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方言钩沉

陕北方言钩沉
陕北方言丰富而复杂，地方色彩十分鲜明。

若从语言学的角度划分，延安南部地区属渭北关中方言区，延安以北内蒙河套和榆林地区属晋北方言区。

古时候，陕北地处边荒，文化传播和变迁的速度较之中原发达地区慢了许多，方言中沉淀了一部分古汉语和古代俗语残余。

同时，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晋西北、内蒙河套、陕北这片晋北方言区的广大区域内，一直是周边少数民族内迁安置的聚居中心，五方杂处，各种外来文化与各民族风俗习惯和语言交流十分频繁，互相影响，陕北方言中的外来文化和异族语言残余，至今仍随处可闻。

大（da）
在中国的广大地区，人们多管父亲叫爸、叫爹。

但在陕北以及甘、宁、青部分地区，人们则呼父亲为“大”（音达）。

佳县、安塞、宜川、富县、洛川、黄陵等大部分地区“呼父曰大”。

甘肃的秦安、渭源等地“呼父曰达达”，政和等县则“呼父曰阿达”。

关中和渭北的大部地区也“呼父曰大”。

追溯这一称谓的来源，当与羌、鲜卑、契丹等民族称其部落首领为“大人”、“部大”、“酋大”有关。

羌族是我国西北地区一个古老的民族，秦汉之际，主要分布青海南部与甘肃南部交界的地区，东汉时陆续内迁，至魏晋南北朝时，已聚居于关中渭北、陕北大部分地区，“关中之人，百万余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

（《晋书·江充传》）前秦建元三年（367）的《邓太尉祠碑》有“统和宁戎，鄜城、洛川、定阳五部屠各，上郡夫施黑羌、
白羌、高凉西羌………”的记载。

在羌族部落中，称呼其首领为“大”“大人”“部大”“酋大”。

《北史》〈〈宋史〉中都说：“羌之酋豪曰大”。

《邓太尉祠碑》中有“治下部大钳铒丁比”，是说丁比是羌族部落的“部大”。

前秦建元四年（368）的《广武将军Δ产碑》中，也有不少在题名之前冠以“大人”、“部大”、“酋大”的羌人姓名，如“大人白平君”“酋大夫蒙木犁”“部大张广平”等（详见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羌族入居陕甘边和关中渭北地区数百年之久，对这里的文化和民族构成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以他们的姓氏命名的村落流传至今，如蒲城的钳铒、罕井、富县的钳铒（今讹为钳二）、曲南、杜甫居住过并留下《羌村三首》《北征》等不朽诗篇的羌村等。

正是因为羌人称呼其主持部族事务的首领为“大”“大人”“部大”，渐渐地居住在陕甘边、关中、渭北的百姓和后来徙居这里的鲜卑、契丹等族也将主持部族、家族和家庭事务的男性称为“大”或“阿达”，取代了父亲这一称谓。

