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异化与异化的革命——关于萨特《肮脏的手》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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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异化与异化的革命
——关于萨特《肮脏的手》的探讨
李 燊
内容提要:异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经典理论,上承黑格尔而来,下开后马克思主义者先风。
然而萨特对此加以改造,形成了其人本主义异化理论。
这集中表现在他的戏剧《肮脏的手》中,其中主要表现出他对于革命的思考,他认为导致革命的异化的原因,则是基于一种指称含混,导致了对象的丧失,最终形成一种异化的革命。
关键词:异化萨特《肮脏的手》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李燊,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Title: Alienation of Revolution — On Sartre's Dirty Hands
Abstract: Alienation theory is a classic theory of Marxism, which inherits Hegel and takes the lead of Marxists. However, Sartre reformed it and formed his humanistic alienation theory. Thi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his drama Dirty Hands, which mainly shows his thinking about revolution, leading to the alienation of revolution, which is based on a kind of ambiguity of reference, leading to the loss of the object, and eventually forming an alienated revolution.
Key words: alienation Sartre Dirty Hand Marxism
Author: Li Shen is from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一、异化概念的界定与辨析
异化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典型概念,已经有过许多的探讨。
不过尚需要一个明确的概念,以确定本文的论域。
异化可以追溯希腊语的allotriwsiz,本身具有疏远的含义。
黑格尔对之展开过讨论,在哲学层面上是指:世界是观念客观化而形成的,即一种外在表现,而后通过自我认知,完成了向观念的回归。
这个客观化即异化,而回归则是一种归化。
这种概念显然对于异化的界定有了一个良好的奠基,透过黑格尔的解读,这实则构建了当代对于自我与他者的讨论,虽然在黑格尔在异化、外化、对象化的认定基本混同,不过,在这种讨论关系之中,我们更容易发现异化乃是作为一种动态过程的存在。
而由此延伸到马克思的理论中,其关注的重点放到了对社会与生产的关注。
马克思就商品异化作进一步论述,形成了劳动异化论,并基于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
这种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中进一步发展,透过现代的阐释学、现象学,有了新的解释,构筑了一套完整的异化体系。
①文学理论以关键词来构筑概念体系,本文引用王先霈与王又平的解释。
二人将其解读为一个哲学与社会学概念。
[1]这与前面所探讨的内容基本吻合。
即所谓的异化,是存在于社会和哲学视阈下,引入经济角度考量的一种概念。
资本主义的产生、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产生,乃至于私有制的产生应当作为解读的前提,若是没有这种前提,讨论异化便毫无意义。
马克思基于这种前提,引入了黑格尔的异化观念,并清晰表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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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劳动关系下这一种异化观念的结果,是应当“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来加以考量的。
这对后来全面构建马克思资本批评理论有着建树之功。
应该说,这种异化理论从实质、结果、主旨或者说主题方面,都具备了后期导向马克思主义论述资本关系对伦理角度造成的人的问题,具有连续性和奠基性。
后马克思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马尔库塞观察到了技术关系下的人。
他发现,异化关系下的人实则丧失了革命和批评的可能。
通过隐藏对象,即使存在斗争,斗争也会因为缺乏对象而消退。
这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关系之下,对于个体的消解,以及整体的含混,在指称上的混乱,导致了非理性暴力革命手段基本退出舞台。
不过,这其中对于对象的隐藏,是否也隐藏了人本的可能呢?于此,萨特给出了他的答案。
二、对萨特《肮脏的手》的批评与探讨
(一)马克思的异化与萨特的异化——一种批评的意义
在西方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萨特是一种极其特殊的存在。
