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古代的优生胎教思想

第一章古代的优生胎教思想

第一节婚姻观念与优生思想

婚姻制度、观念和风俗表面上看似与幼儿教育关系不大，但由于古人对幼儿教育的前推意识，以及它与优生的客观联系，也就具备了颇为重要的教育意义，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幼儿教育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一、婚姻观念与优生意识

婚姻形态的发展，表明人类婚姻观念的成熟，同时伴随着人类优生意识的形成。因此，婚姻观念不仅是一个有关家庭和社会组织的问题，更是一个很有教育价值的问题。

1．“同姓不婚”

“同姓不婚”是人类经过长期的婚姻实践而形成的一个基本的婚姻观念，也就意味着初步的优生意识的形成。

为什么必须“同姓不婚”?同姓结成的婚姻将会造成后代人口质量的退化，包括后代人口的不兴旺和后代的遗传疾病与生理变异。《左传》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国语·晋语》也说：“同姓不婚，恶不殖也。”正因为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同姓相婚就被看成是一种会给家庭和家族带来灾乱的行为，即如《国语·晋语四》所谓“娶妻避其同姓，畏乱灾也”。据此思想推广开去，人们甚至认为，同姓相婚是乱伦行为。《白虎通·嫁娶》篇说：“不娶同姓者，重人伦、防淫佚，耻与禽兽同也。”

由此可见，“同姓不婚”的观念排除了近亲结合的行为，具有明显的优生学意义。

如何做到“同姓不婚”?当时有不成文的规定，“娶妻不娶同姓，以厚其别也。”即使是买妾难知其姓，也要请卜筮之官加以推测，绝不可在不知其姓的情况下贸然婚媾。所以，《左传》说：“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

2．严肃婚礼

做到了“同姓不婚”，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婚嫁。古代将婚嫁也看成是一个关系到家庭稳定和后代健康成长的大问题，因此要求慎重婚嫁，严肃婚礼，要求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也就是说婚姻的联结，要讲究媒聘之礼。如果青年男女“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就会遭到舆论的谴责、家庭和社会的鄙弃。现代的小说、戏曲、电影等传播媒介在展示中国传统婚姻风俗时，常常着力揭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专制、黑暗和落后。固然，它与青年男女恋爱、婚姻自由的现代原则大相径庭，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在“严男女之大防”的封建时代，却也有着严肃婚礼的一面。试想，如果青年男女一遇所好，相互了解不深，就杂乱交媾，或者私自出奔，不仅将使未来的夫妻关系缺乏相互尊重的基础，而且使孩子出生后缺乏为社会认可的良好环境，父母的所作所为也会对下一代产生潜移默化的不良影响。严肃、端正的婚礼，是形成良好的家风和家庭环境，对下一代进行品德教育的第一步。严肃婚礼同样是对幼儿教育“正本慎始”的重要一环。

因此，《大戴礼记·本命》篇中提出择偶娶妻的“五不娶”：一是悖逆之家的女子不娶，因其违法；二是淫乱之家的女子不娶，因其乱伦；三是受刑之家的女子不娶，因其为社会所抛弃；四是世有恶疾之家的女子不娶，因其有遗传疾病；五是早年丧母之家的女子不娶，因其未曾受过母教与闺训。所有这些“不娶”，既有对女子身体健康方面的要求，更多的是对

道德品行方面的考虑，而这种要求和考虑，无非是为了后代子孙能有健康的身体条件和良好的品行基础。

3．提倡晚婚

可以说古代中国是一个早婚现象十分普遍的国家，但古代婚姻观中的一项很有价值的内容是提倡晚婚，这也是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一种优生思想。

中国古代早期，人们对青年男女具备生育能力的年龄与可以结婚的年龄不加区分，以为“成丁”即可成婚。如《大戴礼记》认为，男子“二八十六，然后精通，然后其施行”；女子“二七十四，然后其化成”。具有生育能力即意味着可以成婚，生育后代。所以《孔子家语》中说“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于此以往则婚矣”。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存在着大量早婚早育的现象，在帝王之家和官宦大族人家尤其严重。如据文献记载，周文王年十五生周武王，而武王之上还有兄长伯邑考。在帝王和官宦之家，早婚早育乃是为了帝位与家族的延续早有保障。

但另一方面，不少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晚婚主张。人们是从两个方面论述早婚之害的。

其一，早婚不利于父母本人和后代子女的身心健康。当人在十五六岁时，“形体虽具，血气未充，骨力尚嫩”，匆忙配婚，不仅有损青年男女自身的健康，而且造成下一代发育不良，疾病缠身，甚至夭折而亡。

其二，早婚不利于年轻父母承担起家庭的责任。由于早婚，无论男女都大大缩短了受教育的时问，男子不知礼法，不懂得为子、为夫、为父、为人之道；女子则不通女红，不懂得为女、为妻、为母、为妇之道，“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则教化不明而民多夭”。因此，‘社会从理论上规定了男女的婚配年龄：“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这是因为“男三十筋骨坚强，任为人父”，“女二十肌肤充盈，任为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