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镉污染事件

广西镉污染事件

折射政府信息公开“短板”

一、事件概述

2011年1月25日，广西柳州市市民因担心龙江水源污染，争相抢购瓶装饮用水，柳州市发布权威消息辟谣并实时公布柳江水质检测情况的新闻，出现在各大网站、论坛，广西镉污染事件由此被广泛关注。事实上，早在1月20日，新华网等主流媒体就已公布了这起始自1月15日的污染事件，但并未引起较大关注。抢购事件后，污染团进入柳州、污染治理等相关信息陆续公布，舆论密切关注，质疑、指责之声掺杂其中，网络舆论呈现高涨态势。广西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如发动一切力量治污，及时回应媒体质疑，对涉嫌违法排污的相关企业责任人依法刑事拘留，河池市长公开致歉，处理相关责任人等，随着污染治理工作接近尾声，舆论逐渐平息。

二、事件波及程度

据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监测数据显示，广西镉污染事件共引发相关新闻报道14807篇，网民跟帖评论548,695条，涉及网站617家。除了新闻报道外，该事件涉及相关论坛主帖1365个，回复173,904条，相关博客文章726篇。

三、舆情应对过程

广西镉污染事件发生后，事件传播一共出现五个较为明显的阶段，但是一直到第三阶段政府才有效介入，直到第五阶段政府才出面进行民意安抚：

第一阶段：1月19日—1月24日舆情静默期

媒体开始报道，公众关注低。政府在此过程中没有明显危机应对动作，信息处于封锁期。

第二阶段：1月25日—1月26日舆情上升期

柳州发生“抢水”风波，媒体进行了一定量的报道，官方关于镉污染信息处理较为模糊。此阶段中涉及镉污染信息大量出现，政府正视舆情的严峻性。

第三阶段：1月27日—1月31日舆情爆发期

媒体报道转载频繁，公众关注快速上涨并达到舆情峰值。政府发布了镉污染处理响应预案，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民众，镉污染情况得到控制。

第四阶段：2月1日—2月3日舆情稳定期

官方通报新进展，民众强烈关切，政府回应民众的疑问，在道歉同时加强了舆情的安抚。

第五阶段：2月3日后舆情衰退期

污染防控取得成效，没有造成严重镉污染，相关责任人被问责。但媒体继续进行舆情追问。

四、案件反思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从法律依据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第一项规定行政机关对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第十条第十项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

从舆情应对的实际情况我们看到，广西在此次的舆情危机中整体处理环节多处不到位，导致该事件在全国范围内造成负面影响。特别是在此过程中出现应对不及时、信息不透明，不仅于法不合而且极大影响当地政府的公信力。

1.信息发布滞后、含糊。河池市未能第一时间发布权威消息对事件予以解释，错过了获取公众信任和理解的最佳时机，而使自身陷入舆论质疑之中。虽然，其于20日发出通告，对事件予以公布，但其通告内容，仅涉及当地政府采取的措施以及“水质正逐步好转”的结果，而对公众最为关心的事发原因、污染源、镉含量超标值等信息未予详细说明，这自然不能打消公众疑虑。而在21日来自河池市消防部门的消息却显示已向龙江河投放中和物氯化铝固体60吨，液体30吨。而河池和柳州市政府都没有及时向公众解释投放中和物是否会造成二次污染，更加深了公众对水质的担忧。在这种背景下，谣言四起，公众恐慌性购水成为必然。在抢水事件后，河池市本应借此机会，向公众致歉，公布调查进展，以修复政府形象和公信力，但其却一直保持沉默，招致更多质疑。

2.片面发布信息，“报喜不报忧”。污染事件发生前期，紧急救援自然是第一位的，但对事件的调查也应同时进行，因为公众在自身安全得保的前提下，更想知道真相。事件发生后，我们看到政府确实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开展救援工作，但是政府过分强调污染治理的成效，对事件的调查却保持沉默。因而，当污染事件升级，镉超标达80倍时，公众震怒了。更让公众无法接受的是，污染源迟迟没有查清，更遑论对污染企业的惩处。这不禁让公众产生联想，猜测政府与污染企业之间存在权钱交易，政府在包庇污染企业等。

五、处理环境污染等突发舆情危机中的政府信息公开

1.及时发布权威消息。发生环境污染等突发事件时，公众往往会因为信息的缺失而陷入恐慌，此时，政府公开、坦诚地使权威信息第一时间抵达公众，这不仅有助于赢得对事件处置的主动权，也能为自身树立正向的信誉和形象，增强在事件的后续处理中，政府信息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为了保证公众第一时间收到来自政府的权威信息，政府在宣传方式、力度上应做好工作，避免因此遭受质疑与误解。

2.主动、全面通报事件处理信息。突发事件尤其是公共安全事件，往往会引发公众较大关注。政府应立即采取措施，保障公众安全，同时，主动向媒体和公众通报事件处理进展。通报的信息应尽可能全面、客观，充分尊重公众知情权，避免“只报喜不报忧”，或干脆沉默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