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韩文化交流

中韩文化交流
古代至近代朝鲜半岛上的国家的国号称谓经历许多变化，如古朝鲜、三韩、高句丽、百济、新罗、高丽、朝鲜、韩国等，但古代朝鲜半岛居民常以“韩人”自称。

根据目前所发现的遗迹推测，韩民族的祖先大约在1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即已来到朝鲜半岛定居。

中国史籍称古韩人为“东夷”，他们曾散居在中国东北地区、东部沿海、长江以北和朝鲜半岛等地。

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唇齿相依。

自远古以来，居住在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先民就有许多来往和联系。

古代中国与古代朝鲜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有文字的记载可上溯到3，000多年前，据《史记》、《汉书》等中国史书记载，早在公元前13世纪周武王灭商时，箕子就率殷人东迁朝鲜半岛立国，史称箕氏朝鲜。

《史记》曰:“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

《汉书》记:“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耕作”。

韩国最早的史书《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中也有箕子入朝鲜的记载，并将箕氏朝鲜列为韩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

《朝鲜史略》有“武王克商，箕子率中国人五千入朝鲜”的记述。

先进的殷文化与生产技术也随之传播到朝鲜半岛①。

而从战国末年到汉朝初年（约公元前3——前2世纪），又有许多中国人为躲避战乱移民朝鲜半岛。

汉武帝时，曾征服朝鲜北部，设乐浪、贞番、临屯等郡，实行郡县制，有不少中国农民赴四郡落户开垦。

汉文化得以通过乐浪四郡传播至整个朝鲜半岛。

据韩国学者称，孔子着述及儒家学说《诗经》、《书经》、《春秋》等此时已传入古朝鲜。

可以说，中
①张碧波，喻全中：朝鲜箕子考[M]。

《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6期。

韩交流比中日交流的历史还要悠久，而且还常常充当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

古代先进的中国文化往往通过朝鲜半岛再传到日本。

在古代时期，中韩两国都有多种记载双方交往的历史文献传世，比较着名的有南宋徐竞的着作《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公元前后，古代韩国开始进入三国时代，即北方的高句丽和南方的百济、新罗。

自三国时代开始，几乎每一个王朝的国王都曾接受过当时中国封建朝廷的册封，使节往来，不绝于途，中国文化源源不断地传至各国，而中国人也开始了解韩文化。

三国时期，高句丽已有用汉字记事的着作《留记》，流行的文言经典有五经（《诗》、《书》、《易》、《礼》、《春秋》）、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春秋》、《文选》等，另有《玉篇》、《字篇》、《字林》等字书，高句丽太学用这些中国文言典籍作为贵族子弟学习文化的基础。

百济也立有太学，传授儒家经典，百济史书《书记》就是用汉文写成的。

而新罗的国号，则取字汉文“德业日兴”、“网罗四方”之意。

中国佛教也在三国时期传入，有百济的发正、新罗的觉德、高句丽的义渊等多名僧侣入华求法。

①隋朝文帝、炀帝都与朝鲜半岛的高丽发生过战争。

唐初，朝鲜半岛上，高丽、百济、新罗鼎立，三国都同唐朝往来。

唐太宗晚年亦攻打高丽。

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灭百济，总章元年（668年）灭高丽。

以后，唐退出朝鲜半岛，新罗王朝在唐朝的扶植下，于上元二年（675年）统一了朝鲜半岛，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在儒学、语言文字、天文历法、医学、文学、美术等领域均有广泛而密切的交流。

①韩国文化艺术[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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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罗与唐贸易往来十分频繁。

新罗来唐商人很多，北起登州、莱州（今山东掖具），南至楚州、扬州，都有他们的足迹。

楚州有新罗会馆，山东半岛的赤山、登州、莱州有新罗坊、新罗所，专门接待新罗客商。

当时来往于中朝日本的船只多达数十艘。

新罗商人运至唐朝牛黄、人参、海豹皮、朝霞、金、银等物，占唐朝进口物产的首位，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生活。

