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小说中的现实主义风格

试论赵树理小说中的现实主义风格

摘要赵树理是以一个有觉悟、有文化的以农民眼光观照农村、认识农村、评价农村、表现农村的作家，在创作中追求环境、情节、细节的真实，排除了作品中的“假大空”描写，呼唤着文学的真实性和现实主义的回归。本文主要论述了赵树理在创作中自觉运用现实主义理念而获得的巨大成就。

关键词：小说创作现实主义形象塑造矛盾冲突赵树理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现实主义要求除了细节的真实，还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要达到这一步，首先，要严格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再现生活。典型化的生活固然是从大量生活现象中概括、提炼出来的；但是，即使它已经高于普通生活时，它仍要符合生活的实际形态。赵树理正是这样严格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塑造艺术形象的。他严格的现实主义主要表现在对农民形象的塑造、对矛盾冲突的处理和反映生活的准确时空性，这样三个方面。

第一，赵树理在描写农民时，坚决摒弃了好的绝对好，坏的绝对坏的形式主义。他在写某些农民或农民出身的干部时，都把他们写成了普普通通、实实在在的人。

赵树理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起的作用，是十分敬佩的。他在川底生活时，就这样赞美这里的人：”他们经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以及正在继续进行的支援抗美援朝的人民志愿军，不但锻炼出现有村级的党、政、军、群各种干部，而且还锻

炼出了几十个县、区级干部，人民解放军军官和战士。”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这个九十多户人家的村庄需要各方面的干部、人才，从村长、党团支部书、妇联主席，到财务、会计、保管、出纳、采购，一直到造林、养羊、管理耕畜、基本建设、经营副业、文化教育、福利工作等，真是五花八门，都由农民自己培养出来了。在这创造新生活的过程中，如同在战争年代一样，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迹。赵树理对农民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怀着崇敬之心歌颂他们的历史贡献。

同样，赵树理也看到农民思想的变化，小生产者的局限性随着革命的发展，不断被克服。到了社会主义时期，赵树理还看到集体化后的农民身上焕发出革命理想的光辉：“他们虽然都是不脱离生产的农民，但也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者。他们遇上了新鲜事物，不但顾虑不多，并且兴趣颇大。”当他看到农民思想面貌的变化时，并不认为他们已经一切都好，而认为“自然他们身上也不免有缺点或者缺点还很多，但他们的觉悟是一天天提高的，缺点是一天天减少的，而且愈集体化，落后面起作用的机会也愈少。”

由于赵树理塑造落后农民形象取得了突出成就，使人们容易产生一种误解，认为赵树理过于看重农民的弱点，而对他们的进步性认识不足。上面略为引证赵树理的几段话，已足以说明这种对赵树理的误解应该消除。再从实际创作上看，如果把建国后的人物排个队，先进的农民在老年中有王宝全、陈秉正等，中年的有王金生、潘永福等，年青的有王玉生、王满喜、杨小四、范灵芝等，这些人物足

可组成一个坚强有力的集体，他们在赵树理的作品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至于没有落后人物写得好，这不是认识上的原因，而是生活积累上的缺陷。

同时，赵树理也不把自己的先进人物写成“高、大、全”式的英雄，他们一个个似乎都不那么显眼。他作品中的英雄只是普通人，是伟大与平凡的统一，有的也并不完美，还拖着没有割干净的小私有者的尾巴。他们并没有三头六臂，同样靠着一双手，在平凡的工作中，踏踏实实，坚韧不拔，从而达到成功。十万两无烟火药之力固大，滴水而能穿石，其力亦不可谓不大。滴水穿石虽无火药爆炸之轰烈壮观，但亦有感人的魅力。赵树理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碰到许许多多这样的英雄人物。他们有远大的理想，一声不响，勤勤恳恳地在那里建设社会主义，别人知道他，也是这样干，别人不知道他，也是这样干。”这种为人民服务“既不抱怨，也不居功，不言不语，若无其事”的风格，最合赵树理的心意。由于这样一种指导思想，赵树理所要歌颂的正是伟大与平凡合二为一的美。现实生活中如孟详英、潘永福就是这种伟大与平凡统一的典型。赵树理塑造的正面典型，从老杨同志到王金生、陈秉正、张来兴，也都是这样的人物。另外一类就是从李有才到林忠这样的人，他们既有堪称英雄的一面，但思想性格中也还有不那么英雄的另一面。李有才在阎家山那样恶劣的环境中，敢于不断编写战斗性很强的讽刺快板，不停地揭露、抨击反动势力，从这一点来说，他是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冰天雪地里的一盆火。但偏偏就是他，在面对面

