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教学方法及特色探寻

孔子教学方法及特色探寻

王毓珣

（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天津，300191）

摘要：孔子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曾继承和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教学方

法，探寻孔子的教学方法及特色，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孔子；教学方法；特色；探寻

在教育家的教学思想中，最富久远价值的当属教学方法。然而，在以往孔子教学方法的研究中却存在两种欠缺：一是将本来区别明显的教学原则与教学方法混在一起加以研究；二是将孔子教学方法研究简单化，没有对孔子的教学方法加以细致的研究，更无法总结出孔子教学方法的特色。因此，如何依据研究孔子的可信资料《论语》，并参考其它资料，探寻孔子教学方法及特色的本真，无论从历史性上还是从现实性上看都是必须与必要的。

一、孔子教学方法探寻

㈠问答法

问答法，又称谈话法，是教师通过和学生促膝交谈、彼此启发、发问回答来进行教学的方法。与今日问答法不同的是，孔子侧重于鼓励学生提出问题、质疑问难。他说：“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论语·卫灵公》，下只注篇名）。他鼓励学生遇事要注意多问几个“为什么”？学须有疑，做到“疑思问”（《季氏》）、“每事问”（《公冶长》）。在孔子的启发、诱导与鼓励下，仅《论语》中记载的其弟子发问的次数就达一百余次，如问仁、礼、政、孝、知、耻、行、友、士、君子、成人等。尤为可贵的是，孔子极力倡导“切问”（《子张》），要求弟子提出的问题必须切中要害。如果弟子提出的问题切中要害，他一方面会大加赞赏，叹曰：“善哉问”（《颜渊》）、“大哉问”（《八佾》），另一方面还会对弟子提出的问题加以详尽的解答。

孔子在教学过程中曾成功地运用过多种多样的问答方式：

一是教师自问自答式。这是孔子经常运用的问答方式。他常常明知故问、自问自答，以引导学生注意和思考问题。譬如，有一次，他对学生指出：“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述而》）。孔子在此是向弟子表白自己坦荡的胸怀，以及自己无私无隐教育弟子，尽其知而教的教育精神。

二是教师问学生答式。孔子有时也会根据教学情境与教学要求的不同，就某一问题向学生直接发问，待学生答后，再视情况予以小结。譬如，有一次，他问弟子子贡：“你与颜回谁更好一些？”当子贡回答：“我哪敢与颜回相比，颜回能够做到闻一知十，而我只能做到闻一知二。”孔子对子贡的回答相当满意，赞叹道：“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公冶长》）。这一问一答既了解了颜回的情况，又了解了子贡的认识，还使子贡受到了教育，可谓一举三得。

三是教师导引学生问教师答式。孔子很注意创设和利用一定的问题情境引发学生提出问题，再因材施教，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譬如，据《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由自己一声：“这里人丁真兴旺啊”的感叹而引发了高足冉有的发问：“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胸有成竹地答道：“富之”。弟子冉有进一步追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回答道：“教之。”在这段历史记载中，孔子一方面利用进入卫国后的所见所闻，通过发出感叹的方式，促发弟子对

治国方略的思索与发问，另一方面在弟子冉有的步步追问下，叩而鸣，向弟子冉有客观全面地阐发了自己“庶、富、教”的教育理念。这是中国教育历史上首次对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论述。在此，他明确阐明了人口、经济与教育的关系，认为管理者应该在重视人口政策的基础上，首先注重经济政策的制定，领导全民致力于经济建设，形成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局面，然后进一步开展文教建设，教化万民、作育人才。①