也有的研究者从音韵训诂的角度，考证了“大”“阿达”称谓演变的情况。

据有关文献记载，称父亲为“多多”（即达达，详后），始见于南北朝时期的佛经。

而这些佛经的传译者，又多为西域僧人，他们最先接触的便是羌氏文化。

南齐·枷跋陀罗译《善见律毗婆娑·六》中有“阿摩多多者”句。

他注曰：“阿摩是母，多多者言父也”。

这一称谓习惯延用到随代。

隋·阇那崛多译的《佛本行集经》四五：“到已长跪，白父母言：奄婆、多多，我实不用行世五欲，愿修梵行”。

音韵学研究的结果表明，在中古时代，“阿摩”、“奄婆”的读音与阿妈相近，“多”
的读音差不多是“搭”，称父亲为“多多”，听上去就“搭搭”。

后来，南方有些地方在“多”字的读音中间加了个介音“i”，发展成dia，北方则在“多”字上加了个“父”字，演变成了die。

宋《广韵》曾用这个字记羌族称呼：“爹，羌人呼父也”。

元代单音简称，“搭搭”始写作“大”。

元·张国宝杂剧《罗李郡》四：“还不够一两日，他将唾盂儿不见了，必然递盗与他大的拿去”。

明·沈榜《宛署杂记·民风二·方言》：“父曰爹，又曰别,又曰大.”（见王克明《听见古代·陕北话里的文化遗产》，中华书局2007年）如今，陕甘、宁、晋的民众呼父曰大曰爹，呼夫家之母曰婆婆，西南汉藏语系羌语族的一些少数民族呼母曰阿妈，吴堡、佳县一带群众呼父曰dia，都源出羌语，又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

这便是呼父曰大的源与流，也是羌、汉民族融合的语言学佐证。

婆姨·阿姨
陕北方言的婆姨一词两个意思，一是指妻子、老婆；二是泛指已婚妇女。

这种称谓在全国是很独特的。

关于它的词源，许多研究者都指出婆姨一词源出佛教用语，是个外来词。

佛教在东汉末年（公元一世纪初）传入中国，公元四、五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时在北方已蔚然成风。

佛教初入中土的一段时期内，称女居士为“优婆夷”。

唐·《敦煌变文·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讲经文》：“优婆塞者，近佛男也。

优婆夷者，近佛女也”。

优婆夷是梵语upasika的音译，在译经中常作“阿夷”或“阿姨”，三国时已有这种叫法。

佛教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首先在西北地区扎根，由于北朝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扶持，开窟造像与修塔建寺之风大盛。