萨特其人总是表示自己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但是他又会批评共产党人,并就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强烈批评。
而同时,他也会说“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远不是已经枯竭了”[2],表现出萨特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复杂态度。
事实上,透过这些,我们相反可以看出萨特对于马克思主义近乎冷峻的客观,他认同了马克思主义,甚至于用马克思主义来弥补他本有理论的不足,探讨存在主义下的马克思主义,又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下的存在主义。
[3]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这种发挥的内核,并不是存在主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二者共存。
以人为核心,以历史为核心,以历史下的人与物为基点来讨论。
所以,萨特解释异化理论的时候,会有“个人实践”——“群集”——“集团”——革命——异化——再革命——再异化——再革命这样的解释。
这表明萨特对于个人的关注。
异化关系的多维度导致了他在解释上迥异于马克思的观察视角,这是萨特的独到之处。
而这也不由让人回归到萨特的最开始的论述:“存在先于本质”,“自在的存在是其所是”。
[4]许久以来,对于萨特的关注主要还是他的存在主义,对于萨特文学作品的关注也局限于《苍蝇》《恶心》等,事实上,对于萨特戏剧是应该注意的。
当异化理论用来解读萨特《肮脏的手》,可以更加充分发掘其思想。
(二)对《肮脏的手》的文本批评
《肮脏的手》创作于1948年,时隔《可尊敬的妓女》问世已经过去两年。
但是,较为可惜的是,对于这部剧的关注度并没有其他几部代表性作品高。
剧中讲述了两位革命领袖路易和贺德雷的分歧:贺德雷意欲合并政党以获得政权,但路易反对。
由于贺德雷的声望,路易对抗贺德雷无望,因此决定派雨果暗杀贺德雷。
但是雨果被贺德雷的人格所感召,被征服,虽然他意欲服从命令,不顾自我情感,准备杀了贺德雷,但发现无法做到。
他告诉妻子杰西卡他要执行这个计划,但是却由于突然的爆炸,计划败露。
这是路易党以为他背叛了,想要处决他。
但是奥尔佳出于友情,试图造成共同死亡的假象,从而挽救雨果的声誉。
计划败露后,贺德雷找雨果谈话,通过辩论获得了雨果的认同,但当雨果走入办公室的时候,却发现贺德雷在与自己的妻子接吻。
这使得雨果对贺德雷的宽饶的目的表示怀疑,因而枪杀了贺德雷。
全党路线与贺德雷一致,因而党恢复了他的声誉,也由于认定案子为情杀,雨果被释放了。
不过,随后他遭到了组织的追杀。
奥尔佳告诉了他事情的真相。
他试图寻求路易的帮助,却发现了路易的背叛。
于是,他看穿了这一切,拒绝妥协,并以自我毁灭来换取贺德雷的清白。
[5]这一作品极富深度,其中突显的人与人关系的转变,表征了革命关系的异化。
1.人与“人”的关系——“我”的异化
人与“人”的关系实则包含有一个隐藏的概念,即主体的“我”与客观的我的关系的构建,由此,延伸到“我们”“同志们”“敌人们”,指称上含糊其辞。
具体的所指又导向哪一个个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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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个体的“人”,与作为“我”的人又什么样的关系?从路易的角度而言,“我”就是路易,因此,革命只需要服从“我”路易的指令就好,所以导致了他与贺德雷关系的异化。
但是事实上,这种“我”不过是代表了路易对于权利的追逐,唯有“我”能够发号施令。
所以,当路易表述雨果为“自己人”,这种“我”的概念其实相较于路易表述“同志们”毫无区别,因为他可以毫不犹豫派人去杀掉曾经的“同志”贺德雷。
这些名词指称时存有一种前提,即“我”的存在。
正如萨特所谈的,存在先于本质,并非是“我”存在于先,而是“我”的存在在此中存在于先,作为一个being的个体存在于先。
这个个体在复杂的关系中形成了其质。
因此,出现了所谓的大我与小我,个体的我与群体的我。
有鉴于此,这些指称的实质就可以更加明晰了,不过是在这种关系之中,本体的我不变,也就是作为人的我,或者说个体的、此在的我是不变的。
所以,当探讨“我”的概念时,便必须基于前提。
这也说明了大我的基础是小我,从这个层面上,讨论大我便变得虚无,因为大我的构成是小我,任何一种以牺牲小我来成全大我的行为都是自我否定。
同样,任何对于人的伤害,也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的伤害,因为这必然是基于对“大我”的某种层度的损伤,落到了个体的“小我”身上,也成为了一种伤害的递延。
“我”的指称的暧昧不明,成为了异化的根源。
所以当讨论革命对象的时候,所指的推翻又是什么?是基于“我”之外的个体?还是个体之外的我。
基于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基于我与“我”概念的异化,便很难在言语上区分出这种应当被革命的对象。
2.指称的含混——革命者与被革命者、同志与群众的异化关系
革命者习惯性将革命者与被革命者作为一对边界概念来描述。
处于中间的群众,以及原本作为同志的“背叛者”在指称上则具有含混性。
原来作为同志的“我们”,部分剥离出来,成为了相对的“你”,而陷入相被革命者的“你们”塌陷。
革命陷入异化之中。
应当明晰的是,“群众”是从量上来界定的,而实质上的质却并非这个概念所能涵盖。
群众有层级划分,而哪些阶级是自己的同志,哪些阶级又是需要被推翻的绝对的敌人,以至于发展出应当被争取的中间阶级,这些都缺乏具体指称。
同时,这种指称是绝然化的,机械性的理解只会忽略了人的多维度、多属性、发展性。
因此,机械性的理解忽视了革命者与被革命者身份的不断变化发展过程。