的斗争时回避开了，不及“小”字辈表现得英勇。这种为保存自己而采取的姿态，使他的斗争光芒受到了一定的损害。然而，却真实地反映了农民在斗争一定阶段时的精神面貌。林忠在抗日游击队里，是个带有“神行太保”、“鼓上蚤”风度的传奇性人物。即使在今天，在风暴冰雹将临之际，他也能奋发起来，冲锋在前，指挥若定，显现出当年在战场上的英雄本色。但在平时，却手指头扒拉算盘珠，计算每一快地的定额，惟恐自己的队、自己的家吃了亏。谨小慎微的行动背后隐藏着一颗私心，显得有些庸俗。他是个英雄，但不是十全十美的。赵树理没有把他写成“完人”，这也是现实主义的态度。反之，对那些落后的人物，也并没有写成一切皆坏或是凝固不变的。二诸葛够迂腐可笑了，作家同时写他老实厚道，爱子心切。就是三仙姑，在故事结束时也开始转变。马多寿入了社，不能够接受丈夫要求她进步的条件，袁小俊后悔与玉生离婚，她参加了劳动，与满喜成了亲……这些同样是作家坚持现实主义的表现。这里特别要提到赵树理对落后农民的描写，这是曾经受到有些人的责难的。这部分农民形象，是赵树理按照现实主义原则，从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对此，作家有他自己的认识。1950年初，赵树理同意在《说说唱唱》上发表小说《金锁》，这篇小说受到当时的《文艺报》的批评，原因是主人公金锁是个落后农民。《文艺报》的编者和某些批评者认为作者“生存在今天而未写今天的农民；写出来的却是鲁迅时代的阿q式的‘金锁’”，“当翻天覆地时代的大革命高潮卷起来的时候，描写革命动力之一的农民‘是应该写成正

直的，有骨气的，敢于反抗的’正面的光明人物；而绝不应该绘制一个已经过了时的阿q式的‘金锁’”。《金锁》确实不是好小说，但这种批评只是1928年“死去了的阿q时代”式的批评的重复。对农民有较深了解的赵树理，对于这个“歪曲了农民的本质”的批评，当然是不能赞同的。他认为，作品所写的是“革命势力未到以前自然状态下的农村”，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事实上破过产的农民，于扫地出门之后，其谋生之道普便有五种：‘赚’、‘乞’、‘偷’、‘抢’、‘诈’，……他们对付压迫者的方法差不多只有四种：‘求饶’、‘躲避’、‘忍受’、‘拼命’，有时选用，有时连用，金锁也不例外。这些人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参加革命：有的是在革命势力未到之前自动找去，有的是在革命势力到达以后，得到了土地，再加以组织教育，才能挺起腰来。”这里的认识实际也包括赵树理对阿q、福贵等的理解，比起那种教条主义式的批评，他的见解更切合实际。对于尚未完全破产的农民，赵树理也认为同样有要求革命的一面，相对于市民来说，更“敢于抵抗”；但也还有一部分人出于麻木的精神状态。“挨了打的人，有的呼喊无门自认晦气，有的挨得多了皮肤失了痛感，时候长了，反而不以为怪。”特别是一些无地、少地农民，他们耕种地主土地，害怕夺佃，对地主压迫不得不忍气吞声。赵树理写解放前农村里敢于对地主权贵们表示出桀骜不驯的，有两个人物。一是《刘二和与王继圣》里的聚宝，他“有一股别扭劲，只会说一股老直理”，耿直、强项，颇有点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气概。此人是个石匠。与他性格相近的，就是张来兴，他是个厨师。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