据近来的考古调查证实，
从甘肃庆阳到山西大同一线，是佛教传播的重要通道。

黄陵的香坊石窟、富县的石泓寺、安塞的云岩寺、大佛寺等石窟，都是北魏至西魏时期所开凿，洛川县也发现了十余通北魏至隋初的造像碑。

可以想见，当初佛教盛行时，人人信佛，家家女居士，很多人的妻子都能称作“优婆夷”，而自己的老婆以外的其他妇女，也都是“优婆夷”后来略称为婆夷。

随着“婆夷”这个对女人称呼的宗教意义越来越淡，成为一种日常口语，书写时便多了个女字旁，成了“婆姨”。

至于称呼老年女人为老婆，则是唐代的事了。

到了宋代，也开始把妻子称老婆。

老婆这个词也是从老“优婆夷”演变而来。

如今，在老婆、太太、夫人、妻子都满世界叫开的时候，陕北黄土高原上依然保留着“婆姨”这一古老的词汇。

另外，“阿姨”一词，也源出佛教用语，但已没有对女居士尊称的原始意义，而成为对非亲属长辈女性的尊称了（参见王克明《听见古代》）。

赫连城家
榆林三边地区和延安城周边的老乡，把性格执拗、蛮不讲理的人叫作“赫连城家”。

这句俗语的背后，包含了一个一千多年的历史典故。

赫连，指陕北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赫连勃勃。

他本是南匈奴右贤王去卑的后裔，叫刘勃勃。

其祖先在东汉时期归附中央王朝，内迁到晋北地区，赐姓刘。

他们长期与鲜卑人通婚，北方诸族称匈奴父鲜卑母所生的后代为铁伐（一作铁弗），故此部落以铁伐为号。

西晋永嘉四
年（310），铁弗匈奴刘虎部被晋州刺史刘昆所破，刘虎率众迁至朔方（今河套南北陕蒙之地）。

经刘虎、刘豹子、刘卫辰几代，先后接受前、后赵、前、后秦官职，成为朔方一大势力。

勃勃之父刘卫辰曾被前秦封为北单于。

淝水之战以后，刘卫辰被北魏所杀，勃勃侥幸逃脱，投奔后秦，镇守朔方（治所在今内蒙磴口县北）。

他兼并其他匈奴和鲜卑部落，势力大增，拥有10万之众，于公元407年自称天王、大单于。

公元413年，正式建都统万城（今靖边县白城子），改元凤翔。

因传说匈奴是夏后氏苗裔，故以大夏为国号。

刘勃勃认为自己既为天子，即应与天相连，因此改姓赫连，即匈奴语“天”之意，令其所部旁系部落皆以铁伐为姓，意为钢锐如铁，皆堪伐人。

赫连勃勃久居中原，汉化程度很高，但文治却毫无称道之处，倒是凶狠暴虐，武功显赫。

他以河套南北为中心，打出了南及秦岭、东到太原、西北接宁夏、甘肃兰州的广大地盘，设立了10个州、2个护军进行军事统治。

《晋书·地理志》记载这10个州是：幽州（治大城，今河套南）、南台（治长安）、朔州（治三城，今延安城东周家湾）、秦州（治杏城，今黄陵县南）、雍州（治阴密，后治长安）、并州（治蒲坂，今山西永济）、梁（凉）州（治安定，今甘肃泾川县北）、北秦州（治武功）、豫州（治李闰，今大荔县李闰堡）、荆州（治陕城）；又置吐京、长城二护军。

其中，幽州、朔州、秦州三州在陕北地区。

大夏的州级机构以下，不设郡县。

所谓州，不过是统军的军镇而已，以城为主而统民。

州城中居住者，多为官军兵将，城中之人凶暴蛮横可想而知。

大夏10余个州城中，有两个最有名气。

一个是都城统万城。

它筑于公元413年，不但雄伟坚固，历1600余年仍雄姿犹存，而且还是后来的西夏党项拓跋氏的发祥地。

尽管隋唐以至北宋，统万城一直是夏州治所驻地，但人们还是把它叫作赫连城。

唐·许棠《夏州道中》有“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的诗句。

另一个就是延安城东李渠镇周家湾村北的丰林故城。

它本是公元407年，赫连勃勃兼并三城鲜卑后所筑的朔州城。

因北周时在这里设丰林县，故现在称之为丰林故城。

不过，直到宋代，人们还习惯称它为赫连城。

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一载：“延州故丰林县城，赫连勃勃所筑，至今谓之赫连城，紧密如石，剐之皆火出”。

这座古城历千余年风剥雨蚀，城垣轮廓至今仍清晰可辨。

赫连勃勃的残暴与治国无方，以筑统万城等城池而闻名于后世。

据说，筑统万城时，土要过筛笼蒸，拌以糯米汤，再用夯筑。

若夯窝渗水或被铁锥扎进，筑者就要被处死。

又说，他命叱干阿利督造箭与甲，做成后由工匠互相试验，若甲被箭射穿，则做甲者死，若射不穿，则做箭者死。

反正蛮横至极，无道理可讲。

赫连勃勃的这些暴行，见诸于文献，也广为流传于民间，现在也仍为陕北老乡所熟知。

赫连勃勃的蛮横无理和赫连城内那些凶狠残暴的故事，深深地印在他们的脑海里。

把那些性格执拗，蛮不讲理的人称之为“赫连城家”，反映了他们那些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

龟子·吹鼓手
在陕北，龟子一词的意思，一是指吹鼓手，乐人；二是指骂人的话，意为门第不高，门风不好。

考察这个词的本源，当于汉代龟兹人
迁居陕北有关。

龟兹的正确发音为qiu ci，为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其故地在今新疆库车一带。

大约在汉宣帝时期（前78—前43年），因受到匈奴或周边其它民族的压迫而要求内迁，西汉王朝把龟兹国数万民众安置在榆林市北部的陕蒙交界之地，置龟兹县，并设龟兹属国都尉进行管理。

