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中国传统文化的完美符号──对杜甫文化意义的深入思考

杜甫：中国传统文化的完美符号──对杜甫

文化意义的深入思考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二年，是中国古代著名诗人杜甫诞辰一千二百五十周年。就在这一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四位世界文化名人，杜甫名列其中。我们平常提及杜甫，映入脑海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诗圣”的美誉。我们早已习惯了作为文学家的杜甫，习惯了从文学角度评价他的一生。但是，我们应该静下心来想一想，“诗圣”这一称号，是否仅仅是针对杜甫诗歌创作的成就而言？它是否有超越文

学层面的含义？再联系４２年前那场全球范围的纪念活动，我们不仅要问：杜甫为什么会成为“文化”名人？

中国历史上人品最高尚、理想最远大的政治家而非政客王安石，曾经写过一首题杜甫画像的诗。他说：“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我推测子美先生您的这颗心灵就连那圣人辈出的上古三代也是少有的，是非常高尚伟大的一颗心灵。我是多么渴望您能起死回生，让我们成为朋友啊！一生批评历史人物无数的南宋理学家朱熹，在他那部被后世当作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朱子语类》中，一反常态地列举出了中国历史上可称为“伟大”的五个人：诸葛亮、颜真卿、杜甫、韩愈、范仲淹。作为五个人中位一一位一盛大多数时间深处民间、在政治上无甚建树的人物，为什么会得到朱熹的高度评价，在从诸葛亮到范仲淹这样一张名单中占据一席之

地？朱熹说得很清楚，关键在于他们五个人的共同点是都有一颗伟大的的心灵，在道德方面和人格层面都有伟大的建树。朱熹评价说，他们都是光明正大，磊磊落落，是在人格层面堪称楷模的人。王安石与朱熹的评价，显然早已超出了文学的范围，一语道破了杜甫的文化意义。

中国古代哲学更倾向于伦理学的范畴。它向来被分为入世的和出世的两类。道家的人“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庄子·大宗师》），认为欲得到最高的成就，必须脱离尘世罗网、脱离社会，甚至连生命也要抛弃，才能得到最后的解脱。因此，道家被看作“出世的哲学”。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注重社会中的人伦和世务，专讲道德价值，不愿讲、很少讲超道德的价值（例如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尽管后来王阳明把儒学发展到“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的程度，在唯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儒家学说总体上是实用主义的、现实的。它不像道家那样强调个体的生命价值，而是更注重群体的（一个家族、宗族乃至民族）利益。有人指出，由于中华民族的先民们生活在一个自然环境并不十分优越的地方（黄河流域），经常遭到以水灾、韩在为代表的自然灾害的侵袭，所以，过于强调个体生命而忽视群体利益是不利于整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这样，历史自然地选择了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带上了浓厚的入世哲学的色彩。

也许唐代在整个儒家思想演变过程中并不占重要地位：既不像汉代独尊儒术伊始各家对儒学经典的阐释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更比不上两宋时期二程朱熹最终完成儒家学说宗教化的历史功绩，就像两个波峰间深邃的波谷。然而，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却指出，唐代儒学并非停滞不前，相反，唐代出现了两个大儒：韩愈和杜甫。有意思的是，两个人都是文学家；他们对儒学的贡献，并不在于写出了多么高深的理论著作，而是“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行动为儒家的道德理想、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写下了最完美的注脚。

那么，在杜甫身上究竟体现出了哪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呢？

第一，杜甫是个“博爱”的人。曾将有个叫樊迟的人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的答复只有简单的两个字：爱人（《论语·颜渊》）。这就是“仁者爱人”这个成语的来历。读过杜诗的人都会感到杜甫是个充满博爱之心的人。这个“博爱”既表现在他对自己亲人的爱，更表现在他对广大人民的爱和对国家的爱。

杜甫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兄长，是一个有着高度家庭责任心的人。在中国古代社会这样一个男权专制的时代，成年男子纳妾、出妻是十分普遍的事，以至于忠贞不渝的爱情往往成为一句空话、一个美好的梦想。但杜甫却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他与他的好友李白的婚姻家庭观念截然不

同。李白一辈子结过许多次婚，而杜甫却与妻子杨氏夫人厮守一生，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想念他的妻子。在历代诗人中，作品里出现“妻”字频率最高的很有可能就是杜甫，其中最有名的一句当属“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夫妻间关系的融洽可见一斑。他的《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二尤其能体现他高度的家庭责任感：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精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邻里为我色惆怅！为了给家人找食物充饥，杜甫可以不顾自己已是衣不遮体，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手握一柄木铲去山中挖“黄独”这种植物。每个读过这首诗的人，都会被诗中渗出的伟大亲情所深深打动。

杜甫仁爱之心更为我们熟知的是他对人民大众的深情厚意，甚至是对世间万物的怜悯。《论语》上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认为不用网捕鱼和不射归巢的鸟便是“仁”的表现。杜甫也曾经面对江面上被密网困住的鱼发出“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过津口》）的感慨。他的大部分诗歌都充满了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例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的诗句，至今仍然时常被我们引来批判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他最著名的“三吏”“三别”控诉的是残酷的兵役制度和连年征战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在《有感》中，他更痛斥“不过行俭德，

盗贼本王臣！”他爱劳苦大众甚过自己的亲人。在发现“幼子饥已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后，在为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而深深自责的同时，他仍然“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为失去土地的农民和边疆的将士担忧。他爱劳苦大众甚过自己。当茅屋为秋风所破的时候，他还能许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心愿。在他那些饱含对人民和国家深情的诗句连七岁小儿都能脱口而出的时候，杜甫已然成了忧国忧民的代表。正如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评论的那样，“于黎民，无刻不关其念……诗出于人，有子美之人，而后有子美之诗”。黄庭坚题杜甫画像的一句“醉里眉攒万国愁”（《老杜浣花溪图引》）更被后人评为“状尽子美平生矣”。人们甚至忘了杜甫也曾有过“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壮游》）的青年时代，忘了他也曾时时念叨“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百忧集行》），以至于他留给后人的标准形象，就是那位河南巩县杜甫陵园里愁眉苦脸、怜悯地看着天下苍生得让人心情沉重的石雕老人。

第二，杜甫是个爱国的人。“爱国”与“忧国”显然不同。杜甫生活的时代正是唐王朝由极盛转入衰败的关键时期。安史之乱造成之后百年的大动荡，国家屡屡被推向破亡的风头浪尖，因此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爱国诗人，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但杜甫与其他人的最大区别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