国政府在可控前提下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第三，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一方面，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的结算功能；另一方面，扩大境内外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的发行数量，这又包括：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政府与企业在中国国内发行
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与股票；允许中国金融机构与企业在香港等离岸市场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等；第四，通过更加积极地参与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来提高人民币在区域货币合作中的地位，尤其是应注意在未来亚洲货币基金的份额与投票权问题上与日本的竞争；第五，中国政府应加速发展结构转型，变出口导向的发展策略为内外平衡的发展策略。

（二）中国如何参与IMF 改革与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改革
作为全球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代表，中国政府应该在IMF改革问题上有更加鲜明的表态与主张。

IMF应该具有更强的代表性，应提高IMF贷款的及时性与灵活性，增加IMF 的资源以增强IMF 应对全球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应改善IMF的监测功能等。

中国政府关于IMF的具体主张应包括：在IMF 的治理结构改革方面，IMF 按照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增加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与投票权，符合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

鉴于中国目前是全球外汇储备的最大持有国，其他国家对中国向IMF注资抱有很大希望，中国政府应抓住这一机会，要求将对IMF的注资与IMF的份额重新分配相挂钩。

目前美国的份额与美国经济的相对比重是相符的，大幅让渡份额的可能性不大。

针对欧洲国家不愿意出让份额的状况，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案是，让欧洲国家将自己分散的份额合并成两个份额——欧元区国家与非欧元区欧洲国家，欧元区国家因此可以获得与美国相同的一票否决权。

在此前提下，合并后的欧洲国家可以适度让渡富余的份额。

在IMF的份额改革方面，中国与其他新兴市场大国具有共同利益，应该形成集体行动。

在IMF的监测功能方面，随着全球经济与金融的日益全球化，IMF仅局限于双边监测，可能难以发觉或者容易低估全球体系中酝酿的系统性风险。

因此，IMF应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多边监测功能上来。

在对全球金融市场进行监测时，IMF应加强与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委员会以及金融稳定论坛等国际相关机构的合作。

IMF在发表监测结果方面应该具有更大的独立性，从而使得监测结果对发达国家具有更强的
约束力。

在IMF的贷款条件性与反应速度方面，尽管IMF目前的贷款条件性有很大的问题，但贷款条件性对于保障贷款安全以及帮助借款者进行结构调整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IMF应该改变而非取消贷款条件性。

IMF的贷款条件性应该与华盛顿共识脱钩，变得更从借款者的实际情况出发，其目的在于短期内有助于维护借款国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稳定，长期内有助于增强借款者还款能力与经济发展可持续性。

此外，应该提高IMF的危机反应能力，提高IMF贷款的支付速度。

最近IMF提出的弹性信贷机制表明，它已经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在增加IMF 的资源方面，中国政府应鼓励IMF 增发SDR，支持IMF 发行以SDR计价的债券，支持IMF 激活替代账户等。

此外，中国政府也应该敦促IMF 精简机构、提高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作为一个逐渐融入金融全球化、金融体系处于不断开放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改革。

作为二十国集团成员与金融稳定委员会成员，中国政府应积极参与未来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并在标准制定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影响力。

中国政府应积极参与BIS、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金融多边组织的活动，尽快融入全球金融监管体系中去。

鉴于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的高度成长性，以及中国政府持有国际净资产规模的增加，其他国家也将非常欢迎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全球金融监管体系改革中来。

（三）通过加速国内结构性改革来促进国际多边货币合作
人民币要尽快成长为一种国际性货币，并在区域层面与全球层面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中国要在IMF改革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中国要更加积极地参加全球金融体系改革，都离不开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

只有结构改革才能降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并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中国经济内部也形成了一系列结构性失衡，这些失衡可能影响到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这些失衡包括国内消费储蓄的失衡、制造业服务业发展失衡、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地区发展不平衡、要素价格扭曲、资源浪
费与环境污染等等。

只有当中国国内的结构性改革缓解了中国经济的内外部失衡，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性与可持续性，中国才能真正成长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国才能在国际货币体系重建与全球金融监管体系改革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人民币才有望在国际储备货币中占有一席之地。

总之，加速国内结构性改革是中国更好地参与国际多边货币合作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