《汉书·地理志》在上郡条下有“龟兹县”。

唐·颜思古注曰：“龟兹国人来降附者，处之于此，故以名云。

”龟兹故城在今榆林城北牛家梁镇古城滩（一说在今米脂境内），其城垣轮廓尚存。

龟兹人能歌善舞，尤以吹奏唢呐等管乐见长。

他们远徙异地，也可能以此谋生，当地人不知龟兹(gui zi)的正确发音，便把他们称为龟子（guizi）,以至后来把乐人吹鼓手也一并称之。

又因为龟兹人为外来户,为当地人所排斥，加之从事乐人这一职业，也为当地人所鄙视，或是有什么坏事，也认为是龟兹人所为，久而久之，龟子或是龟子子，便演变为一句骂人的话，如“你这个龟子子，就不干个正事。

“龟子菘”一词则等于说，某个人就不是正经人（龟兹人）的种儿
麻胡
夜深人静，瞌睡难耐，或是母亲手中活儿正忙，膝下小儿却哭闹不止。

无奈之下，母亲便吓唬道：“不要哭，一声住了！你再哭麻胡（音若猫乎儿）就来了。

”母亲的这一招还真灵，孩子的哭闹声果然嘎然而止。

这一幕，是许多稍有年纪的陕北人都经历过的。

麻胡是个什么东西，居然有这么大的震慑力？有人说，“麻胡就是狼”，母亲吓唬小孩的这句话，等于就是说“你再哭狼就来了！”其实不然。

麻胡这
个吓人的词，从十六国时期就有了，距今已1600多年。

麻胡本是一个人，名叫麻秋，为南匈奴羌渠部落后裔，史称羯人，又称羯胡。

公元319年羯人石勒建立后赵政权，占有包括陕、甘、蒙、晋、冀、豫和淮水以北的大部分地区。

麻秋为后赵的征东将军，以残暴著称，杀人如麻，令人胆栗。

在麻秋征服的地区，有个习俗，“俗有儿啼，母辄恐之曰：麻胡来。

啼声遂绝。

”久而久之，麻秋成了杀人恶魔的代名词，因他是胡人，故称麻胡，把真实姓名也湮没了。

这个俗语历代相传，流传到现在，活在老百姓的口语中。

又据《列仙全传》记载，残暴将军麻秋经常驱赶民夫服劳役，“筑城严酷，昼夜不止，唯鸡鸣少息。

”麻秋有个女儿人称麻姑，十分同情民夫，常常学鸡叫，引得群鸡齐鸣，民夫便能早点休息。

后来，麻秋知道了，要找女儿算帐，麻姑便逃走，“入仙姑洞学道“，后来得道成仙，便是民间广泛流传的“麻姑献寿”中的著名女寿仙，受到百姓的敬仰。

可见民众的爱憎何等分明。

吹牛皮与拍马屁
吹牛皮是人们经常说的一句口头语，意为吹牛，说大话。

殊不知，这句俗语最先出自陕甘宁和内蒙河套的黄河两岸，与这里的游牧与农耕结合的文化背景有关，与党项族的关系更为密切。

自隋唐以来，党项族就沿河西走廊不断内迁，定居于甘肃、宁夏、陕北、内蒙河套南北的大片地区，并建立西夏王朝。

黄河横贯西夏腹地。

这一段黄河，地势平坦，水面宽阔，水流湍急，成为两岸民众往
来交流的障碍。

过去，两岸民众兼农兼牧，牛羊遍野。

人们就地取材，把整个囫囵羊皮阴干，再涂上生漆或桐油，吹上气使它鼓起来，党项语称之为“浑脱”。

至今，陕北方言中仍把整个的东西叫浑笼统，乃留“浑脱”原意。

十来个这样的羊皮囊排列三行，扎在木棍上，做成羊皮筏，上面能坐十来八个人。

用这种羊皮筏渡河，既轻便又安全。

羊皮囊较小、也柔软些，可以用人的气力吹起来。

牛皮又大又厚，以人的力气是吹不起来的。

如果有人说他能把牛皮囊也吹起来，就会被讥为说大话。

天长日久，吹牛皮就成为说大话的代名词，在全国传播开来，成为一句常用口头语。