他们贩回丝绸、瓷器、茶叶、书籍等。

新罗全方位地学习唐朝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艺术，仿唐设六部和州、郡、县，实行丁田制、租庸调法和户籍制，设立国学和科举制，并崇尚中国儒家思想和经学。

自唐贞观中期至五代中期的300多年里，新罗先后派遣过2000多名留学生，全面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思想、典章礼仪、文学艺术、天文历法。

开成五年（840年），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共一百五人”。

这些留学生多为王室贵胄子弟又深受中国文化熏染，他们学成归国后，把中国文化渗透到整个朝鲜社会，对促进中韩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不少新罗学生还参加唐朝进士科考试，中韩史籍中记载仅应中国科举进士及第的留唐韩生就有90人，如崔利贞、朴季业等。

中举后，有的留在唐朝做官。

如崔致远13岁到唐，19岁中进士，在唐任溧水县尉、侍御史，30岁归国，有汉文诗赋集《桂苑笔耕录》20卷，《四六集》1卷。

他回国后，热情介绍唐文化。

新罗于神文王二年(682年)设置国学机构，元圣王四年(788年)实行科举制度，教授及考试内容均以儒家经典为主，儒家的“德治”、“仁政”等政治理念及忠孝等道德伦理思想对新罗统治者
及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①。

唐文化对新罗的影响广而巨大。

贞观十三年（639年）至天宝八载（749年），新罗相继设立了医学、天文、漏刻博士，以研究唐朝医学、天文、历法。

上元二年（675年）新罗开始采用唐朝历法。

公元692年，新罗王朝的孝昭王设置医学博士和开设医学堂，用《本草》、《针经》、《脉经》、《明堂经》、《难经》教授学生。

古代韩国的医学比较进步，高句丽的《老师方》和新罗的《法师方》曾传入中国。

朝鲜原来没有文字，7世纪中叶，新罗学者薛聪创造“吏读”法②，用汉字作音符来标注朝鲜语的助词，帮助阅读汉文，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发展。

新罗文人用汉文写作散文、诗歌和传奇(小说的前身)，并达到很高水平。

贞元四年（788年）也采取科举制选拔官吏，以《左传》、《礼记》、《孝经》为主考科目，仿唐设“读书出身科”。

还据唐制改订礼仪和刑律。

儒家典籍、诸子书、唐人诗文在新罗广泛流传。

大和二年（828年），新罗使者带回茶种，朝鲜开始种茶。

8世纪中叶，新罗仿唐制改革了行政组织，中央设执事省，相当于唐之尚书省，地方设州、郡、县、乡，与唐相似。

唐末五代，雕板印刷术传入新罗。

唐玄宗认为“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

因此从唐朝开始，中国一直把韩国视为礼仪之邦。

可见在唐朝影响下，新罗文化相当发达。

其它在诸如宗教、雕塑、绘画、音乐、书法、天文等方面，也都深受中国盛唐文化的影响。

高丽王朝与宋辽金均有往来和交流。

在公元962—992年的30年间，
①古代中韩文化交流[J/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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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曾向宋朝派遣使团26次，宋朝也向高丽派遣使团10次。

高丽还派遣留学生到宋朝国子监学习中国文化。

宋朝政府应高丽政府要求赠送了《大藏经》和各种儒家经典及《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

公元958年，高丽王朝首次实施科举取士制度，公元922年设立国子监用儒学文化培养学生，以儒学为中心的教育系统、考试制度、取士方法开始形成并逐步完善。

高丽成宗下令设修书院，系统抄习中国经史书籍。

公元1022年，宋真宗赐与高丽王朝乾兴历。

高丽王朝收藏了大量的中国古书善本，有些在中国已散佚或存本讹误太多，因此公元1091年，高丽宣宗曾应宋哲宗之请求，将高丽所收藏的中韩两国的好书开列书目送与宋朝，共计128种之多①。

