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步走发展战略

“三步走”战略的构想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个短时期内，我们党的提法都是重申毛泽东时期的战略构想，即在20 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多里，由于赶超心理及急于求成的主导思想，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出现了一个“洋跃进”，带来了很多问题。正是这些问题的出现及解决，促使了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战略构想的转变，提出了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及对“小康社会”目标的设定，进而对“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确定。邓小平“三步走”战略思想的形成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放邓小平坐沙发谈话的图片>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国门打开，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交往日益密切，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看到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深刻认识到：“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1978年10月，邓小平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说：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达到你们现在的水平已不容易，要达到你们二十二年后的水平就更难了。

1979 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随后，邓小平作了解释：“我们开了个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1]。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2]，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从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对我国能否在20世纪末实现高水平的现代化有了重新认识。

<放会谈图片>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与前来访问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举行会谈。在会谈中，大平首相提出：“中国根据自己独自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要把中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大平的这个问题与一个时期以来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战略的思考正好吻合，使邓小平陷入了沉思。他在想了一分钟后，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设想。

邓小平讲道：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小康状态”。比如，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至此,“中国式的现代化”不但有了具体的量化标准，而且有了一个中国老百姓易于理解也感到亲切的传统词汇——“小康”。基于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和对现代化的科学认识，邓小平在探索中提出了20 世纪末实现“小康”的奋斗目标和“两步走”的战略构想。

“三步走”战略的实施

在确立“三步走”的经济发展目标之后，邓小平深入分析了我国所面临的各方面的机遇，逐渐地为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的战略措施，推动了“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邓小平认为，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体制不变、观念不变、政策不变，都是难。

打开国门：

<放外贸港口的图片>

邓小平反复向中央领导同志强调：“要利用外国的智力”，“要扩大对外开放”，“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技术合作，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些搞上去。”“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中国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

邓小平也一贯认为，并多次重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经济手段，经济方法。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中又进一步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先富带后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邓小平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民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并强调：“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允许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邓小平认为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可以“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防止两极分化，他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这里放上反映东西部差距的图片>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且分布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地区之间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因此，对于不同地区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允许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发展得快一些，而另一些地区可能发展的慢一些。

同时，邓小平也指出我们要把握住两个大局：一是一些先富起来的人和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要进一步加速对外开放，使沿海地区更好更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内地要服从这个大局。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又要求沿海地区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大局。到那时，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就形成了区域性的发展和推进的方略，以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在邓小平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关于“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的“建议”中，正式确定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

台阶式发展

为了更好地实现“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邓小平提出要抓住有利时机，争取出现若干个较快、较好的发展阶段，台阶式前进。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从我国经济的发展历程看，我国经济有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成功经历。“一五”计划时期国民收入平均增长8.9%，创同期世界经济增长之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

1984～1988 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5%，再创同期世界经济增长之最的记录。邓小平总结指出：“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

<放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统计图>

这些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经济发展波浪式前进，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确是带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客观规律。邓小平将其概括为：抓住时机，几年的加速发展———发现问题及时调整、治理———再继续前进，新的加速发展。这种发展形式可简化为一个公式：飞跃——调整——再前进、再飞跃”

在邓小平“台阶式发展”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经济每隔几年便上一个台阶，国民经济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有利地促进“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

出师表

两汉：诸葛亮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

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

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

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

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

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

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

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

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

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

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

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

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