拍马屁一词，指曲意奉承别人。

那么，拍马屁又怎么能与奉承人联系起来呢？
著名国学大师顾颉刚先生认为，这个词也起源于西北地区游牧民族。

秦汉以来，西北和陕甘宁晋交接地区经常作为安置内徙各族的“缘边六郡”，这里不时的被辟做牧场。

马是游牧民族的好伙伴和主要财富，一般人家都会养许多骠肥体壮的高头大马，作为征战和代步的工具。

如果有人为了夸赞和讨好主人，就会拍着滚瓜溜圆的马屁股，向主人赞不绝口。

久而久之，拍马屁就成为讨好人，赞扬人的代名词。

这个词经过千百年的流传，词意发生变化，含有曲意奉承别人的贬意。

而个（er ge）·如今
陕北乡间口语中，几乎听不到“现在”“如今”“这阵儿”一类的词汇。

表达这个意思时多用“儿个”这个词，让外地人听得一头雾水，不得其解。

其实，“而个”就是人们熟知的“而今”这个词的古音。

宋·徐铉注《说文》对“今”的反切法注音是“居音切”。

宋《广韵》作“居吟切”。

“居”的古汉语声母是g,跟“家”的声母一样。

按这样的反切法，“今”的古音应读作gen,接近“个”的读音。

所以，清代洪亮臣《泾县志》中说“今”曰“庚”。

现在的广州话中把“现在”意思的词用“儿家”两个字记录，这个“家”的声母古音为g,“儿家”的读音便是er ga，和陕北话“而个”的读音十分接近。

“而今”这个词两千年前就有了，一直是“现在”的词义，但古音应读作“而个”。

《庄子·寓言》：“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

《史记·鲁国公世家》：“王与太子俱困于诸侯，而今又倍（背）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

唐·《毛诗正义》卷五：“起之早晚，礼有常法，而今漏刻失节，促遽若此，故刺之”。

唐·《敦煌变文·不知名变文》：“自从浑沌已来，到而今留得几个？”
宋·普济《五灯会元》卷七《瑞岩师彦禅师》：“师喝曰：这老和尚，而今是甚时节？”又云：“一人高高山顶上，一人深深海底行。

各自随方而来，同会九重城里。

而今要识此二人么？”
元·朱廷玉散曲《夜行船·悔悟》：“他尽是劳成，咱都是志诚。

博得个好儿名，那里施呈。

而今纵有双秀才，谁是苏卿》？”
可见陕北话中的“而个”是“而今”的古音，且两千多年来一脉相承。

如果用陕北话读毛泽东的词《六盘山》中的“而今迈步从头越”一句，就应该是“而个迈步从头越”了。

（参见王克明《听见古代》）
歪剌骨·瓦剌国
陕北高原北缘连接蒙地，从宋金以来，两地民众接触日益频繁。

特别是明代，这里成为九边重镇之一，蒙汉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密切，对双方的文化发生深刻影响。

如今，陕北方言中仍保留许多蒙古语成份，歪剌姑、瓦剌国等词汇，也与蒙古文化有十分密切的联系。

“歪剌骨”在陕北方言中指不地道、不好共事者，也引伸为脚腕扭伤，走路东倒西歪的样子，如“咋你好好价咋歪剌骨儿走路？”
“歪剌骨”的译音与词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宋金时代，写作“瓦剌国”，是对说话办事不合渠道的妇女的贬称。