元朝对高丽实行友好政策以至王室间实现联姻。

元朝公主出嫁时的随从官员和文人有的就在高丽定居，传播中国文化。

许多高丽贵族子弟也来元朝学习。

有的高丽学子还来元朝参加科举考试。

不少高丽学者赴元朝大量采购中国书籍，公元1314年，高丽中宣王入元购万卷书，元政府赐宋秘阁旧藏书4371册。

高丽王朝还设立国学机构成均馆以传授儒学，并设立汉语都监教授汉语。

明清与朝鲜王朝（李氏王朝）之间的文化交流持续不断。

李氏王朝定期向明清政府派遣代表团朝贡，而李朝新王继位都由明清政府加以册封。

16世纪末明朝政府曾派大军援朝抗倭，赶走了日本侵略者。

中韩通过朝贡开展经济文化交流。

李朝派往北京的朝贡使团不仅大量搜购中国书籍，而
①黄有福，陈景富：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且主动结交中国文人学者，中韩两国使节和儒臣文士们互相唱和诗文、切磋学问，李朝政府把明朝使团与朝鲜文臣们的相互唱酬诗文汇辑成23集《皇华集》。

明朝政府曾向李朝赠送了大量中国典籍。

李朝政府则组织学者翻刻和翻译中国书籍，1778年，赴清使团在北京购回《古今图书集成》5000多册等大批中国图书，有些甚至是清朝的禁书，并在宫内设奎章阁，收藏各种文献典籍。

李朝使臣还把在中国的见闻编成《燕行录》，对促进中韩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儒学文化的交流在古代中韩文化交流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儒家思想不仅贯穿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也深刻影响了古代朝鲜的社会历史，朝鲜社会的政治、教育、思想文化、法律、民风、礼俗等都深深浸润着儒学的精神①。

由于中国和韩国都属于东亚汉字儒教文化圈，而中国又是汉字和儒学的发源地和中心，古代中韩两国知识分子通过阅读汉籍和书写汉文，可以便利地进行思想和学术方面的交流。

韩国赴中国的使节团每次到中国来，都会得到中国朝廷赠送的大批书籍，而使团也在中国采购大量图书，因此古代中国的儒学经典和各种经史子集学术着作源源不断传入韩国。

韩国成为接受中国儒家思想最早和保存儒学传统最多的国家之一。

在秦末汉初，中国儒学已经伴随着汉字及历史典籍而传入古朝鲜。

公元1世纪，古朝鲜就已经有人能读中国儒家鼻祖孔子的《诗经》、《书经》、《春秋》等着作。

三国时代，高句丽最先接受儒家学说。

公元372年，小林兽王模仿中国官方的教育制度正式设立儒学的最高学府太学，设博士，专以五经、三史教授贵族子弟，为国家培养官吏。

百济也曾两次派遣使者到中国求取①刘宗贤，蔡德贵：当代东方儒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儒家经典及学者。

出现了王仁、高兴这样的儒家学者，百济国王义慈被称为“海东曾子”。

公元682年，新罗神文王设立国学机构，以《周易》、《尚书》、《礼记》、《左传》、《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为教材教授贵族子弟，培养官吏。

公元788年实行科举制度，科考内容也以儒家经典为主。

通过一系列教育举措及科考制度，儒家的“德智”、“仁政”等政治历年及忠、孝等道德伦理思想对新罗统治者社会产生了强大影响，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儒家学者，如薛聪、崔致远等。

公元1289年，集贤殿大学士安垧出使元朝，接受以天地万物为一理、三纲五常永不变为宗旨的宋代程朱理学，认为是孔孟儒学的正脉，带回《四书集注》、《朱子全书》，并于成均馆讲授朱子学。

