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衡人物散文独特的艺术视角(一)

论梁衡人物散文独特的艺术视角(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华正茂的梁衡就以山水散文一领风骚，进入九十年代中期，又以名人咏叹散文名噪文坛。以人物为题材的散文，可以有不同写法，记叙、抒情、议论，或取其一种，或兼而用之，均无不可，没有定规。到底以何种写法为宜，则视题材的性质、特点，以及作者的取材角度、总体立意等主客观因素而定，不可拘泥。梁衡的人物散文的写法，既不是人物生平事迹的客观记叙，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纯粹的主观抒情，更不是赤裸裸的议论，而是被人物的业绩、思想和品格所感动，进而从启迪最大、感触最深的那一点生发开去，引出现实的和历史的思考。而这思考，或曰沉思，正是这类散文的共同特色。

梁衡写人物散文不拘一格，有伟人，也有凡人。记者出身的梁衡，深谙如何走进人物心灵之道，无论写谁，他总能找到一个独特的艺术视角。他犹如一个洞悉万物的智者，总是轻轻拂去历史尘埃的同时，娓娓向你讲述他那独到的发现。

细数其成功的秘诀，与其采用的散文的独特的视角不无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融入政治精魂

梁衡笔下所写到的人和事，一般来说，都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人物和事件，他们往往是民族的魂魄、历史的脊梁和时代的骄子，而在这民族、历史和时代的底蕴中，又无不融入着政治的精魂与气韵。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这类散文有了另一个更为普遍的叫法——政治散文。但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欠妥。一个显而易现的事实是，写政治人物的叫政治散文，那么写经济人物是不是该叫经济散文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从这个词语中瞥见他将政治与文学结合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而且写得那样形象形象生动自然妥贴鞭辟入里，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写文章，切入点要新颖独特，与众不同，一定要抓住国家、民族、社会这条主线，并把责任感融入其中，才能引起现代人的共鸣。”（《梁衡：穿行在新闻、文学与政治之间》）可以说，这种政治切入的艺术角度是梁衡散文成功的一个关键。梁衡曾向记者描述了自己的“政治散文观”：爱国题材很难用散文形式表现，一半是因为题材的政治性强，一半是人们对政治的曲解。如写瞿秋白是个大才大名又大悲的人物，他短暂的一生都在寻寻觅觅，寻觅而未果，一篇临终之前的《多余的话》又遭人曲解、误会，蒙上不白之冤。像样的政治题材，这样的政治人物一般人在写作中很少去触及，但他却写了，而且一写就是好几篇，正是有了这种知难而上的勇气与出类拔萃的才情，他成功了。他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与独特的艺术视角——原来政治类的人物散文还可以这样写。有人曾评价他“根本点在于作者的抱负与胸襟,写政治散文时他的心与那些伟人是相通的。”

他又善于找到政治与现实的结合点，从而使政治有了现实的土壤，有了现实的意义。比如写《红毛线蓝毛线》，就是针对当前的反腐倡廉中出现的问题。写延安的题材，是针对当前的文风、党风问题。写毛泽东、邓小平，瞿秋白等，就是要展示他们光辉思想和高尚人格的一面，针砭时弊。

梁衡每写一个人物又总是将其置身于政治沉浮中。在《把栏杆拍遍》中，他这样评价辛弃疾：“诗歌，也只有在政治之风的鼓荡下，才能飞翔，才能燃烧，才能炸响，才能振聋发聩。”可以说这也是作者的文学主张。只不过，他用的不是诗歌而是人物散文去践行。每一篇中的人物让我们感到都政治之于他的巨大影响，都在政治中浮沉，正挣扎，在奋斗，在痛苦，在思考，在迷茫……可以说正是政治成就了这些人，成就了他们非凡的业绩，成就了他们的高标人格，成就了他们宽广的胸怀。还是拿他那篇最为著名的《把栏杆拍遍》来说。作者在分析辛弃疾走上诗词创作道路的必然性时就作了这样生动的评说：“他被九蒸九晒，水煮油炸，千锤百炼……既然这股能量一不能化作刀枪之力，二不能化作施政之策，便只有一股脑地注入诗词，化作诗词。他并不想当词人，但武途政路不通，历史歪打正着地把他逼向了词人之道。终于他被修炼得连叹一口气，也是一首好词了。”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完全把辛弃疾置身于政治漩涡中，探讨政治对其人生与写作的深刻影响从而让我们看到一个更为真实的辛弃