南宋·洪容斋《俗考》云：“瓦剌虏人最丑恶，故俗诋妇女之不正者曰瓦剌国”。

瓦剌系指原游牧于我国西部的蒙古部落，后统一于成吉思汗部。

从西夏天庆十二年至宝义元年（1205-1226），成吉思汗曾先后五次发动对西夏的征讨，曾一度占据兀拉孩城，事见《元史·太祖本纪》。

“兀拉孩”应是“瓦剌海”的异写。

蒙古人把沙漠中的湖泊称海子。

瓦剌海城在今内蒙西部阿拉善旗境内。

瓦剌人的烧杀掳掠，想必对这里的人留下十分惨痛的记忆，故曰“瓦剌虏人最丑恶”，“瓦剌”也成为一句骂人的话。

元代，西部蒙古被称之为“斡亦剌”，“瓦剌国”一词也因音讹转为“歪剌骨”，为元杂剧中经常出现的一句俗语。

如杨显之《酸寒亭》杂
剧云：“我骂你这歪剌骨，我骂你这泼东西。

你生来的兔儿头老鼠嘴，长则待吵寻是非，叫骂过日，怎好做的好人妻”。

明代，“斡亦剌”又被译为“瓦剌”。

元朝灭亡后，其残余势力退居塞北，在今外蒙古地区建立北元。

随着汗朝衰弱，大漠东西的蒙古族分裂成若干部。

与西北民族关系密切的主要是瓦剌和鞑靼两部。

瓦剌部在也先汗时期（1439-1455），曾一度崛起，企图统一蒙古各部。

也先汗死后，瓦剌分裂，逐步迁徙到西域一带。

不久，鞑靼部乘机进入河套地区。

从天顺二年（1458）开始，鞑靼不断南下侵扰延绥、宁夏一线，迫使明王朝任命余子俊巡抚延绥，成化九年（1473），开始修筑榆林以北边墙，“东起清水茗，西抵花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

（《明史·余子俊列传》）但仍未有效阻止鞑靼的侵扰，此后百余年里，长城内外战事时有发生，令陕北人对鞑靼深恶痛绝，“瓦剌姑”一词，折射出这一段历史记忆。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五《词曲·俚语》：“又北人詈妇女之下劣者曰歪剌骨，询其故……云往时宣德间，瓦剌为中国频征，衰弱贫苦，以其妇女售于边人，每口不过酬钱几百，名曰瓦剌姑，以其貌寝而值廉也”。

汤显祖杂剧《牡丹亭·欢娆》三十：“一天好事，两个瓦剌姑扫兴！扫兴！”
清代，“瓦剌姑”一词讹变为“歪赖货”。

清·翟灏《通俗编》卷二二《妇女·瓦剌国》：“……今俗转其音曰歪赖货”。

如今，陕北话“歪剌骨”仍保留了自宋元以来的本来含义，不过字音稍有讹转，词义也有所引伸罢了。

圐圙（ku lue）·曲连
诗人贺敬之的著名诗篇《回延安》中有“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之句。

这种油馍，用软（糯）、硬两种糜子掺和在一起，捏成中空的圆圈状，再入油锅炸熟，热腾腾，香喷喷，为过年过节和平时待客的上品，老乡还管这种食品叫“油圐圙”，也有人写作“油窟帘”。

陕北老乡也把围圈起来的牲畜圈称作“羊圐圙”、“猪圐圙”。

延安南部富县、洛川、黄陵等县群众，为小孩过生日时做的一种圆圈状的白面烙馍，则称之为“曲连”。

也有人把油馍馍叫作油曲连。

不管圐圙也好，曲连也罢，这些方言俗语的词源，都出自古代蒙古语。

在古代蒙古语中，“圐圙”（kuriah）之意就是圈子，又译“古列延“等。

14世纪波斯人拉斯特丁主编的《史集》中谓“所谓古列延（kuriyan）是圈子的意思。

当某部落驻在某地时，就围成一个圈子，部落首领处于像中心点那样的圈子中央，这就叫作古列延。

在现代（16世纪），他们（蒙古人）也按这种形式布阵，使敌人和异己无法冲进来”。

（美·朱学渊《中国北方诸族源流》，中华书局）。

元《蒙古秘史》中，亦在“古列延”旁注释“圈子”或“营”。

可见“圐圙”为“古列延”的快读音转或异译。

至于“曲连”一词，也见于元杂曲。

如《高祖还乡》中有一段逗趣的话“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了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

