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礼法结合

【摘要】：传统法律文化在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由于儒家学说与实际政治的相互作用，一系列富于浓郁东方农耕社会特色的道德价值观念逐渐渗透其中，最终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和规范，塑造出一种富有特色的“伦理法”。“伦理法”的最本质核心是“引礼入法，礼法结合”，这是中国传统法律区别于其他国家传统法律文化的最基本的特点。

【关键词】：礼的产生、法的产生、礼法结合、唐律

一、礼、法的产生

关于“礼”的起源，应该追溯到原始时期的祭祀仪式。许慎《说文解字》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近代学者王国维考证说，卜辞中的“礼”像是用两块玉盛在器皿中去作贡奉，表现的是对祖先或上帝的崇敬。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礼”引申为宗法制度中的行为规则，形成了一套以区别尊卑贵贱亲疏为内涵的意识形态。再后来“礼”由宗族内部扩展到国家的政治生活领域，形成了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而礼的系统化、规范化，始于西周的周公制礼。到了西周以后，被进一步发展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核心政治思想。

周公制礼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尊尊”和“亲亲”。“尊尊”即下级必须尊敬和服从上级，特别是一国之君；“亲亲”即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特别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尊亲属。尊尊为忠，亲亲为孝，前者是等级原则，旨在维护君权；后者是宗法原则，旨在维护父权。亲亲和尊尊既是周礼的基本原则，也是西周立法的指导思想；与此相应，“孝”和“忠”既是伦理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这种政治与伦理相统一的理论，就是礼的思想基础。

周公制礼的实质是确立贵贱尊卑的等级秩序和制度，使得君臣有位、尊卑有等、贵贱有别、长幼有序，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各种行为纳入礼所调整的轨道。后儒家为渲染礼的神秘色彩，增加礼的规范作用，把礼与高深不可测的天地相联，以天人合一来辩护礼治国、礼治民的符合天道。明礼、行礼便成为中国古代帝王贯穿几千年的治国方针。

法，有其词源和词义方面的起始和基本内容。在汉语中“法”成字的确切年代难以考证。据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字书《说文解字》中所说法的古体是“灋”。“灋，刑也，平之如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根据这一解释，我们

大致可以知道：法与刑通，表明法有秩序之意。平之如水，概指不偏不颇、公平正直。汉字“法”具有“刑”、“规范”、“平”、“正”、“直”等含义。

马克思关于法的起源的一般理论认为，法律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关于法的起源有如下观点：

首先，法律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这是法律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法律产生的共同规律之一。

其次，法律的产生过程有一个从氏族习惯到习惯法，再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演变过程。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从夏朝建立起，中国古代的法律形式更多的是王命和习惯法。王命是夏王发布的命令，具有较高的法律效力。习惯法即为古礼，包括一些传统习俗和禁忌。

最后，法律产生的过程受宗教道德的影响。因此刚刚产生的法律几乎总是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道德痕迹。宗教礼仪作为最早的行为规范，是中国法律产生的渊源，同时也是礼和礼治的滥觞。这使得礼和法之间存在了共性。

二、礼法结合的起源及表现

（一）起源

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百家争鸣。以孔丘、孟轲、荀况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代表了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封建贵族的利益，他们在继承和发展西周“礼治”和“明德慎罚”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的法律观念，并以“复礼”为奋斗目标。他们强调慎用刑罚，主张德主刑辅，反对不教而诛。

以李悝、商鞅、韩信等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代表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以法治国，推翻旧的血缘等级制度。春秋时期的成文法运动是法家产生的社会基础，也是法家思想的实践来源。春秋末期“铸刑鼎”事件的出现，便标志着中国古代成文法的产生。

儒法两家的对立，是明礼等差与奉法齐一的对立。引礼入法作为一个过程，是在经历战国、秦至两汉时逐渐深化的。汉初是引礼入法的一个起点，也是礼法结合的一个起源。

在汉代法律儒家化过程中所起作用最大的当属董仲舒的“春秋决狱”。“春秋决狱”，是指用儒家经典《春秋》中所体现的道德精神指导司法审判，它反映

了儒家伦理思想对汉代司法领域的渗透。

根据汉儒的观点，所谓《春秋》经义的主要内容是亲属相隐、尊敬尊长、原心定罪之类。其中，“原心定罪”是春秋之义中一项最为重要的内容。董仲舒解释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即，“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另外，亲亲相隐也是一项重要内容，汉宣帝时曾下诏说：“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两汉所开辟的引礼入法的多种渠道，为礼法结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魏晋至唐沿着这条路线，终于完成历史性的礼法结合。

（二）表现

三国时期，为维护贵族官僚特权，魏明帝制定《新律》时，首次正式将“八议”写入法律中，使封建贵族官僚的司法特权得到公开、明确而严格的保护。“八议”制度源于西周的“八辟”，是“刑不上大夫”的“礼治”原则在刑罚适用上的具体体现。从此，直至明清，“八议”成为后世历代封建法典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相沿不改。

晋朝时制定《晋律》，晋律的起草者和解释者杜预、张斐都是兼通经法的大家，强调“远遵古礼，近因时制。”晋朝还强调“准五服以制罪”，即根据服制明血缘亲疏，定罪轻重。其刑法使用原则为：亲属相犯，以卑犯尊，重于常人，服制愈近，处罚愈重；以尊犯卑，轻于常人，服制愈近，处罚愈轻。“五服制罪”制度鲜明地体现了礼法结合的精神。

北朝政权虽以少数名族为主体，但进入中原后，接受汉族先进文化的熏陶，在法制上也体现了礼法结合的潮流。例如，北魏律中的“存留养亲”，是将儒家的孝养观念入律。北齐律更以不孝为重罪十条之一。

经过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兴盛时期。唐律无论是结构还是内容均已蔚为大观，礼与法的结合也臻于成熟和定型。唐律所反映的礼法结合的鲜明特征，对其周边国家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成为了中华法系赖以确立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