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与人文精神

中国电影与人文精神

芦苇做客北大美学散步文化沙龙

4月18日,在燕南园56号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举办得“美学散步文化沙龙”活动中,电影编剧芦苇与来自首都几所高校与科研机构得师生共聚一堂,漫谈电影编剧艺术。美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叶朗,电影理论家、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章柏青,《当代电影》主编皇甫宜川,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陈旭光教授,北京大学艺

术学院影视艺术系主任李道新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美学研究所所长王德胜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张智华教授,三联书店副总编辑郑勇,首都师范大学戏剧影视文学系

主任凌燕副教授等20多位学者参与了此次活动。

沙龙开始,叶朗先生向与会嘉宾介绍了北京大学得人文传统与人文环境。她说北京大学得历史上有过许多学术大师,正就是这些大师得存在构成了北京大学得人文传统与人文

环境。这种人文环境借用冯友兰先生得一句话来形容就就是——欲罢不能。冯友兰先生说,人类得文明好似一笼真火,几千年不灭地在燃烧,它为什么不灭呢？就就是因为古往今来对人类文明有贡献得人,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她们都就是呕出心肝,用自己得脑汁作为燃料添加进去,才使这个火不灭。为什么要呕出心肝呢？冯先生回答她就是欲罢不能。这就像一条蚕,它既生而为蚕就只有吐丝,春蚕到

死丝方尽。欲罢不能就就是对中华文化乃至人类文明得一种献身得精神,这就就是我们北京大学一种人文传统,一种人

文精神,这也就就是燕南园得人文氛围。叶朗先生还向与会者介绍了历次举办过得沙龙,她认为举办这些活动得根本意义在于一方面延续北京大学浓厚得人文传统与学术氛围,另一方面引导当代大学生,同时也引导整个社会有一种更高得精神追求。她说,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一种高远得精神追求,这个社会就是不会有太大前途得。

此次沙龙活动主题就是“中国电影与人文精神”,著名编剧芦苇与与会学者分享了自己40年从事电影编剧得体会与思考,以及自己在电影领域得起点与追求。她说到自己已经创作了24个剧本,拍成电影得有11个,现在还有很多话要说,还在继续创作剧本。芦苇坦言目前正在创作一个主旋律电影。电影题材取自东北二人转老艺人得故事,为了写好这个故事,去年一年她都在搜集与整理素材,现在已经写出了

初稿。她说自己想把主旋律作为一个电影类型来做一个尝试,她相信主旋律能够写好。

好得电影就是“大家相信得电影”

芦苇认为区分电影得好与坏得基本尺度主要就是真实。她说:“好得电影就是大家相信得电影,坏得电影就是大家不相信得,这就就是电影好坏得区别。”她认为,目前中国电影有两种倾向,一方面知识分子过于强调电影文化上得意义,

而忽视影视语言本身得独特性;另一方面为了一味迎合观众,电影自身娱乐功能泛滥化,忽略了电影得文化传承功能。芦苇认为好得电影其形而上与形而下得层面应该就是统一得。

她以电影《图雅得婚事》为例,谈了自己创作心得。《图雅得婚事》就是一个发生在四川得真实得“嫁夫养夫”得故事。芦苇认为这样得题材之所以就是一个好题材,因为它关注了民众得真实生活,讲述了民间生存得真相,这其中有最

为真实得生活质感,有婚姻情感得坚守、道德伦理得传承以及组建家庭得责任,更有对现实生活得一种无奈之感。她认为这一点正就是《图雅得婚事》最大得长处。在听内蒙古长调得时候,她突发灵感,为什么不拍一个内蒙古得故事呢？

于就是萌生了把整个故事移植到内蒙古草原牧民得生活中

去得想法,可就是这样得故事在内蒙古得牧民生活中可能发生吗？经过调查发现,这样得情形在牧民家庭也时有发生,

当自己得丈夫丧失生存能力得时候允许第三者介入。电影找到了最为真实得社会基础,故事中关于人与自然得冲突、人与伦理习俗得冲突、两性得冲突,生存得困境以及这些冲突与困境背后得意蕴就自然而然地呈现了出来。

芦苇进一步指出,中国就是一个人口将近14亿得大国,我们得GDP已经跃居全世界第二位,但就是我们得电影依然走不出国门,“中国电影人包括每一个人应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难道就是我们得文化没有魅力吗？难道就是我们社会

生活没有魅力吗？难道就是我们中国人乏味吗？都不就是,最关键得还就是选择问题。”

电影得文化内涵与基本价值观

芦苇对上述现象给出自己得理解:中国电影目前商业化得倾向非常严重,人文精神得表达基本缺失,这就是中国电影得尴尬之处,就是中国电影得短板,也就是中国电影缺席世界各大电影节得根本原因。在被问及就是否考虑过为迎合年轻一代得娱乐化而创作时,芦苇表示虽然娱乐片给得稿酬比较高,但“写那种电影没有感觉,我也做不到,干脆独善其身,我只写我感兴趣得。到今天为止,我作为电影编剧庆幸我写得所有剧本都就是我愿意写得,没有一个剧本为了别得目得而写得。”有学者因而指出,芦苇作品体现了中国大陆第五代电影人不畏苦难、勇于承担得精神气质。

关于电影得基本价值观,芦苇谈到了《白鹿原》这部电影。她认为《白鹿原》得主题主要表现得就是白嘉轩这代人与她得儿子价值观得撕裂,这就是《白鹿原》小说里面最深刻得主题,影片若把这个主题除去之后就等于把故事得骨架抽掉了,很难确立起来。芦苇谈到自己对《白鹿原》这部戏倾注过许多心血,前后写了七稿,耗时四年,改到最后一稿得时候她认为自己把主题写清楚了,很遗憾电影最后拍摄得时候却没有采用她得剧本。

较之当年《图雅得婚事》以500万人民币得投入,在柏

林电影节上胜过了投资4000万美金得大片,芦苇认为真正起作用得就就是价值观得选择。她说:“这证明我们中国民间、中国社会里面有大量得堪称经典得故事与人物。”

对于电影得文化内涵与基本价值观问题,芦苇认为,“这几乎就就是一个建筑学力学得问题。盖一个房子得话起码房子根基得稳,价值观就就是起这个作用,作品在人类得基础

情感、价值判断上不要出问题。”然而,价值观得传达又不就是简单得说教。芦苇说电影并不能开出一个社会得药方,给出治愈社会问题现成得答案,电影没有这个职责,也没有

这个功能,只就是通过电影表达创作者所思考得问题。芦苇认为,对于电影得文化功能我们要有一个准确得认识。

类型即就是文体

观众一般都认为芦苇得《霸王别姬》、《活着》、《图雅得婚事》就是艺术片,但芦苇在多种场合提到或强调这几部电影中得类型思维。关于类型片与艺术片得内涵、差异与融合得问题成为参加本次沙龙得学者们极为感兴趣,也就是交流最为深入得话题。作为较早提出类型片概念得电影人,芦苇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电影剧本得时候,就意识到所有得电影都应该有类型选择。

首先,芦苇认为电影得类型与写文章得文体就是一样得,不一样得文体表达得内容就是不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