疾。

当然梁衡写的人物散文每一篇都有着他的政治抱负。梁衡“我写这种文章时常有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为社会立言，为青史增色，大义在肩，舍我其谁；另一方面，政治和文学这反差极大的两种规律、两个领域，要完成美的组合实在太难。特别是写伟人、大题材、老题材，更感到难上加难。”他又说“到了1996年，我开始写政治散文，这既与我国整个的政治民主进程有关，也与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信仰危机、道德滑坡有关，它需要我们从民族传统、革命传统文化中寻找答案，获得借鉴。”从这两段论述中我们很明显地感觉到梁衡思想意识里那种强烈的政治抱负，从来就没把文章当作个人消遣我东西来把玩，供自己自娱自乐。梁衡将人物与政治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将文学与政治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将爱国与政治揉捏在一起。给人的感觉不是以往政治题材的说教味，人物形象的高大全，而是轻松而愉悦的，真实可感的。梁衡通过自己生动的笔，揭示了政治的真谛，挖掘了经典的时代意义。从而成功地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又一个历史人物形象，这种大胆的尝试，不禁让我们眼前一亮。他虽然写的是政治，但表现出来的却是文学的魂力。

其二、彰显人格魂力

梁衡不像一般人物散文，通过记叙人物的言行去表现他们的思想品质和精神面貌，而是在以评代传中彰显人格魂力。作者常常透过历史的风云去勾画他们的心灵脉动，透过世事的沧桑去诠释他们的处世逻辑，透过人物的遭遇和命运去探究他们的人格结构。从而达到深刻地剖析了他们人性中最富有生命价值和精神力量的人格构成，精辟地阐释了古今中外许多名人伟人凡人的精神品质和人格内涵。梁衡认为，一个人的伟大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他对社会做出的贡献，二是他的人格。许多作家评价人物是讲丰功伟业；梁衡评价人物，却是紧紧抓住人格。可以说，抓住了人格，就抓住了人物本质。丰功伟业能说尽，人格高照无尽时。笔者认为，在文章主旨上，正是作者采用彰显人格魂力这一独特艺术视角，才使他的散文散发出恒久的艺术魅力。

梁衡的人物散文总是将人格放在作品的制高点上。梁衡在《人格在上》这本书的序言中，他这样说：“人格是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甚至可以发挥出超物质的力量。人格是信念，信念如山在野，高山仰止；如坝挡水，波澜不惊。信念既成，就不是一个人的事，甚至不是一代人的事，会形成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乃至全社会公认的规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所以当我们述说人事，歌颂英雄，甚至亲身感受那些开国元勋，将军元帅、教授学者或者能人强人们的惊人业绩时，其实这种感觉中常常有一部分是他们的人格魅力。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人格魅力将大大超越其人其事本身的意义。”从这段论述中，我们自然可以感受到人格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人格之于个人、民族、国家的重要意义。勿庸讳言，撷取人物身上的不同的人格这一特质，也就占领了人物散文这种艺术视角的高度，才突显了梁衡的人物散文的志在高远，不同凡响。

梁衡所写的人物涉及到各种不同类型，人格往往不同。文学家如：被后人喟叹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诸葛亮，具有远大的志向；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治军严明，不徇私情；清正廉洁，坦然无私。写“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他既立业又立言，全面实践了儒家道德。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践行这种进步的忧乐观。所有这些皆被他诉诸笔端，流于纸上，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和激扬的气势，高度地赞扬了他们高尚的道德和宽广的襟怀。写政治家如：写“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突出再现其我行我志，不改初衷，为国尽力。特别是在对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等伟人的描写中，更多地是发掘了那隐藏于浩然躯体内的闪光的潜质和超越常人的理想、智慧、意志与毅力。写科学家如居里夫人，作者对美丽女性生命价值的独到发现上，这就是旷古的漂亮女人都未达到的四种美：一是外在美丽，二是内在美，三是创造美，四是脱俗美。是一位未被盛名宠坏的，“挺立在智慧高地的伟人。”写民间艺人王洛宾则更多地是撷取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