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农业产业组织形式创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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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农业产业组织形式创新的思考
一、从分工与专业化视角认识“三农”问题
1.从分工和专业化视角对二元经济再认识
以刘易斯为代表的传统“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弱小的资本主义部门”和“强大的传统农业部门”并存。在这个二元经济模型中,刘易斯依据土地边际生产率递减原理,结合工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差异,把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涌入工业部门的现象划分为不同阶段。这一模型以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为既定前提,但相对忽视了分工和专业化因素的影响,因此,未能说明“二元经济”产生的原因,也没有很好地阐述如何走出二元经济的困境。
而超边际分析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分析方法。新兴古典经济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罗森、贝克、杨小凯、博兰和黄有光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用现代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精彩思想进行了重新阐释。而超边际分析范式的主要特点表现为:①放弃了经济分析的外生给定。②摈弃了古典经济学中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思想。边际分析总是能在生产函数中寻求出最优内点解,这就意味着最优决策中所有变量都处于极可能的最小和最大值之间,资源配置能实现帕累托最优。而超边际分析则证明了所有内点解不可能是最优解,最优解只会是角点解,即最优决策中某个变量取尽可能最大或尽可能最小的值。③超边际分析形成的结果包括了角点均衡和全部均衡两部分。因为每一个角点均衡都解决了给定分工水平的资源分配问
题,而全部均衡决定分工的水平和结构。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也只解决了给定分工水平下资源的分配问题,没有涉及分工水平,所以说,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分析的每个角点均衡都相当于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部均衡。
张定胜在将内生比较利益引进李嘉图模型时,把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思想大大发扬了。他认为:二元经济现象是社会分工从完全自给自足的社会发展过渡到完全商业化社会的结果,一部分人卷入了商业化和分工,另一部分人却仍在自给自足状况,所以,二元经济应该是商业化部门和非商业化部门的二元,而不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二元。他还放弃二元结构的既定假定,把二元的差异归结为分工程度的差异。然而,社会的分工首先取决于分工的利益,而这个利益在杨小凯看来就是交易效率的改善,而交易效率的提高又取决于分工所产生的网络效果的大小。
2.从分工和专业化视角进一步探寻“三农”问题的根源
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不存在分工,也不存在交易费用,但经济效率是极其低下的。随着种植技术的累积革新,剩余产品在不同消费者之间交换,出现了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的第一次分工。这种分工是局部的分工,多为生产内部的分工协作,生产者都是半专业化劳动者,他们既从事农业劳动又兼营商业,即便某些人只从事商业生产,也仅仅是为了交换获得食物。但分工后人们为了方便交易,便把交易集中在某一特定区域,既可以减少交易的搜寻成本,又能增加交易的频率,并由此形成了城市——乡村的初步格局,工业与农业的差距便因为交
易效率的不同而出现了,这便是潜伏的“三农”问题阶段,只不过这个差异还没有进一步演化和扩大。在局部分工的基础上,社会将进一步发展到一种完全的分工状态:生产规模扩大、交易集中都使交易效率的提高得以延续,而且增长速度是惊人的。原因就在于不只是某一单位,而是整个行业都享受到了交易效率产生的网络效果。
自给自足、局部分工、完全分工是三个不同的分工水平,也是三个角点解,利用定理可以排除前两种成为最优角点解的可能性。由于网络效果的存在,交易效率仍然可以继续提高,充分享受分工带来的好处,所以,最终的均衡点不会是边际分析的结果,即不会选择一个折中的分工水平,而只能出现在完全分工状态。而完全分工状态,却存在一个两难冲突,即分工无限制的扩大带来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由于分工的扩大带来交易的复杂性,致使交易费用呈现先递减后递增的形态。不同的分工水平能够实现依次演进固然是好的,但在我国,还处于局部分工和完全分工的过渡阶段,而且是同时存在的,这便是张定胜所说的二元经济形态。之所以出现过渡阶段的不同分工水平并存现象,则是由于我国农业还不具备完全分工水平的条件,换句话说,我国“三农”问题实质仍是一个分工问题。
农业为什么在分工中处于劣势呢?亚当·斯密将工业与农业中生产率差别的原因归结为:工业分工的好处是大于交易费用的,而在农业分工中,其协调费用远高于其好处。农业对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依赖性比工业要高,而土地天然具有分散性,如果要集中进行统一生产指导,其协调费用必然很高,结果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
的比重下降,并不是因为生产条件的恶化和人们消费偏好的变化,而是因为工业分工程度高于农业,农业分工的天然条件比较落后。
二、从分工和专业化视角看我国农业产业化组织创新的必要性
1.制约农业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提高的原因
从内部原因看,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以及“三农”问题的突出性都在于农业自身的弱质性条件制约了农业分工和专业化。这种弱质性主要表现在:①土地承包到户、农户分散经营,阻碍了农业的分工、合作,影响了土地配置效率的实现。农业对土地这种生产要素依赖程度比较高,土地的分散也导致了农户的分散,而农户分散的结果是各自目标函数不统一,单个农户不能集中买卖交易信息,做出的决策往往滞后于市场,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中处于劣势地位。②土地的分散化给交通等基础条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国农村交通条件落后、信息闭塞是制约农业发展的又一弱质性因素。交通条件的落后,致使分工的网络效应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分工水平始终处于局部分工状态,无法使分工更加精细化。所以,农业自身的条件阻碍了农业产业内分工的速度和水平,也是农业落后的内在原因。
从外部原因看,工农业生产条件和效率的差异是引发“三农”问题的重要因素。建国初期,我国偏向重工业的发展,农业仅仅是工业的后勤基地,可以说,工业的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农业的支援,但后果却是农业被忽视,未能享受到分工及专业化的好处,致使二元经济结构加剧。近几年“三农”问题的突出,一方面是农业自身的生产条件落后,另一方面是工业的分工速度明显加快,造成了产业发展不均衡,城乡
差距进一步扩大,二元矛盾日益激烈。随着国内经济的飞速发展,尤其是沿海经济在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扶持下蒸蒸日上,正如刘易斯所推论的结果,工资收入的差距引发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精壮劳动力的转移,又使本来弱质性的农业更加不具有吸引资源的产业优势,许多地区还出现了土地撂荒的现象。
2.农业产业化是提高农业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重要组织途径
我国农业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制度基础,农户是基本的农业产业组织形式。农户小生产与大市场、大流通的矛盾,一直未能彻底的解决,怎样使农户的分散经营与社会化大市场衔接、协调好?这就需要从农业产业组织的角度给予创新。我国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实践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是“农工商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经营的简称。通过农业产业化,一方面,能够解决农户分散经营与大市场流通的矛盾,减少分工的协调费用;另一方面,又可以借助于工业分工的网络效果,提高农业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反哺农业。
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农产品贸易和农产品加工业,强化市场机制对分工的作用,延展农业分工的产业链。在这种农业产业组织形式中,龙头企业就起着关键的作用。一是龙头企业更容易掌握市场的供求信息,从而向农户传达需求信息,资源的配置将会向着更有利于经济效益提高的方向流动;二是龙头企业分担了部分经营风险,农民也更加乐意进入市场,寻找自己的生产比较优势;三是龙头企业对农村市场的开发也会促进交通、金融、技术咨询等农业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改善。这些都有利于农业摆脱弱质性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