四是教师启发学生问借助他人之答教育学生式。孔子很注意充分抓住一切机会与情景，启发弟子发问借助别人的回答而加以理论升华教育弟子。譬如，《礼记·檀弓下》就曾记载：“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轼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这是典型的教师启发弟子问借助他人之答教育学生的方式。这一方式的运用在《论语·微子》中也有相关的记载。有一次，子路见到一位荷蓧丈人，两人进行了一番交谈，见到孔子后，子路把荷蓧丈人的话告诉了孔子，孔子马上要求子路回去找此人，遗憾的是子路：“至，则行矣。”既使如此，也还是引发了子路一番触景生情的由衷感叹：“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五是学生问教师答式。这是孔门教学过程中最常见的问答方式。有时是学生问教师答，有时是学生反复地问教师则再三地答，真可谓小叩则小鸣，大叩则大鸣，不叩则不鸣。譬如，《论语·子路》就曾记载过这样一个范例：“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仲弓对孔子所说的“举贤才”，尤其是怎样“举贤才”迷惑不解，继而追问：“焉知贤才而举之？”孔子答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此外，在《论语·宪问》中还记载了一段孔子善待问、子路善问的范例：“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子路追问：“如斯而已乎？”孔子答：“修己以安百人。”子路进一步追问，孔子答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在师生的问答中，孔子所采用的学生问教师答这种教学方式表现的淋漓尽致。

六是学生问教师令学生自己先答，然后教师再答式。这种教学方式，一有利于学生发问水平的提高，二有益于了解学生发问的本义，三有助于学生对问题的思索，四有益于学生对答案的把握，可谓一举多得。譬如，有一次，弟子子张问“士”怎么才能做到“达”？孔子并不急于回答，而是要求子张先谈谈自己对“达”的看法。子张答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孔子先指出，子张的回答只是“闻”而不是“达”，接着针对子张好浮夸的毛病，指出：“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己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要求弟子子张做到品质正直，讲求道义，谦虚谨慎；同时，解释道：“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颜渊》），要求弟子切忌言行不一，沽名钓誉。

七是学生问教师巧叩两端而令其自己找到答案式。孔子曾将其非常形象地描绘为：“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在众多的注解中，宋代朱熹对此的注解可能相对精确一些。即“孔子谦言己无知识，但其告人，虽于至愚，不敢不尽耳。叩，发动也。两端，犹言两头。言终始本末上下精粗无所不尽”②。比孔子晚80余年的古希腊哲学家、教育家苏格拉底也曾使用过类似的教学方式，后人称之为“产婆术”。依据研究孔子最可信的资料《论语》可见，不仅孔子对这一教学方式的使用相当熟练，就是弟子对此也能加以妙用。譬如，子贡就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称得上好人向孔子发问，

“乡人皆好之，何如？”孔子回答：“未可也。”子贡进一步发问：“乡人皆恶之，何如？”孔子回答：“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子路》）。参考《论语》的其他资料可知，孔子认为，乡人皆好之者是“乡愿”，即好好先生（《阳货》），因此，他曾教育弟子：“众好之，必察焉；从恶之，必察焉”（《卫灵公》）、“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

八是学生问教师避而不答式。孔子并非有问必答，在他的教学过程中还常采用问而不答令弟子自我反省、思而得之的教学方式。譬如，弟子南宫适有一次借崇尚以力取胜的羿（善长射箭）、奡（善长水战），都没有得到好死，而崇尚以德取胜的禹、稷，并亲自躬耕，却得到天下的案例，要求孔子加以解释。孔子不答，等到南宫适出去，孔子才由衷的赞叹道：“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宪问》）。通过这种教育方式，既令南宫适反省自教，又对其他弟子进行了尚德教育，既有“此时无声胜有声”之效，又有“当其谓之时”③之教，一举两得。

九是弟子间思而不得一弟子问师求解再转述教师见解式。孔子弟子之间为了解决某一问题，经常相互发问，解惑释疑，有时实在解决不了就求师问教，得解后再转述之。譬如，“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述而》）。这段记载生动再现了这一富有特色的问答教学方式。

此外，孔门中还有弟子问弟子答式、弟子问他人式等各种问答方式。总之，孔子在教学过程中运用的这些问答教学方式是丰富多彩的，可谓事半功倍，绩效煊赫。这种问答法后被《学记》理论概括为“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待问者反此。”自此以后，问答法成了中国教育家常用的教学方法。