事实上,作为人民的群众,与作为群众的人们,在指称上的含混将这两种概念统一起来,然而,人民的所指乃是一种有机体,是具备民族性的,因此,从这个层面上,当面对民族大义的时候,所有阶级都不存在绝对的界限,都是可以被团结的阶级,而在回归此后的革命状态,则又试图区分来将这种概念厘清来使得自己的革命有一个对象。
这也为探讨异化的当代状态奠定了基础。
指称上的混乱与变化,导致了二元对立关系无法解释这种复杂多变的概念变化,机械化解释又使得这种解释更具无力而苍白,因此,当讨论的时候,便发生了所指的不明确,所指的范围的扩大与收缩,而使得绝然对立的范畴,如革命者与被革命者、同志与敌人成为了极为模糊的概念,导致关系的异化。
而概念之间本就不是绝对化的,敌人等于被革命者,那革命者就是同志,而路易又何以在争夺权力的情况下将枪口指向本该属于自己同志的贺德雷呢?贺德雷被杀后,本该被宽恕的自己的同志雨果,又何以被其他同志追杀呢?作为雨果同志的路易又何以不管不顾,放纵这种灭口呢?这是革命与被革命者么?在指称上肯定是的。
但显然不符合同志与敌人的界定,而是同志追杀“同志”、同志暗杀“同志”、同志背叛“同志”。
权力的争夺、自我认知的混乱下,本有的同志变成了敌人,本该处于革命者状态的革命者变成了被革命者。
这大概也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到被砍头的那一刻也没有明白的问题,何以革命的他到头来却被革了命。
3.含混下的革命异化——理想与道德
杀一人而利天下,是否应该杀?背叛革命的“人”是否应该被革命?对于背叛革命的人的背叛,是双重否定下的肯定吗?“人”的指称具有含混性,被革命者是否就是需要被杀掉的“人”?那革命下的“人”又应该指什么?革命与“革命”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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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同。
革命的异化解释了为什么一开始对贺德雷理念的反对者,在“中央”的认知改变后,又赞同了这种理念。
事实上,意志的发出也是导致异化的一个必然因素。
路易若是早就接受到“中央”的意志,二人理念一致了,是否便不会再与贺德雷争夺主导权,而避免最后的悲剧?雨果更早认知到这种意志下的路易观念的错误性,是否便不会试图发生暗杀行为了?雨果究竟听命的是路易,还是中央,还是中央下的路易?这种种需要辨析的问题之后,实际是一个更为根源的问题,剧中革命的理念究竟是什么。
倘若革命意味着妥协,那么革命本身就是一种异化。
倘若革命下的革命者,为了不过是“中央”,那他们的情况应该视为一种“精神异化”。
理想成了一种异化的理想,便不足以成为支撑行动的理想。
暗杀行为确实以一个人的死亡,获得了统一的意见和权力,不是雨果,也会有别人。
雨果一开始便是基于路易那异化的理想来行动。
这种理想无论正确与否,站在雨果的角度,他也可以算是一个勇者。
路易命令雨果杀人,自己却可以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因此,基于这种情况,他可以毫不犹豫再背叛雨果。
这种异化的、打着革命旗号的正义,才是萨特在剧中所意图批评的一个核心情况。
再回顾,让人痛苦不堪,因此,雨果最后的选择,就是对这种异化的正视,他用生命洗清了贺德雷的清白,用自我毁灭的方式为他偶然的冲动赎罪了。
这是一种道德。
虽然,于贺德雷的理念,他也发现了异化的痕迹,但这已经毫无意义。
弗兰克评价俄罗斯革命的时候,做过这样的表述:“这是自以为有思想意义和被宣传为新思想的理论的胡作非为。
”[6]用以解释知识分子社会运动的轰然倒塌。
其实,革命者的革命,不过是一种强加。
在萨特的阐释中,革命只不过是权力的较量。
雨果诉诸道德挽救了自我。
不正当的手段让雨果一度异化,目的的正义性并不能掩盖这种异化,但人道是更高原则,[7]怜悯和同情是人类最基本的感情。
暴力、革命,从原初到发生,异化成了一种纯目的下的不择手段,也唯有道德,才能在人性中重构“我”的概念,加以救赎,并改变这种异化。
注解【Notes】
①应当注意到的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其阈值在于探讨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异化关系。
因此,超越这一范畴的异化讨论,则需要与这一阈值进行对比,虽然有所引申空间,但是不可以差异太多。
基于此,本文本拟定于古代文学视阈中来讨论异化理论的构想难以实现,仅就萨特所构筑的异化理论与马克思异化理论加以对比,并用于探讨萨特的剧作,特此说明。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 王先霈、王又平:《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8页。
[2] [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徐懋庸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4页。
[3] 仰海峰:《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理念与方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载《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第5—11页。
[4] [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页。
[5] [法]萨特:《萨特戏剧集》,林秀清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71—419页。
[6] [俄]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4—80页。
[7] 何怀宏:《道德,上帝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6—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