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
对于诗的本源，古来有两种有代表性的理论，其一是原于心，其二是原于道。在原于心这一体系中，则有“诗言志”、“诗咏情性”、“诗缘情”等几种说法。无论是志、还是情性，或是情，总起来都是属于“心”的，也就是说，文学本源于人心。



“志”属主观方面的东西，先秦时代所说的“志”中，可能并无明确的“情”的因素，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志”中无“情”的成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即用“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来解释“诗言志，歌咏言”，感，就是感于物事，因有感，故能生情，也是因为有感，在情中立志，所以，以当今眼光再来看那开山的纲领，确实应有新的解释角度，志，应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思想感情在内，只是当时人对“情”的认识不足，所以当时人所说的“志”中，“情”的成份也就相当薄弱了。

“情”开始呈现出与“志”分裂，并在诗乐中以“情志结合”的形式体现的思想起于荀子，荀子在《乐论》中曾指出音乐可以“言志”，“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又认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不能无乐”，并指出音乐中包含着人的情感，并以情感来感化人：“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民和而不乱，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这是“志”中有“情”的发端，其后，由《礼记·乐记》继续强调：“诗，言其志也：歌，永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乐象》）。

汉代毛苌传《诗经》，收集前人及时人对《诗经》的评价，其序文被称为《毛诗序》。“情志统一”，是《毛诗序》继承了先秦“诗言志”诗歌本质观并吸收了《乐记》对音乐本质的论述所提出来的一个诗论观点，它包括“志之所之”和“吟咏情性”两方面。也就是说《毛诗序》首次正式将“诗言志”的内涵扩大到了“情”。《毛诗序》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这段话揭示了诗的产生心理原因，指出诗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产物。从这里可以看出《毛诗序》是承认诗歌是抒情言志的，把情与志统一了起来，它一方面肯定：“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另一方面又强调诗歌是“吟咏情性”的。情与志是统一的。情，是感情，志，是志意怀抱。作为一种诗歌本质论，它发展了“诗言志”说，更准确全面的概括了诗歌的本质特征，情志统

一的诗歌本质论也是符合中国古代诗歌的实际的，它说明诗歌可以表现人的理性精神（志），也可以表现人的情感态度。所以孔颖达注疏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毛诗诗》强调诗歌“吟咏情性”，但在情志关系上，它更重在志。这基本上是继承先秦"诗言志"的观点，但它正确地阐明了诗抒情言志的特点，说明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已较先秦时代进一步深化了。

从《尚书》提出“诗言志”，再到《乐论》、《乐记》直至《毛诗序》，可以感受到较为清晰的承继发扬的脉络。但《乐论》、《乐记》说的是音乐，而《毛诗序》已然是说诗的文字了，它明确指出了诗歌通过抒情来言志的特点。“情志说”对后来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后世对诗歌思想内容的评价也多集中在情和志上。

相对于“言志”说，“诗缘情”是从诗的特征上强调了诗的艺术本质。此语出于西晋陆机《文赋》。《文赋》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专门谈创作的理论作品。其中，在谈到不同文体的不同风格这一问题上，陆机认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意为，诗歌因情而生，所以要求文词美丽，赋是铺写其事，所以要清楚明确。这是中国文论史上首次明确的提出，诗是主情的，主情为诗的特点。今人裴斐《诗缘情辨》解释说：“缘情，即源于情”，无论从诗的抒情功能来解释，还是从诗歌之来源看，都能解释得通。其实，早在屈原时代，与“诗言志”相比照的“抒情”之说就已产生。如《楚辞·惜颂》中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这是最早提及诗歌“发愤抒情”的艺术功能，是对传统的“诗言志”的一次突破。然而，处在“七雄纷争”的战国后期的楚国，处在“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抒情”说难以“独尊”。汉代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抒情”之论更无立足之地。汉初文坛盛行拟骚，屈原作品稍露头角，就遭史学家班固的斥责，谓之“露才扬己”而“忿怼沉江”，“抒情”之说可谓昙花一现，即被汉儒扼杀在摇篮之中。

魏晋时期，随着人的意识的全面觉醒，随着对个性的极力张扬，“人的觉醒”带来了“文的自觉”，陆机终于大胆否定了汉儒关于诗歌观念中的理念化倾向，破天荒地提出“诗缘情”，并成为了文坛共识。这对历来以“言志”、“美刺”为规范的儒家正统文学观，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同时也反映了魏晋文学想要摆脱经学附庸地位的潮流。在《文赋》中，陆机不仅提出了这一具有开创意义的观点，而且还对诗应反映的“情”作了规范，既要求它必须是真情实感，他说“信情貌之

不差，故每变而在颜”，也就是要求“情”是真情，外在的所有表现，都是真情外化的结果。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既是“诗言志”说发展演进的历史必然，又是人们的诗学观念不断发展成熟的必然趋势。从此，两说相互交通，成为了中国诗歌批评的两大支柱，支撑着中国古代的诗歌艺术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