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大战略与规划：教育人才科技

第一，创造就业。
第二，增加对R﹠D的投入。目前欧盟27个国家，它的投入占GDP比重只有1.9个百分点，到2020年提高到3.0个百分点，整整提高1.1个百分点。我们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直称之为，只有达到2%，R﹠D的投入比重就等于进入到发达国家门槛。如果到2.5%就相当之高了，如果是3%，当然就是高度R﹠D投入国家。这是我们的一个定义，当然主要是参看全世界的。
人才产出函数是由两个参数决定的，一个和人才总量有关系T，另一个是人才效率（g），是指人才的劳动生产率。为什么我有这个体会呢？因为我全世界这些大学都去过了，我到那儿就要问一个教授带多少学生，每年培养多少学生，又写了多少（英语），如果是搞工程的话，可能还有专利，包括科研经费等等。我们从微观的角度来看，西方国家相对高一些。在这里我们就要讨论是什么决定了人才生产率？其实很大程度上和R﹠D的投入是相关的。如果我们把清华大学和MIT做一个比较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此外，还和竞争性程度有关系。
下面我把相关的研究和体会给大家分享。
首先提出一个分析框架，然后来讨论三个战略及规划基于什么？
第二方面讨论中国的教育规划。我们称之为2020年的路线图，其实从1949年以后来叙述可能更加清晰。
第三方面讨论人才发展规划。
第四方面讨论中国的科技实力。以便对已经制定的2020科技规划做一些必要的评估。特别是放到欧、美、日大的国际竞争比较下来讨论这个问题。
这三个定义是对世界各国都是普遍适用的。而对中国而言，我们又加上一个含义，它具有巨国的规模效应。比如说姚明，比如科学家，特别是像袁隆平，他创新的杂交水稻，或者说超级杂交水稻，显然比马来西亚、越南创新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大得多。实际上，中国的人才本身有巨大的舞台。反过来，由于它有正外部性、外溢性，它也会产生规模效应。毛泽东的毛泽东思想对中国几亿人、十几亿人都会产生出正外部性。所以任何一个人才，有了中国这样一个大的舞台，“天生我材必有用”，这个“有用”就在于它的规模效应。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对人才做一个深入的理解。
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恰恰是我们现在被忽略的一个基本问题，“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到底是用西方标准、西方语言，还是西方的其他模式来衡量呢？他说的很清楚，他给予了非常明确的回答，“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我今天讲课的所有政治结论都论证了这一段话。但是，不做这些研究，看到这个话一看就过去了。这就是做研究和不做研究的不同，做深入研究和做浅肤的研究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欧、美、日、中国等大的经济体所做出的回应。
2006年1月，中国政府率先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规划发展纲要（2006年—2020年）》。实际上是带动全世界。
2009年9月，美国政府发布《美国创新战略：引领可持续发展与高质量就业》。这是它的国家战略，它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投资、建设美国的创新节点。
今天中国发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高。我们还以为2010年可能也就是1亿人左右，但没有想到这次普查数据搞得比较清楚，是1.2亿人，比我们估计的数多2000万。2000万在世界上就已经算一个很大的国家了。可想而知，我们会相信，10年之后如果我再在这儿讲课的话，大专以上人口就会超过2亿人，高中以上人口会超过2.5亿人，因为我们的教育发展规划，就是要加快发展高中教育，也包括大学教育。这可以称之为人类有史以来超大规模的教育发展。
第二，促进竞争性市场，培育高产的企业家精神。
第三，催化国家战略优先级的突破性进展。而且明确提出来，要发动清洁能源革命。
我提出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特别是绿色能源革命，也是受这个启发。
2010年3月，欧盟提出了2020年欧盟目标。当然在此之前，里斯本有更详细的一些研究，但作为战略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欧盟及时提出来的。它包括：
第二，人才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属于新增价值，即属于流量概念，而不是指不变的原有的价值存量部分。从术语的角度来讲，就是Marginal，就是边际的那部分，是新增的那部分。而不是说你写一篇文章始终地重复，没有什么新增的概念。这里是强调创新，要有新增的部分，对整个知识含量，包括文化价值都是如此。
第三，人才资源的经济学属性决定了其创造的价值具有正外部性，能够产生较强的溢出效应。
对此，邓小平同志在30年前就指出，“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点，有的要长一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到达。”他当时讲这个话的时候，我们在什么指标方面和美国差几百倍，什么指标和美国差几十倍，尽管邓小平不清楚这些数据，我们是事后诸葛亮，我们现在清楚了。但是当时能够这么讲出来，并且提出三个标准，我作为一个教授，研究完了以后，我感到惊叹。这就是邓小平本身具有独特的政治远见。我们确实能够达到，也必须达到，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一点。
另一种情况，假如人口规模是一定的，如果我们想办法提高这个概率函数t，很显然，人才也会更多。
t这个概率函数是什么决定的呢？我们认为是人力资本投资，是教育，是健康，包括劳动力市场等等各个方面。因此，人才总量就成为这两个参数的乘积关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只要进行人力资本开发，就会很快形成超大规模的人才队伍或者说人才规模。
国际背景
讨论这个问题的国际背景是什么？在这里我引述了几个国家的规划。
科技、人才和教育领域的全球竞争日益激烈。
进入21世纪以后，是我们中国，乃至全世界发展的一个战略机遇期。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面对着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不仅是经济市场的竞争，可能更关键的、更长远的、更深刻的三大竞争，就是科技、人才和教育的竞争。
第二个公式，人才产出函数（Q）是指创造的经济价值，比如GDP；科学价值，比如发表的科学论文，包括SCI、EI、SSCI等等刊物；技术价值，突出表现为专利申请、专利授权，特别是那些具有自主开发性质的基础专利；还包括文化价值、生态价值。所以说中国需要张艺谋式的人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将来还会出更多张艺谋。
第五，是减贫。主要针对这次金融危机。
本来2011年4月日本政府发布第四次科技基本计划（2011—2015），由于这次地震、海啸，以及核泄露有所影响。我想很快它也会公布它的战略目标、战略意图，以及战略举措。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四大经济体，他们已经发出了信号，就是要竞争，而且可以称之为公开地激烈地的竞争。
因此，Q的上升，与R﹠D的投入有关，也反映了我们R﹠D投入的一个结果。
这两个公式虽然很简单，但是它把教育、人才和科技有机地结合起来。
3、中国改革成功的三条标准。