我们按音韵学的办法解读这段话，“胡阑”即环字的慢读，“曲连”亦即圈字的慢读。

反过来，再用反切的方法，即用第一个字的声母和第二个字的韵母拼读音，读急一些，“胡阑”就读作环。

迎霜兔即白兔（玉
兔），白环即是月亮；“曲连”快读作“圈”字，毕月是“蹩”字的慢读，毕月乌即蹩足的乌鸦（实为三足鸟）。

红曲连，即红圈，指太阳。

古代人经常用玉兔代表月亮，以三足鸟代表太阳，月亮和太阳也分别指代阴阳。

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一面旗上，有白环中的玉兔图案，是月亮旗；一面旗上，有红圈中的三足鸟图案，是太阳旗。

总之，“圐圙”是古代蒙古语“古列延”的译音慢读，本义是圈子，“曲连”是“圈”（子）字的慢读，两者同出一辙，源出古代蒙古人的营地和军阵。

后来，词义逐变发生变化。

陕北方言中的圐圙泛指圆圈状的东西，引伸为围圈起来的畜圈，在蒙古语中，则“蒙语指围起来的草场，现多用于村镇名称。

也译作库伦”。

（见《现代汉语词典》圐圙条）
库勒·栲栳
库勒是陕北民众最喜欢、最常见的一种地方小吃，多用洋芋或萝卜擦成条丝状，或用鲜豆角等蔬菜切成段状，把以上原料拌上面粉、调料，有的也加入肉条，再入锅蒸熟即可食用。

这种食品名称很多，延安及周边各县称之为洋芋擦擦，延安南部各县称之为麦饭、菜疙瘩，延川、清涧等地则称之为库勒，亦有音讹为不拉，晋北、晋西北亦曰库勒或酷累。

库勒这种食品，最迟在元代已有了。

元·无名氏杂剧《村乐堂》三：“后兴，同知相公叫我到牢里问事去，着你娘做些酷累来”。

又：“[正末云]……是甚饭？[来儿云]打你奶奶的嘴！胡说！吃了罢！什么酷累酷累”。

酷累一词应是库勒的异写，很像一个外来词的音译。

写作库勒，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远在新疆南部的库尔勒。

库勒慢读，中间加个儿音，不就是库尔勒么！有的研究者认为它出自蒙古语，是奶酪之意。

（王谦之《也说库累》，北京青年报 2006年5月22日）可以为此作注脚的是，南疆的库尔勒，也是巴音格勒蒙古族自治州的首府,为蒙古人的聚居地。

联系上引元杂剧的记述，库勒一词出自蒙古语，当无大错。

至于库勒一词的含义，王之谦认为是奶酪之意。

王克明认为有失牵强（见《听见古代·酷累》，库尔勒在维吾尔语中则为眺望之意。

这些我们都且不去争论，但它的确是一种食品，则无可非议。

元杂剧中的“酷累”是什么东西，我们无从得知，但它至少比“和和饭”（即如今陕北人常吃的菜粥）耐饱一些，做起来复杂一点儿。

如今，晋陕间的库勒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以洋芋擦擦为代表，是以菜蔬拌面蒸熟即食。

另一类是筱麦面用温水调和，控成花瓣状，上笼蒸熟，佐以辅料即可，陕北和晋西北都管它叫栲栳。

而这个栲栳是库勒的音讹，本是同一个东西，它可能更接近元杂剧中“酷累”的原貌。

我们知道洋芋在十六世纪的明代才传入中国，那么，以洋芋、豆角为主要原料的库勒就是明代以后的事了，倒是出自蒙古语的库勒和栲栳这一食品的古老名称，却一直流传了下来。

忽剌海
忽剌海，又作胡拉海或糊拉，陕北方言中为性格随和，热情开朗，心胸豁达，不拘小节的人。

另外，也指粗心马虎的人，其实，考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