㈡游历教学法④

游历教学法，简称游学法，它是教师在率领弟子出外游览过程中，用耳闻目睹到的有教育意义的人、物、事等，有针对性地及时对弟子灵活施教的一种教学方法。孔子是游历教学法的首创者。他无论是在阙里传薪的悠悠岁月里，还是在周游列国的仆仆风尘中，都身体力行地实施游历教学法，因而历史上才有“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的嗟叹；“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先进》）的记载；困于陈蔡，“讲诵弦歌不衰”的传说；离曹去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

⑤的描述。

概括而言，孔子创造与采用的游历教学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一是拜师求学。为了更好地了解古代礼制，他曾率弟子专程前往洛邑问礼于老聃。今山东省嘉祥县武氏墓群石刻中一幅《孔子见老子》的汉代画象石⑥，便生动的再现了孔子当年不囿门户之见，率弟子拜师求学的教学情景：左边头戴高冠，身穿长袍的孔子，手捧一只雁作为贽礼，率弟子在毕恭毕敬地向老子施礼。右边的老子也高冠长袍，手拄曲足杖，带门人文质彬彬地手捧简册还礼，表示老子令门人拿出文籍档案供孔子及弟子翻阅。这种方式，既可开阔弟子的视野，又能增长弟子的见识，启迪弟子的智慧，使弟子获益匪浅，受益无穷。

二是游山玩水。孔子明确指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雍也》），认为游览名山大川，观赏江河湖海，既可以强身健体，又可以增知启智，也可以陶情冶性，还可以敦品立德。据史籍记载，孔子率弟子游览过的山至少有：农山⑦、戎山⑧、景山⑨、东山与泰山⑩等。在登山中，孔子或喟然长叹发表议论，或鼓励弟

子畅谈志向，不失时机地借自然现象或胜地景观进行现场教学。孔子也常率弟子到江河边，或畅游其中，譬如，他就曾率弟子“浴乎沂”（《先进》），或注足而观，发出感叹。因此，才有孔子教育弟子及时当努力、一日难再晨之叹：“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才有教育弟子百折不挠、勇往直前之慨：“其万折也必东，似志”11。

三是参观古迹。孔子非常重视历史教学，常率弟子参观历史古迹，借助陈列的文物增加弟子的感性认识，并进而对弟子进行思想品德与历史知识的教育。据《荀子·宥坐》记载，有一次，孔子携弟子游览鲁桓公庙，曾见到一文物。孔子便问守庙人：“这是什么器皿？”守庙者答曰：“这大概就是宥坐之器。”孔子说：“我听说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并让弟子灌水试验，果如孔子所言。孔子便抓住时机及时而教：“唉！哪有骄傲自满而不自取灭亡的人呢！”

四是考察政绩。孔子常借助率弟子参观考察已仕弟子的政绩之机教育弟子。譬如，《论语·阳货》就记载了孔子在率弟子考察弟子子游管理的区域教育弟子的案例：“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之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阳货》）。孔子在此通过对子游的似贬实褒，于嬉戏中教育弟子从政要以礼乐等形式，达到仁政德治的目的。

五是随机施教。孔子在游历教学中很注意随时随地以教育家特有的敏锐与机智，抓住有教育意义的人、物、事随机而教。譬如，子路有一次向正在“耦而耕”的长沮、桀溺探问渡口。当长沮、桀溺得知子路为孔子的高足时，便劝子路说：“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子路将这些如实相告孔子，孔子借机施教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激励弟子积极投身社会活动，以天下为己任。史载，孔子曾借泰山农妇教弟子无施苛政；借佝偻丈人教弟子专心致志；借吕梁丈夫教弟子忠信待人；借荷蓧太人教弟子积极参政。

总之，孔子所创造并应用的游历教学法独具特色，生动形象，其中那时时显现的教育意识，灵活机动的教育方式，率先垂范的教师形象，随机应变的教育机智等，对后世的许多教育家影响至深、至远。譬如，孟子、荀子、胡瑗、康有为、陶行知、毛泽东等都曾受到其影响。迄今为止，那“读万卷书，行千里路”的思想，“以社会为学校，奉万物不宗师”的理念，都与孔子倡导的游历教学法密切相关。

