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文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

论中国古代文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

内容摘要：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此也出现了许多

论述诗歌本质的文学理论观点。其中，“诗言志”的文学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着诗歌的发展，然而“诗缘情而绮靡”说的出现，将诗歌从“礼仪”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本文结合魏晋时期的文学发展背景来分析“诗缘情而绮靡”说的内涵，以揭示诗歌突出文学抒发情感的审美特征。

关键词：“诗言志”；“诗缘情”；文学自觉；诗歌本质；形式美；误读

“诗缘情而绮靡”是魏晋时期的文论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观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影响。所谓“诗缘情”就是说诗歌是因情而发的，是为了抒发作者的感情的。这是对先秦诗论“诗言志”说的巨大挑战，促进了魏晋南北朝诗歌理论以及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在中国文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划时代的意义。

一、“诗言志”说对诗歌本质的歪曲

从先秦时代开始，儒家诗论所推崇的“诗言志”思想就一直占据着中国古代诗论的核心地位。“诗言志”最早见于《尚书·尧典》，《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1大体意思是说，诗歌是用来表达人的志意的，歌是用来延长诗的语言，以突出诗的意义的，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合歌声。而真正奠定了“诗言志”说地位的是汉代，汉代统治者为了适应统治的需要，文化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确立了儒家的独尊地位。儒家提倡“诗言志”，是把诗歌视为政治教化的工具来巩固统治者的统治地位的。这里的“志”包含了“意志、思想、政治态度”等含义的，虽然志包含了情，情包括了志，但情、志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毛诗序》里就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虽然强调了诗歌的抒情作用，却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2因此，汉人讲情、志，实际上是离不开道德教化作用的，这里的“情”并不是诗人个人真实的思想感情，政治教化的作用对诗人主观意志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因而诗歌在儒家诗论那里便成了教化的工具，而不是文学的诗歌本身。诗歌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被隐藏甚至是歪曲了，文学的审美属性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二、“诗缘情而绮靡”说产生的时代背景

陆机冲破了儒家正统文学观念的束缚，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文论观点，这与当时文学时代环境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的变动，儒家思想不再居于独尊地位，文学发展处于一种多元的状态。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的特性。文学大背景的变化导致了文学迎来了文学自觉的阶段，

1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2011年版，第1页

2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2011年版，第30页

文人们自觉地进行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这一时期的文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开始深入地探讨诗歌本身的规律和特点，并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重词采的审美思想。加之陆机自身出身名门，担任过官职，具有十分高的文学素养，这种种因素的影响，加上个性解放以及个人情感的重视等社会思想的变化，促使陆机对诗歌本质的认识冲破了“礼义”的束缚，突出了情感的重要作用，从而形成了“诗缘情而绮靡”的理论观点。

三、“诗缘情而绮靡”说的理论内涵

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它的理论内涵是十分重要的，这一理论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诗缘情而绮靡”说是对诗歌本质特点的深刻探索

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这里的“情”，是指作家的思想感情，并不涉及道德伦理教化，第一次真正地揭示了文学的情感特征，重视情感性，恢复了诗歌重在抒情的重要特征。

“诗缘情”对“诗言志”所包含的客观因素进行了否定，真正的强调了诗人自身主观感情的抒发，把诗歌的功能由功利性转向了审美性。在陆机看来，诗歌不仅源于情，而且始终离不开情，情感因素是诗歌创作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十分重要的因素。尽管“诗缘情”说将文人们从“诗言志”说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但并不意味着它是对儒家诗教论“诗言志”说的全盘否定。在陆机看来，文学创作活动中的情与志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情”并不是对“志”的扬弃，《文赋》中就提到：“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观察自然万物所感受到的情感和心志的培养是互相交融的，是不可分离的。然后他突出强调“情”的作用，认为情感贯穿于文学创作的各个阶段，有情感才会有创作的灵感，才能够推动文学创作过程的完成。《文赋》中还提到了：“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览营魂以探赜，顿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3这里的六情是说喜、怒、哀、乐、好、恶等人的内心情感，如果情感停滞了，那么文学创作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然也就不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因此，“诗缘情而绮靡”说揭示出了诗歌创作的情感因素才是第一位的，没有情感的抒发，就不能够称为诗歌。“缘情”才是诗歌的最本质特点

2、“诗缘情而绮靡”说是对诗歌形式美的深刻探索

“诗缘情而绮靡”说中还包含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对诗歌形式美的深刻探索。“绮靡”一词在很多学者那里都有论及，李善注说：“绮靡。精妙之言。”谢榛在他的《四溟诗话》中说：“绮靡重六朝之弊。”案陆机论文体均意与辞并重，

缘情指意，绮靡指辞。陈柱的《将陆士衡文赋自记》云：“绮言其文采，靡言其声音。”4可见，“绮靡”一词是对诗歌语言的解释，是对诗歌语言美感的表达，即可以理解为是对诗歌形式美的探索。

对诗歌形式美的追求，在《文赋》中陆机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放言遣辞”、“妍蚩好恶”等观点，他详细地论述了文学创作过程怎样实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不只是陆机，孔子对内容与形式统一的关系也提出过他的观点，《论语·雍也》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5陆机发展了孔子“文质彬彬”的思想，提出了文学创作“意、物、文”三者的统一。他提醒作者在创作时应做到主体情感和创作客体的吻合，应巧妙地遣词用句，把心中的具体生动的意表达出来。可见，遣词造句是创作的重点，诗歌创作也同样离不开对形式美的追求。“绮靡”对诗歌形式美的探索是显而易见的，同样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理论价值。

总而言之，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说，突破了“诗言志”对诗歌创作功用的束缚，并在诗歌形式技巧的运用上给我们以启发。情感的抒发才是诗歌创作的原动力，诗歌形式美也是写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这些重要内涵值得我们去进行深入的探索和发展。

四、“诗缘情而绮靡”说的重要意义和影响

陆机的《文赋》是我国文论史上第一篇系统而完整地论述文学创作内部规律的专著，在中国文论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而《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也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1、“诗缘情而绮靡”说对后代诗歌理论的重大启迪作用

“诗缘情而绮靡”说破除了诗歌的教化作用，使诗歌真正的成为文学的诗歌。陆机的学说也同样对后代的很多学者产生了影响。刘勰就在“缘情”的基础上，发展了“情”与“物”、“志”、“辞”之间的辨证关系，他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提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提出人是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之七种性情的，强调了感情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这与“诗缘情”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锺嵘的《诗品序》从创作主体和客体两方面对文学情感的本源问题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韩愈则提出了“不平则鸣”的观点，内心郁结了不平的情感不得不发言。这里的“不平”实际上就是情感，也与“诗缘情”说强调的观点是相同的。可见，“诗缘情而绮靡”说对后代的诗歌创作理论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使得诗歌创作的内容也变得丰富多彩。2、“诗缘情而绮靡”说对文学作品文体和文体风格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4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2011年版，第75页注释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