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学和杜威实用主义的对话_董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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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学和杜威实用主义的对话

董　礼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五四以来,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由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张力,我们也感受到了种种尴尬的局面。对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既得益于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便利,同时也在承受着它带来的矛盾和痛苦。笔者分别就胡适和安乐哲两个时期的儒学和杜威实用主义的对话进行分析探讨,以期从中找出某些共通之处。

文章认为,中国儒学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可以进行对话,这是一种诠释学解读,但是在对话方式和意义上要体现儒家特色。

关键词:儒学;杜威实用主义;对话

中图分类号:B222;B7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1)02-0024-04

中国儒学正处在一个深度反思过去和寻求范式突破的关键时期,由学科分化和研究领域画地为牢所形成的僵化观念,严重制约了中国儒学的发展。新的中国哲学的整合与建构,特别需要包容的气度、开放的胸襟和不断的反省与调适。而开展文明间对话,在不同文化的相互激荡中重新确立自我,可能是建设工作的重要一步。换言之,在全球化时代,只有在文明对话的互动和锻淬之中,中国儒学才能走向世界,取得进一步发展。

一、相同的境遇,不同的界定

在美国,外国哲学几乎是欧洲哲学,实用主义受到忽视。我们见证了古典实用主义的复兴,尤其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杜威实用主义之所以与其他主流哲学相形见绌,在于杜威“维特根斯坦式”转向的主题:“将常见的语汇以一种特殊方式加以运用。”①艾尔德里奇(M i c h a e l E l d r i d g e)教授也认为,“将实践理智化”②的方法更符合杜威的精神。

当代西方哲学忽略了中国,中国却在尽可能地将西方各种学术引入。这种尴尬的状况,正与杜威实用主义在美国的发展有某种相似之处。因此,讨论儒学和杜威实用主义的对话,可以看做跨文化研究的一把钥匙。“对于我们所期待的话语来说,在五四时期儒学与杜威最初的相遇中,儒学被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们斥为阻塞中国动脉的血栓,妨碍了对中国进入现代化世界构成必要条件的那些新观念的鲜活流通。而杜威则被当成了一幅解毒药。”③国外学者并未充分认识到儒学的魅力,重提儒学和杜威实用主义的对话,是我们参与全球化的一个平台。

儒学源于春秋,经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中国文化主流,绵延至今。《周礼·天官》:“儒,以道得民。”郑玄注:“儒,诸侯保氏。”又注“师儒”云:“乡里教以道义者。”“儒”本是教人道德学问的教师,后因其讲求道德、学问而成为儒家学派的专称。《汉书·艺文志》:“儒家者

作者简介:董礼,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生,专业方向:现代西方哲学。

①　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何刚强译、刘东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1页。

②　哈佛燕京学社编:《全球化与文明的对话》,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84页。

③　J o h nD e w e y,L e c t u r e s i n C h i n a1919-1920,H o n o l u l u: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 o f H a w a i i,1973,p.13.

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最重要者为“孟氏之儒”和“孙(荀)氏之儒”。我们首要抓其本源,即先秦(原始)儒家。从文本角度来说,诸如《论语》、《孟子》、《诗》、《书》、《礼》、《易》、《乐》和《春秋》等。我们研究儒学,既要追本溯源,又要注意源流发展。经学和历史是我们把握儒学的重要依据,历史好比经学的参证。我们讨论对话要回到先秦儒学,参以经学史。因此,对话既是儒学和实用主义的对话,也是儒学和自己对话。

我们很难用所谓“叙事性”方法来准确界定“儒学”,在学理上,至多用叙事性的方法来描述儒学的某些特征。谈到儒学,对中国文化的情感掩盖了我们的理智态度。我赞成把“儒学”特性归结

为“儒家人文主义”。

①“儒家人文主义”规定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社会的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和家庭价值。我们可以用《大学》“八条目”来理解这种精神取向,看似强调个人修为,其实它规定了儒家的整体观念。这种观念以个人修养、家庭和睦与国家和谐为演变基础,其核心就是“家”,“家”

不仅意味着家庭、国家,也意味着自然界和宇宙。二、对话种种:以儒家为视角

在五四运动中,杜威传播的实用主义适应了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需要。杜威实用主义对五四思想界产生重要影响,并被新文化领袖们奉为指导思想。当时,大批知识分子发表相关著作,周兆源的《实用主义之要旨》,张铭鼎的《实用主义之研究》,傅斯年的《人生问题之发端》,蒋梦麟的《杜威之伦理学》,等等,其影响可见一斑。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说,“杜威先生的演说也只说西方人是征服自然,东方人是与自然融洽”,认为东西方文化应该是“调和融通”的。陈独秀也受到杜威思想的影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此外,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也受到杜威实用主义的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属胡适。

胡适是杜威的弟子,一生都在宣扬实用主义。胡适的儒学功底非常深厚,他在服膺杜威之前,深受中国“经世致用”观念的影响。而儒学发展到清代“实学”,就是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的。胡适在传播实用主义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

儒家注重道德实践,胡适受到颜元和戴震等思想的影响。颜元认为,故弄玄虚的理学家“只是能静坐而不习事”,“谈天论性,聪明者如打诨猜拳,愚浊者如捉风听梦……各自以为孔颜复出矣”(《存学篇》卷一)。胡适接着颜元说:“不从实习实行里出来,哪里会有知行合一!”胡适肯定了戴震的看法,认为“从知识学问入手,每事必求其`豁然使无余蕴',逐渐养成一个`能审察事情而准'的智慧,然后一切行为自能`不惑于所幸'”②。杜威认为,认识和实践是统一的,感觉不是知识层面的解释,而是行动的维度:“感觉失去其为知识门户的地位,而得其为行动刺激的正当地位……它在性质上是触发的,不是辨识的……关于感觉的讨论是属于直接的刺激和反应的标题底下,不是属于知识的标题底下的。”③胡适融合了这些说法,以此批判孙中山等人的观点。

胡适的真理观被归结为杜威实用主义的“效用论”,他的思想来源是多重的:既有杜威工具主义的基础,也受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影响,更有清代实学“经世致用”的影响。明清实学高涨,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及颜元、李塨等认为理学空疏导致明朝灭亡,提倡“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他们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反对理学空谈。胡适说颜元“主张一种很彻底的实用主义”,颜李

25论儒学和杜威实用主义的对话①②③杜维明:《新儒家人文主义的生态转向———对中国和世界的启发》,《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2期。

胡适:《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152页。

杜威:《哲学的改造》,徐崇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