㈢侍坐教学法

侍坐教学法，是一种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与指导下，围绕某一问题而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甚至相互诘问而解疑释难的教学方法。纵观中华民族数千年之文化教育史，孔子可谓中国古代侍坐教学法的首创者和实践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教育专著《学记》曾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相观而善之谓摩”。其实，孔子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提倡：“乐多贤友”（《季氏》）、“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无友不如己者”（《学而》），希望通过良友之间的“忠告而善道之”（《颜渊》）和切磋琢磨、“切切偲偲”（《子路》），达到“以友辅仁”（《颜渊》）的目的。因此，孔子在教学中很注重提出弟子感兴趣的课题，在弟子间展开讨论与辩论，从而解惑释疑，弄清问题。通读《论语》，孔子常提出的讨论课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论志向。孔子常以自己的体会教育弟子“志于学”（《为政》），鼓励弟子树立远大志向，做到：“匹夫不可夺其志”（《子罕》），并常与弟子们坐而论道、

畅谈理想与志向。譬如，《论语·公冶长》就曾记载：“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该篇记载活脱脱地勾画出了一幅孔子与弟子各言其志、共讨志向的侍坐教学情景。

二是论治国。众所周知，孔子的教学目的是培养“退藏则为修己良民，用行则为治国忠臣”的弘道君子。因而，在孔门中如何经世济民、治国安邦是经常讨论的课题。譬如，有一次，孔子向侍坐在身旁的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四人提出了“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即如果有人用你，你将如何从政治国的讨论课题。在悠扬的瑟声中，在孔子“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的鼓励下，子路率先提出以勇治国，即“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继而主张以富治国，即“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公西华则认为需要以礼治国，即“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做小相焉”；曾晳最后一个发言，提出要以教治国，即“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在讨论中，既有弟子的各抒己见，又有孔子的引导与指导，还有孔子利用体态语言与口头语言对弟子的评价，譬如，对子路的回答，他哂笑之；对曾晳的回答，他赞同之。尤其是孔子在曾晳的追问下对子路、冉有与公西华三位同学回答的总评价与分评价颇有特色。其中，总评价为：“也就是各人说说其志向罢了。”分评价为：“治国必须讲究礼让，可是子路的话一点也不谦虚，所以哂笑之”；公西华所言又太谦虚，“如果他只做小司仪，又有谁能来做大司仪呢？”（《先进》）

孔子还进一步要求弟子在侍坐教学中必须做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并同时指出：“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子罕》）。笔者分析，这可能是孔子在侍坐教学中对弟子提出的要求之一。在他看来，在侍坐教学中常会出现批评与指责和表扬与鼓励，其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批评与指责的话，必须接受，并加以改正；表扬与鼓励的话，必须加以分析。假如不能做到这一点，任何人也没有办法教育之。

孔子正是通过各种形式的侍坐教学法，使弟子知书达礼、明志达真，实现自己既定的教学目标。孔子的这一教学方法，后来被《学记》概括为“摩”的原则，影响深远。从田齐的稷下学宫到汉代兴起的太学、宋代兴起的书院，再到近代康有为兴办的万木草堂等等，都把侍坐教学作为士子读书求学、教师论道育人的常用方法。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方法可以集思广益、互相启发、帮助学生加深理解，提高学生认识，激发学生兴趣，鼓励学生钻研，训练学生口才，加强学生交流，对进一步提高学生认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大有裨益。

㈣讲授法

讲授法，是教师通过口头语言向学生系统连贯地描绘情景、叙述事实、解释概念、论证原理和阐明规律的教学方法。它是教学过程中一种最基本最常用的教学方法，其它各种教学方法的运用几乎都必须结合讲授法才能进行。孔子是中国教育史上较早采用讲授法的大教育家。他无论是在阙里传薪、尼山施教，还是在杏坛讲学、舞雩解惑，通常采用讲授法进行教学。