邓小平在1980年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了中国改革的三个标准。
第一，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可以用一个（英语25：07）指数来看，中国经济总量相当于美国经济总量这条曲线的上升，已经被证明了。
一、分析框架。
1、人才的定义。
3年前，当制定《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时候，我们查了一下关于“人才”。全世界没有这个词，只有（英语），没有对“人才”本身做出定义，“人才”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语境下的语言。因此，这次纲要对“人才”首次做出清晰的定义。
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素质较高的劳动者。还指出，人才资源是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
4、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核心，教育是基础。
2011年4月24号，胡锦涛同志在清华百年校庆的大会上讲了一段话，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大会。回过头来看，我们去理解他所说的一些含义和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是直接相关的。他是怎么判断世界的基本形势呢？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生辰方式、生活方式、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可以说这个变革越来越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中国迅速地崛起，而且中国的崛起将改变世界格局。“特别是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知识创新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这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在这种大背景下，各国为掌握国际竞争主队，纷纷把深度开发人力资源、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战略选择。”
今天讲的内容就是围绕着中国提出三大战略与三大规划，涉及到教育、人才和科技。
首先我讲一下今天的News，而且是New news。为什么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刚刚公布，它给我们传达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会引起世界的震惊。
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在2000年是4563万人，但是过去10年居然翻一番，已经达到1.2亿人。1.2人的概念，是世界第10个大的人口国家，一共是11个。也就说我们的大学生就这么多人。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0.12%，当然也不排除有拿到假学历的，但总体来看，它已经是真正上的人力资本大国，或者说最大的国家。
具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从2000年的1.4亿人，现在达到1.88亿人，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94%。
过去10年中国的总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57%。那么两部分人口合在一起，我们叫做“将来人才的蓄水池”，就从2000年的1.86亿人，陡然上升到3.07亿人。3亿人什么概念呢？就是接近美国的总人口。因此今天的News告诉全世界，我们已经具有高中以上人口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而且这个比例仍然不算太高，只有22%。我们要达到美国比例的一半就更不得了了。
它不仅对人才做出定义，关键是把人才资源放到中国经济社会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做出了第一资源的定义。这就是纲要开忠名义地做出了一个界定。
我对这个定义又从经济学的角度做了一些拓展性的定义和分析。
首先我们把“人才”定义为那些具有正外部性、能够创造各种新增社会价值的人。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人才能够创造具有社会意义的价值，诸如经济价值，就是企业家、劳动者创造的价值；科学价值，就是科学家所创造的价值；技术价值，就是工程师和工程技术人员所创造的技术创新，比如发明专利；文化价值，就是艺术家所创造的为全体人民所享有的文化价值和文化需求；生态价值，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全球化条件下。这就是我们对人才创造具有社会意义价值的一个界定，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内涵还可以进一步扩大。总而言之，它强调的是价值。
第三，是与现在世界最大的挑战，就是温室气体相关联，提出几个20%。首先是减碳20%，其次是可再生能源占整个能源消费比例达到20%，然后是能源效率提高20%。
第四，是关于教育。特别指出在成人教育，主要是限定在30岁—34岁，比例进一步提高，达到40%。我们中国的规划就是到2020年达到40%，其实和它是同步的，当然年龄段是不一样的。
第二，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关于这个方面，我曾根据“十二五”规划的制定过程，专门有一篇文章，可以在网上看到我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和讨论，就是我们更加强调的是更切实的民主，我们称之为公众决策民主。
第三，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经做到更多了，更优秀还差一些，因为没有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没有其他的奖，所以我们这方面还不够的。我们现在不缺人才，更多的是缺优秀的人才。
2、人才、教育和科技的公式。
我们如何来认识人才、教育和科技呢？我们提出两个简单的公式，以便使三者之间形成一个很稳定的三角形。
第一个公式，假设人才生产函数（T）相当于人才概率函数（t）与总人口（T）的乘积。就会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当t一定的时候，就是人才的概率是1%，人口越多人才就越多，人才就为人口的增函数；
因此我们就要讨论，为什么中国需要实施三大规划呢？这三大规划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以及我们如何实现这三大规划？
我本人在2003年已经开始参与科技规划，当时写了两篇背景性的文章来讨论中国创新国的目标。在3年前，也就是2008年开始参与国家人才发展规划。其实在2001年，我们就开始研究中国的教育规划。2005年的时候，因为科技已经搞了规划，就准备搞教育规划，后来温总理讲到，“现在我们是不是主要突破科技规划？”因此就把教育规划稍微滞后了一下。2008年正式启动教育规划，我本人也都参与了这个过程。而且我们参与主要是在进行顶层设计，特别是目标设计。所以我们就要研究对方，所谓对方基本是欧、美、日，印度捎带着研究一下。就像我们清华大学，要想追赶首先要搞清楚你的追赶对象是谁，而且你有多大的差距，特别我们强调相对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