自此朱子学传入朝鲜，理学教育蓬勃发展。

李朝时期，中国的程朱理学迅速传播发展，成为朝鲜官方哲学及正统学术思想，统治李朝思想界达500年之久。

这一时期，以性理学的形成为标志，朝鲜儒学完成了其本土化、民族化的过程，形成了朝鲜朱子学、实学、阳明学等理论体系。

儒学已深深植根于韩国社会，出现了一批儒学大家，如徐敬德、李退溪、郑齐斗等。

儒学已完全渗透至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安身立命的指南和制定治国方略的基础。

中韩的文学交流源远流长，丰富多彩。

韩国的文学体裁多受中国文学的影响。

入华求学的韩国僧人、学子受到中国文学的耳濡目染，往往都会写中国的古诗、骈文等。

唐宋诗词在韩国非常流行。

唐朝的诗人写过不少赠新罗友人的诗歌，而新罗诗人也创作了不少汉诗作品，有的还被收入《全唐诗》之中。

高丽王朝与李氏朝鲜时代，韩国知识分子大多有很高的汉文学修养，有的精通汉文汉诗，他们的作品曾编为《大东诗选》、《朝鲜诗选》、
《东文选》等诗文集。

中国的唐人传奇和明清小说在韩国也很受欢迎。

韩国使臣到中国都要大量采购唐宋诗集和明清小说，有的被带回国后还加以翻印，仅韩国昌德宫藏书阁目录中，就记载有中国明清小说译本33部，其中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名着。

李朝文人还汇集出版了《小说语录解》，特地将中国小说中的难句加以注释，以帮助韩国读者阅读理解。

《春香传》与《沈青传》、《兴夫传》合称为朝鲜三大古典名着，与我国的《红楼梦》、日本的《源氏物语》合称为亚洲三大古代经典着作，其文笔极美，书中使用众多的诗歌，运用骈句与散句结合，体现了朝鲜人民的文化底蕴与对正邪的喜恶。

此着作可堪称外国文化融入中华文化中最无痕迹的一支。

在戏曲表演方面，其原为朝鲜民族的“板索里”清唱艺术，后移植至我国的越剧、潮剧、京剧、评剧、黄梅戏和朝鲜族歌舞的艺术形式中，成为历演不衰的经典曲目。

其中，又数越剧与潮剧影响最大，两剧种中的《爱歌》、《别歌》、《狱中歌》可称为该戏曲中的经典之经典，多次被搬上舞台且大受好评；朝鲜族的歌舞曾由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在第十一届亚运会中表演并获奖。

这部着作并非只对我们东亚产生巨大影响，对于远在欧洲的西欧各国也曾把其改编成舞剧等，同样引起很大反响。

我国和韩国已多次把它搬上了银幕，翻拍了很多次。

在绘画艺术方面，中韩双方的交往更见频繁。

据文献记载，公元541年，中国梁朝曾向百济派遣画师传艺。

韩国三国时期的墓室壁画流行中国的绘画题材和技法。

新罗画家金忠义的作品曾流入唐朝，受到中国《历代名画记》的赞扬。

高丽使团入宋时，还专门安排画家学习宋朝绘画艺术，并求购中国绘画精品。

12世纪，高丽王朝的绘画在继承民族传统和吸收唐
宋艺术技巧之后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当时的着名画家李宁曾到宋朝施展他的画技，得到宋徽宗的赞赏。

宋朝的美术评论家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高度评价了高丽绘画的艺术水平，称其技巧精密、无与伦比。

到李朝前期，韩国画坛宗承中国北宗画风，后期则输入南宗画风，并开创以韩国事物为题材的韩国风格①。

中国书法也很早传入韩国。

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等中国书法家的作品都曾是韩国书法家学习的典范。

自元朝书法家赵孟兆灵秀典雅的字体传入韩国后，赵体成为韩国盛行的书法。

之后，明代书法家祝允明、文征明、董其昌的作品及清朝书法碑学风气也都对韩国书法界产生过影响。

韩国书法源出于汉字的书写形式，每一个字都是在一个想象的方块中由一些形状不同的线组合而成，都是为了表达一个特有的意义②。

中韩绘画艺术的交流，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韩国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彩绘。