据载，孔子在2500多年前就使用了一种称“雅言”的语言对弟子进行教育，“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何谓“雅言”？据现有的资料估计，孔子在当时可能使用了一种当时中华各国通用的标准语讲授《诗》、《书》

与《礼》等。这在“言语异声”、“语言杂咙”的东周的确是相当高明的。尤为可贵的是，他还要求教师做到：“于其言无所苟”（《子路》）、“时然后言”（《宪问》）、“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述而》）、言行一致、“辞达而已矣”（《卫灵公》），反对弟子“巧言令色”（《学而》）、大言不惭、“言过其行”（《宪问》）、百般绞辨。正因如此，孔子才能在困于陈蔡，“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的困境中仍“讲诵弦歌不衰”12。整部《论语》共有509章，大都是孔子运用讲授法“传道、授业、解惑”的范例。

概括而言，孔子采用的讲授法的方式是非常多的。一是讲述。它是指教师就某个事件或事物所作的系统的叙述与描绘。譬如，《论语》开篇即为：“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事实上，孔子在此就利用以递进讲述的方式，向弟子进行学习方法的教育、为人处事的教育与不能一展才华从政报国应该怎么办的教育。

二是讲解。它是指教师对某个概念或原理进行的说明、解释、分析或论证。孔子力主“正名”，要求自己心目中的君子做到：“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子路》）。即对某一事物、事件必须界定准确、名实相符，这样才能真正可言可行。孔子本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譬如，“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为孝矣’”（《学而》）；“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子曰：‘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宪问》）。尽管孔子所言今日看来未必完全正确，但是孔子在当时却积极身体力行。同时，这也说明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确实已采用了讲解方式。

三是讲演。它是指教师对某一事物或事件作深入、广泛的叙述和论证，并得出结论的教学方式。譬如，孔子就“逸民”一词，举历史上的典型人物为例进行讲演，指出：伯夷与叔齐，属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类；柳下惠与少连，属于“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类；虞仲与夷逸，属于“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类，并最终告知弟子，自己与这些人都不同类，而把自己归于“无可无不可”类（《微子》）。

四是讲评。它是是指教师就某人、某事加以讲述和评价的教学方式。譬如，对颜回究竟是什么样的弟子，他讲评道：“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为政》）。

为了使自己的讲授引人入胜，孔子在语言方面还在提出“言以足志，文以足言”13、“修辞立其诚”14的原则上巧妙地运用了如下几种修辞方式：一是比喻。孔子在教学中以“日月之食”，喻“君子之过”（《子张》）；以星拱北斗，喻“为政以德”（《为政》）；以“知者乐水”，喻永远进取（《雍也》）；以朽木难雕，喻教非万能（《公冶长》）；以松柏后凋，喻百折不挠（《子罕》）等等。这就使他的讲授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妙趣横生、令弟子“欲罢不能”（《子罕》）。

二是对比。孔子经常采用对比进行教学，这既使语言鲜明，又使内容明确。譬如，“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阳货》）。寥寥数语把古今狂、愚、矜之别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再如，孔子在《论语》中多次论及的“君子”与“小人”之别，也较多地采用了对比的手法，使人们读后，马上就知君子与小人的区别究竟是什么。这因在“教育目标论”一章中有详尽的阐述，在此就不再赘述。

三是排比。它可使教学内容前后联结、结构紧凑、文意贯通、语势恢宏。孔

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采用这种修辞手法。譬如，“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言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等等。

四是递进。它可使孔子的教学环环紧扣，步步深入，使学生的思想层层深化，渐次达成教学的目标。例如，孔子曾妙用递进手法指出：“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

五是对偶。它可使教学节奏明快、合辙押韵、言简意明、简明扼要。例如，“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宪问》）；“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等等。

