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佛教的发展和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浅析中国佛教的发展和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摘要：中国的社会史和政治史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应该研究中国史的主流。宗教在我国具有长期性、群众性和特殊复杂性的特点，我国各宗教教义中透露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和道德规范。佛教的产生和发展，给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注入了辉煌灿烂的一页，对中国社会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净化了中国人的心灵，从盛唐开始，佛教与儒家、道家并列，成为人们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缺少的组成，佛教陶冶了人们的情操，稳定了社会，使人们精神领域更加丰富多彩，同时，又广泛的被国人用于外交领域，促进了与周边国家的融通，总之，其深远的影响是不可限量的。

关键词：佛教文化僧官制度社会生活佛教思想

一佛教的产生与发展

佛教创始人—释迦摩尼生于公元前6世纪古印度北部的伽比罗卫国。公元前273年，古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国王阿育王即位，他派遣高僧四处传播佛教。其中一条路线就是向东传入中国新疆并进入内地。公元64年，最早来中国传法的是西域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汉明帝请他们到洛阳白马寺翻译佛经，最早被翻译的是《四十二章经》。这是中国第一部汉文佛经。

第一位到释迦牟尼佛故乡求法的人是东晋高僧法显。伟大的唐代高僧玄奘是前往印度取经的重要人物。他西行求法17年，行程5万里，带回大小乘佛经657部。

佛教传入中国是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13世纪后，佛教在印度灭亡，在中国却取得了继承和发扬。承汉之后，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门如昙柯伽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魏都洛阳，从事译经；支谦、僧会等前往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弘法。吴国译经，始于武昌，盛于建业。支谦专以译经为务，所译典籍广涉大小科经律，共88部，118卷，现存51部，69卷；康僧会译出《六度集经》9卷等。当时译经，大小乘并举。小乘经典强调禅法，注重守神养心；大乘偏重般若。这个阶段的译经工作和对教义的宣传、研究，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此外，这个时期的寺塔建筑、佛像雕塑也各具规模，但今存极少。

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四次舍身入寺，皆由国家出钱赎回。他建立了大批寺院，亲自讲经说法，举行盛大斋会。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众常有万人。北朝虽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但总的说来，历代帝王都扶植佛教。北魏文成帝在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纪念母后开始营造龙门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经共计415部，1919卷，有寺院约3万余座，僧尼约200余万人。北齐僧官管辖下的僧尼有400余万人，寺庙4万余座。在南北南明，有大批外国僧人到中国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真谛、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国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游学，如著名的法显、智猛、宋云、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礼，携回大批佛经。

在北魏时期，是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由于政府的保护和提倡，佛教有了迅速的发展，佛教艺术的发展也是蒸蒸日上。这一时期留传下来的金铜佛像数量很多，此外，闻名于世的大同云冈、洛阳龙门两大石窟，都是这时由国家主持开凿的，所以规模巨大。

唐代是中国佛教臻于鼎盛时期。唐朝帝王虽然自称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实际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唐太宗在清除割据、平息骚乱时，曾得僧兵之助。高宗继位后，在帝都和各州设官寺，祈愿国家安泰；武则天更令各州设大云寺。终唐之世，佛教僧人备受礼遇，赏赐有加。不空和尚曾仕玄宗、肃宗和代宗三朝，出入宫门，封肃国公；入寂后，代宗废朝三日，以示哀悼。

二佛教的思想

心性和谐思想是中国佛家和谐思想的核心内容。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具有融合中印佛教心性思想的特征，它突出发展了印度大乘佛教的智慧解脱思想，相对与印度佛教而言，具有关注现实人生、现实人心的特征。和谐本身存在不同的层次，主要包括人自身的和谐、社会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三个层面。和谐精神是古代文化价值取向的重要维度，东方古代文化均倾向于将和谐作为世界万物存在的本然状态，作为人自身生命、人格修养、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想存在状态。中国佛学作为东方古代思想的一部分，同样体现出鲜明的和谐精神。中国佛学和谐思想是在印度佛学和谐思想基础上，吸收融合中国传统儒家、道家和谐思想形成的。

中国佛学和谐思想本身是一个有机整体，它以心性和谐思想为核心，是从心性和谐出发，关注社会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中国佛学继承了印度佛教以心的解脱和心性和谐为核心的价值追求和思想特征，心性和谐思想在中国占据重要的地位。南北朝时期的涅槃佛性论诸家多从心神、心识角度诠释了佛性。一方面，中国佛学心性论继承了印度佛教对心灵净化的基本追求，继承并发展了印度佛教智慧解脱的特征。另一方面，中国佛教心性论又通过吸收融合传统文化精神，形成了不同于印度教的特征。佛学是一种以解脱为根本目标的宗教哲学。在对解脱的理解及如何实现解脱问题上，不同佛教流派的认识略有不同，但总体上对心灵净化和智慧解脱的强调都是基本一致的。东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分裂，北方重禅法，南方重义理，止观被析为两途，佛教传统中定慧双开、止观并重的修行原则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北朝末叶，菩提达摩强调“理人”与“行人”并重，两者有回归统一的趋势。天台宗在南北走向统一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进一步把止观并重确立为佛教实践的根本性原则，在止观并重的理解上，突出禅定与智慧的圆融互具，认为“非禅不慧，非慧不禅，禅慧不二，不二而二”。中国佛学在强调止观并重、定慧等持法则的基础上，着重继承发展了大乘佛教的“智慧解脱”思想，这首先体现在大乘中观学说对中国佛学的重要影响上。东晋时期，鸠摩罗什的关中学派引进弘传的主要是般若中观学说。罗什译介的般若性空之学后经僧龊、僧肇、竺道生等人的弘扬，对中国佛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实际上成为后来中国佛学的理论主干之一。

三佛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