据文献记载，公元541年，中国梁朝曾向百济派遣画师传艺。

韩国三国时期的墓室壁画流行中国的绘画题材和技法。

新罗画家金忠义的作品曾流入唐朝，受到中国《历代名画记》的赞扬。

高丽使团入宋时，还专门安排画家学习宋朝绘画艺术，并求购中国绘画精品。

高丽画家李宁来华游学，其作品受到宋徽宗的赞赏。

高丽画家李齐贤曾在元朝学画，所绘山水也有很高水平。

李朝前期韩国画坛宗承中国北宗画风，而后期也输入南宗画风，并开创以韩国事物为题材的韩国风格。

古代中韩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从公元4世纪后半期到公元15世纪初，
①古代中韩文化交流[J/OL]。

2002-06-20
②韩国文化艺术[M/OL].韩国在线，
长达千余年，具有相当广泛的群众性。

韩国僧人入华求法请益作为一项时间持久、影响广泛、意义深远的活动，是古代中韩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的一种主要形式,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韩国，上至皇帝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各阶层都曾给予十分的关注、支持。

韩国求法僧往往应命而来，奉召而归，而且在回国后多被委以重任，尊为国师；中国皇帝则将求法僧待为上宾，赐经赐物，虔表护法之情。

求法僧踏遍中国的三山五岳，从师问法，虚心求教，回国后广开山门，人争归信。

在宗教义理、规范、典籍交流的同时，佛教艺术也持续不断地在中韩两国间进行着信息传递。

韩国的寺庙建筑、石窟的雕凿、佛像的雕刻和铸造、绘画等都体现了中国佛教艺术的特点，而韩国的佛教绘画技艺和银金写经也曾回传到中国。

高丽王朝曾为元朝频繁书写银金经典，客观上促进了中韩两国的书法艺术的交流①。

古代中韩文化交流表现在日常生活礼仪习俗方面也很广泛。

随着儒学、佛教在韩国社会的广泛深入传播，中国的礼俗文化也被韩国大量吸收。

在服饰习俗方面，新罗时期，韩国已开始采用中国服饰习俗。

中国历代王朝都经常国国王及其使节赠送冠服，高丽王朝的官服大体上前期模仿唐宋，中期仿照元朝，后期又模仿明朝。

李朝初年也参照明朝规定制定服饰制度。

在生活礼仪方面，韩国最先引入的是中国的丧葬礼仪。

新罗在6世纪初已颁行丧服法，高丽时又系统地采用中国的五服制度，把丧服按亲疏分成5个等级。

李朝太祖还命大臣根据中国礼制详定冠婚诸礼。

中国的阴阳五行思想对韩国的宅地风水思想影响极大。

李朝还仿行中国宋明的住宅礼制规
①黄有福，陈景富：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定。

在服饰习俗方面，新罗时期，韩国已开始采用中国服饰习俗。

中国历代王朝都经常向韩国国王及其使节赠送冠服，高丽王朝的官服大体上前期模仿唐宋，中期仿照元朝，后期又模仿明朝。

李朝初年也参照明朝规定服制。

随着儒学在韩国社会的深入传播，中国的礼俗文化也被韩国大量吸收。

茶文化是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内容之一，也是中韩文化交流关系的纽带。

早在七世纪，中国的茶文化就已传入朝鲜半岛。

九世纪初的兴德王时期，韩国始兴饮茶并且开始种茶。

新罗时期，茶文化迅速发展起来,在宫廷贵族、僧侣和上层社会中传播并流行，在饮茶方法上则仿效唐代的煎茶法。

高丽王朝时期，受中国茶文化发展的影响，高丽的茶道———茶礼形成，普及于王室、官员、僧道、百姓中，韩国茶文化进入兴盛时代。

李朝时期，中国的泡茶道传入，并被茶礼所采用。

韩国茶文化通过吸收、消化中国茶文化之后，进入稳定的发展时期。

中韩两国茶文化互动交流。

韩国茶文化独立发展并回传中国，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中韩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

在数千年的文化交流过程中，两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形成了很多相似的文化传统。

中韩两国都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都曾受到儒家文化的极大影响，两国的文化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在今后的文化交流中，中韩既要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也要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的独特性，扩大两国的共同性。

秉承相互学习、彼此包容、取长补短、友好共赢的交流取向，就一定会开创两国文化交流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