六是顶真。它可使教学内容头尾蝉联、珠连璧合，从而使教学周密严谨、前后贯通、条理分明、引人入胜。譬如，“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等。

此外，孔子常用的修辞手法还有设问，如“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反问，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等。

总之，讲授法是孔子所采用的主要教学方法之一。披阅《论语》可见，不仅孔子经常使用之，而且其从教的弟子有若、子游、子夏等也经常使用之。孔子使用的这一教学方法对后世儒家与教师的影响更大。《学记》曾将此法系统化为：“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必也其听语乎，力不能问，然后语之，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并要求教师讲授的语言必须达到“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何谓言之凿凿！

㈤读书指导法

读书指导法，是教师指导学生通过阅读古代典籍，增长知识，并培养其自学能力的一种方法。孔子很重视这一方法并身体力行。譬如，孔子指导弟子学习《诗》时首先劝诱道：“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并教育自己的儿子伯鱼：“不学《诗》，无以言（《季氏》），“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与！”（《阳货》）其次，他指出，《诗》的中心思想是，“《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再次，孔子认为，学《诗》要注意学以致用，反对只知死记硬背，而不知活学活用的作法，尖锐指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仔细分析，孔子所用读书指导法中的“指导”，既包括指示教导，也包括指点引导，既包括对读书意义的指导，也包括对读书态度、读书方法等的指导。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孔子在当时古代典籍并不多的情况下，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赞《周易》，为读书指导法的顺利施行奠定了必备的物质基础。这在当时是相当了不起的！

这一方法后来又为孟子、荀子、董仲舒、王通、韩愈、朱熹、张载、王阳明等大教育家所秉承与发展，尤其是由宋人张洪与齐熙摘录朱熹有关读书的语录分类编成，元人程端礼重编的“朱子读书法”，集古代读书、治学之大成，论证最充分，总结最全面，影响最深，享誉后世。其具体内容主要有：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近期出

版的《世界教育报告：1998》中对这一方法也有阐述，尤其是该书总结的在运用读书指导法中，“要求教师扮演的新的‘学习指导者’或‘帮助者’之角色比通常所认为的更传统”的见解，事实上充分肯定了这一方法在现代教学过程中的价值与功用。

㈥时习法

时习法，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时常巩固知识与培养技能的基本方法，也是学生学习过程中一种主要的实践活动。孔子是时习法的主要倡导者与尝试者。孔子曾感慨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这是中国常用词汇“学习”一词的出处，然而何谓“习”？中国的专家与学者存在争论，有人认为“习”是温习、有人认为“习”是复习，有人认为“习”是练习，有人认为“习”为演习。究竟哪一种观点正确呢？笔者认为，要解决此疑问必须从“习”字入手。而“习”字的原始意义，应该从孔子当时的典籍中去寻找。从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释曰：“习，鸟数飞也”，到研究孔子最可信的资料《论语》，都是破解“习”字之谜的主要参考资料。溯诸《论语》，孔子特别主张，学习不能急于求成，认为急于求成的结果只能是“欲速则不达”（《子路》）、“学则不固”（《学而》）。因此，其高足曾参才会把“传不习乎？”（《学而》）列入每日必须反省的三大内容之一，子夏才能把“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子张》）称为好学，也才有希望达到孔子所说的“温故而知新”（《为政》）的最高“习”的境界。此外，参考中国最早的国别史——《国语·鲁语》，此书记载的年代为公元前967年至公元前463年的史实。其中曾形象描绘了鲁国士子读书的情景：“士朝而受正，昼而讲贯，夕而复习，夜而计过，无憾而后即安”。这段记载可与孔门弟子的传习相参验。

