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夷待访录》看黄宗羲的政治法律思想——传统民本与近代民主的

从《明夷待访录》看黄宗羲的政治法律思想——传统民本与近代民主的“过渡形态”

[内容提要] 本文从《明夷待访录》入手，重新审视黄宗羲的政治法律思想，由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阐述其产生的背景，深入分析其自身特征，并对近年来出现的对黄政法思想“新民本”的定位做出评价，旨在论证其与传统民本间藕断丝连的复杂关系。本人认为黄的政法思想可定位为传统民本与近代民主的“过渡形态”——这种过渡基于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而非指传统民本可以自发地发展为近代民主思想，其特殊之处在于它与传统民本和近代民主思想同时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交叉。

[关键词]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过渡形态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古藏室史臣、双瀑院主持、改斋等，学者多称其梨洲。浙江省余姚县黄竹潽人，于顾炎武、王夫之同成为明清之际的三大思想家，与孙夏峰、李二曲并称为“国初三大儒”

世人对黄宗羲多有赞扬之辞。蔡元培曾言：“黄梨洲氏且得东方卢梭之目焉，是为学问界之势力” ；陈天华将黄的地位抬得更高：“明末清初，中国有一个大圣人，实孟子以后的第一个人……他著的书有一种叫《明夷待访录》……比《民约论》的出书，还要早几十年哩” ；孙中山亦曾将此书作为鼓励民众反清情绪、传播革命思想的载体并将之赠送给日本友人。

黄宗羲生活的年代是一个“天崩地解”的年代，文人陶望龄曾将时局形象地比为“漏舟泛江湖”。黄宗羲一生著作颇多，其所著“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他便选前人的著作（主要是宋元明三代的名人名言以及乡人遗著），有十余种，一千余卷，一千万字以上。……另一类是黄宗羲亲自撰写的著作，又一百余种，三百余卷，字数在三百万字以上。” 其政治法律思想集中体现在《明夷待访录》一书

《明夷待访录》写作始于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完稿于1662年（康熙元年）。今本注原君、原臣等二十一篇。近年又有黄遗著新发现，如“文质”、“封建”等两篇。百年来，围绕此书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有清一代将之列为禁书，当今学界多对其褒扬有加，典型的如侯外庐先生直称其为中国十七世纪的“人权宣言” 。

明清之际的政治法律思想，尤其是黄宗羲的政治法律倾向向来是学界谈论的焦点。总的来说，国内学术界大体存在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黄的政法思想仍属传统民本思想范畴；第二种观点认为黄的政法思想已经超越传统民本的界限，而归于民主思想行列。第三种——同时也是本人所持观点，认为黄的政法思想界于传统民本与近代民主之间，属于两者间的一种过渡。接下来，本人试透过黄的饱受争议的著作《明夷待访录》来重新审视一下这位伟大思想家的政治法律思想。所谓重新审视是指本人认为黄的这种“过渡形态”其特殊之处在于它与传统民本和近代民主思想同时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交叉——这种交叉十分模糊以至于不管哪种单独将之归类的做法都没有十足充分的依据。此处需要指出的是，类似的定位有“新民本”之说，本人认为这种界定应作进一步的探讨：既然是“民本”，即使是有了“新”的因素，其本质上还是应当归入传统民本思想的行列——其提法本身就有类似“白马非马”的哲学诡辩的嫌疑，从而使持有此种观点的学者们在不得不论证黄的思想中不可忽视的近代型或称先进性的部分时陷入不可避免的前后矛盾的困境。朱义禄先生在其所著《黄宗羲与中国文化》一书中从文化的角度对黄的思想作出了多方位的探讨，在坚持黄的思想具有

相当的先进性的同时，又可观地评价了黄身上所具有的不可磨灭传统、保守的印迹，而最终将黄的政制法律思想定位为“激发民主主义与民主意识的酵母” 。这一“酵母”的定位于本人所要探讨的“过渡形态”颇有相通之处。

一传统民本与近代民主的区别

传统的民本思想，即“以民为本”的思想肇始于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与其呼唤君主专制以平息动荡进而达成“治天下”的社会呼声是相吻合的。自周公以下，孟子等人均对民本思想有过系统的描述，然而不管是“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还是“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或者是其他的容易使人将之与近代民主的“主权在民”相联系甚或混淆的标语性的说法——不管这些标语以什么样的字眼出现，均仅是肯定了民乃政治的价值前提和根本目的。这样的说法其意义在于提醒、警告统治者重视民众的心声，其最终落脚点仍在于巩固国家的统治秩序，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回顾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不论是“法家”，还是“儒家”，

还是其它学派，其各自的学说——有可能相互之间存在较大的冲突，都是作为一种君主用以稳定国家秩序的手段出现的。本质在于一种自上而下的“替民做主”而非“让民自主”。君主历来凌驾于这些制度以上，是国家统治的主体，而这一点是与西方法制的初始阶段即提出的“主权在民”、“法律至上”所想达到的状态是截然不同的。张师伟先生对此的精辟论断是“民本与专制一体两面” 。

反观西方的近代民主思想则是在古希腊、罗马奴隶民主政治传统和欧洲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及多次的人权运动等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不同于中国古代各阶层的知识分子——在朝的或是在野的，西方启蒙思想家在君主专制阻碍了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和只有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才能迎来社会的进步这两点上是非常明确的，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创造出了一些经日后实践证明符合他们的意愿的政治方案：民主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

在两者的关系上，民本和民主在最终理念上是截然相反的。但也存在一定的相通之处，中国传统的民本遵循自己内在的规律持续发展是否就会演变成近代民主思想，目前尚有较大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民主化必须面对自身的民本传统，而民本政治传统也确实含有有利于民主发展的因素，甚至中国民主在萌芽阶段也借助或称依赖过民本思想。进一步讲，如果排除西方外来的影响，在新型经济形态与强大的民族传统的综合作用下，民本思想是否也会刺激一种中国式的“民主”的产生，而或重新陷入千年不变的专制的循环，这也是长期困扰国内学界的一个问题。

二黄的政治思想出现的背景

（一）经济背景

可以肯定的是，在明代后期甚至自中期以后，因循百年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一场巨大的波动。这种波动带来了江南近代工业的兴盛。顾炎武对此的描述是：“商贾即多，土田不重”

，“末富居多，本富益少”，“金令司天，钱神卓地”。（《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