由上足见，孔子所说的“习”应该包含：温习、演习、复习与练习几层意义。譬如，《史记·孔子世家》曾记载了孔子在周游列国离曹去宋的途中，曾与弟子“习礼大树下”的史实。其中，这个“习”既有温习之义，又有演习之义，还有复习之义，也有练习之义。与今日所说的练习法相比，笔者理解孔子在教学过程中提倡与采用的时习法更高明一些。这一是因为孔子的时习法除练习之外，还包括复习与演习，二是因为孔子早在2500多年前就提倡“学而时习之”，强调“时”的作用与价值，这对后世强调学习应该当日事当日毕，应该及时复习的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这还与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不谋而合，符合当代记忆心理理论。三是因为孔子所强调的时习并非简单的单调的重复与掌握，他进一步要求弟子应该尽量做到“温故而知新”（《为政》），即必须有新体会与新发现。这在20世纪末也是先进的！

这种方法不仅对孔门弟子，而且对后世的许多教育家，甚至整个社会的学风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二、孔子教学方法的特色

依据现有资料，我们可以说，孔子继承并部分弘扬了其以前的一些教学方法，同时也创造了一些新的教学方法。概括而言，孔子所继承与创造的教学方法具有自己的特色，有些仍对今日教学方法的改进有所启示。

㈠音乐性

从本书孔子教学内容论中，笔者已经指出，孔子在教学内容中不仅教《乐》，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而且懂乐，譬如，他会唱歌、能鼓瑟、善击磬、懂欣赏，并曾教弟子习乐。更值得注意与研究的是，孔子在教学方法中也特别重视音乐的价值与功用。从我们手中已有的资料看，已明显显现了这一点。例如，在孔子教学过程中，这种音乐性有时显现为孔子亲自

唱歌、鼓瑟或击磬，有时显现为弟子唱歌、鼓瑟或击磬。从教学方法上看，这种音乐性有时用于讲授法、有时用于问答法、有时用于游历教学法、有时用于侍坐教学法、有时用于时习法、有时用于读书指导法中。概括而言，孔子常采用音乐作为教学背景，以令弟子在优美的音乐背景下高效率学习。譬如，在《论语·先进》“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中就记载了在侍坐教学中曾晳鼓瑟的情景，其原文是：“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史记·孔子世家》中则记载：有一次，孔子及弟子在周游列国中被困于陈蔡之间，在“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的情况下，“孔子讲诵弦歌不衰”。这充分说明孔子在其教学方法中特别重视运用音乐背景法。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音乐性不知何故，也不知何时，被后世的教育家们所淡忘。笔者估计，这一可能与“废科举，兴学校”有关，因为其之前我国特别强调士子必须在掌握必备的知识之外，还要求达到“琴棋书画”四会。二可能是由于学科分化的原因，音乐被列为专门学科加以学习与练习，这反而导致了教学音乐背景性的匮乏。这其中除了有保加利亚的大教育家洛扎诺夫创造了非常著名的“暗示教学法”，充分运用了音乐的背景性，坚持轻松愉快原则、有意识与无意识统一原则与暗示的相互作用原则，尤其是借助艺术的手段，把教学内容与艺术结合起来，寓教于乐，达到了优质高效的实验结果之外，极少有人问津教学方法的音乐性。另外，迄今我国教育界对教学方法与音乐背景之间关系的研究依然不够，在教学方法中的应用则更少得可怜，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㈡自主性

应该说，自主性一词并不源于孔子，但是孔子在其教学方法中却处处表现出其对弟子学习自主性的强调与重视。对此孔子提出了自己对学习自主性的认识，那就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后人对此章大多只依字面意义加以解说。其实，孔子在此所言是对自主性三个层面的理解：一为低层面的“知之”；二为中层面的“好之”；三为高层面的“乐之”。在孔子看来，只有教弟子达到“好学”与“乐学”两个层面，做到“笃信好学”（《泰伯》）、“敏而好学”（《公冶长》），做到安贫乐道、以苦为乐、以忧为乐、死而后已，才能说真正达到了学习的自主性。依据孔子弟子颜渊的表述，孔子特别重视在教学方法中对弟子自主性的调动，最终达到了教学艺术的境界。譬如，“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子罕》）。再如，孔子反对弟子半途而废，对提出：“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者”的冉求，他教育道：“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雍也》）。

仔细思索，今日如何在教学中利用各种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仍是教学中的一大难题。孔子早在2500多年前，就重视探索调动弟子学习自主性的研究，并在教学方法中尝试运用，这是相当不简单的。近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一书中明确指出，新教育在教学方法中必须“尊重学生自主性的精神，使他们的人格得到充分的发展”。其实，这与孔子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㈢针对性

孔子在其教学方法中特别强调针对性，即依据弟子的具体情况，如能力水平、性格特点、兴趣爱好与年龄特征等施加教育影响，以促进弟子发展。在孔子眼中，弟子各不相同。从大类上划分，有“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有“困而学之”者与“困而不学”者；有“上智”与“下愚”；有“中人以上”者与“中

人以下”者；有“苗而不秀者”与“秀而不实者”；有擅长“德行”、“言语”、“政事”与“文学”者；有入门者、升堂者与入室者……。从个人特征止看，“柴也愚，参也鲁，由也喭”（《先进》），“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雍也》）等等。

基于此种认识，孔子在其各种教学方法中特别重视依据弟子的具体情况而施加不同的教育。譬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此段记载生动描绘了孔子在其问答教学法中有针对性地对弟子进行教学的情景。事实上，打开《论语》，孔子在其使用的各种教学方法中都特别重视教学方法的针对性。当然教学方法针对性的运用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它必须建立在教师对学生深刻了解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达成，而孔子正是这方面的楷模。无论从其“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庾哉？人焉庾哉？”（《为政》）的见解，还是从其了解弟子的具体方法，或是从宋代儒学大师程颐对其教学特征的概括：“孔子教人，各因其材”15上看，都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今日，由于班级授课制的冲击，加之工业社会标准化在教育中的潜在影响，在教学方法中重视有针对性教学的教师的数量在减少，在教学方法研究中关注教学方法针对性的学者也不多，这就使班级授课制本已存在的难以照顾到学生全体的问题日益突显，严重影响着教学的质量与效益，必须加以改变！

㈣创造性

孔子作为中国较早开办私学的大师，特别重视教学方法的创造性。笔者在爬梳与整理孔子教学方法的相关资料时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一方面，他在“学无常师”、“不耻下问”中学习和继承了其前中国官学与私学的一部分教学方法，并加以创造性运用。譬如，在问答法中，孔子不仅提出了自己对问答的见解，而且创造性运用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问答方式。这就使其教学妙趣横生，绩效煊赫。另一方面，他在自己阙里传薪、周游列国中创造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教学方法，用以教书育人，作育人才。譬如，游历教学法与侍坐教学法等，都是孔子在教学过程中创造的富有特色的崭新的教学方法。

总之，创造性至始至终贯穿于孔子所用的全部教学方法之中。今日的教育界，墨守成规、奉守成法、不知创造的教师大有人在。假如说当今学生厌学存在种种原因的话，那么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尤其是在教学方法上过分奉守成法可能是其主因之一。这种局面必须迅速加以扭转，让每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教学方法，同时创造适合其自身的新的教学方法，这是教学改革的需要，更是培养和造就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健康人才的需要！

此外，孔子教学方法的特征还有：重学性，孔子特别重视弟子学习在教学方法中的作用与价值；启发性，孔子重视在弟子处于“愤”与“悱”状态中，因时制宜，加以适当的“启”与“发”等等。在学习化社会中，这些特征对教学方法改革肯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启示！

注释：

①王毓珣《孔子教育经济思想探微》，《教育与经济》1991年第2期。

②朱熹《四书集注》。

③《礼记·学记》。

④参见李如密、王毓珣《孔子的游历教学法》，《上海教育科研》1993年第3期。

⑤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⑥现存于山东省济宁市市中区汉碑馆。

⑦《说苑·栢武》）。

⑧《韩诗外传》卷九。

⑨《韩诗外传》卷七。

⑩《孟子·尽心》。

11《荀子·宥坐》。

12《史记·孔子世家》。

13《左传·哀公二十五年》。

14（《易·文言》）。

15（《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