仫佬族妇女在家庭中的性别角色研究以广西罗城上凤立屯为例

收稿日期：2012-09-19
作者简介：谢秋慧（1986—），女，仫佬族，广西宜州人，广西河池学院政治与法律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南方民族文化。

仫佬族妇女在家庭中的性别角色研究
———以广西罗城上凤立屯为例
谢秋慧
(广西河池学院
政治与法律系，广西宜州546300)
摘要：地方性文化是维系仫佬族妇女在家庭中性别角色特点历时恒定性的重要因素，而由于经济转型所做出的理性选
择则是影响角色期待变化的根源。

关键词：仫佬族妇女；家庭权利；性别角色中图分类号：G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891（2012）06-0029-03
Study on Mulao Women's Gender Roles in the Family
XIE Qiu-hui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Law,Hechi University,Guangxi Hechi,546300）
Abstract:This article selects Shang Feng Li village in Luocheng,Guangxi,as a field of survey sites,by using gender-related anthropology and femi -nist theories,the participant observation,comparative study on basic research methods of anthropology to analysis and discuss the MuLao women's gen -der roles and characteristics,from which it finds that the traditional family culture determines gender roles,bu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factors is affect -ing the root causes of changes in role expectations.
Key words:Mulao women,family right,gender
role
第29卷第6期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Vol.29No.6
引言
自从社会性别一词为研究妇女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有利的视觉后，就引起了中国许多社会学、历史、文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们的注意。

2000年以来，关于社会性别概念的论著，和以社会性别为视角分析不同领域妇女问题的学术著作开始涌现。

在借鉴西方性别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李银河著的《两性关系》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5年）最具代表性，描述和分析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两性关系状况以及争论最多的焦点问题，她从妇女的政治权利、家庭权利、习俗与观念等方面详细论述，希望两性在各方面不平等的状态得到改善。

遗憾的是国内研究大多以汉族地区妇女为主体，缺乏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婚姻家庭这类微观范围内的妇女性别角色探究。

国外对妇女权利的研究经历了几个世纪显然比国内研究得更为深入，但是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实证调查方法都是以宏观的抽样调查为主，其中包括政府的许多统计数据的分析，缺乏深入访谈的微观调查手段，没有详细的第一手材料。

文章利用笔者在广西罗城一个仫佬族村落———
上凤立屯的田野调查资料来进行探讨。

上凤立屯是典型的仫佬族村落之一，保存有浓厚的本土、本民族文化，其妇女在家庭以及村落的各种活动中异常活跃。

通过调查笔者了解了上凤立屯仫佬族家庭中妇女的性别角色期待和获得，深刻理解了她们的角色定位。

笔者先是对仫佬族妇女在家庭中性别角色的历时性进行梳理，而后探究其特点，
分析两性的定位、地方性知识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一、田野点概况
上凤立屯是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东门镇凤梧村的一个自然屯，地处罗城县城北大门，距离县城1．5公里，是全县最大的仫佬族村屯之一。

屯中的主干道铺有水泥路，屯民的房屋都围绕在主干道的两旁，杂乱无章没有规律性。

由于屯里出了很多大学生，被当地人称为“秀才村”。

商人到屯里开办木材厂、租地种植甘蔗，屯里大部分农民把自家田地承租出去，只种一些足够糊口的口粮，使得在土地上的收入大大降低，依附于土地的状况极大改变。

很多家庭的男人都外出县城或广东等地打工，他们甚至脱离土地生产；妇女则在家务农，种植剩下的土地，依附于土地上，因此妇女的收入主要靠土地。

这样一种形式成了新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

少数家庭的夫妻一起做生意，土地给别人种植，从土地上完全脱产。

屯里由于没有什么支柱产业，而生产方式的改变引起谋生方式顺应的变更，使得谋生方式往多元化方向发展：做生意、搞运输、开饭店、种菜、养蚕、外出打工等。

二、被建构的性别角色
学术界大概有统一的口吻认为性别角色是被建构起来的，普遍承认波伏娃的论断：
“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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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

”[1]23家庭性别角色是社会性别角色赋予男女两性表现在家庭内的不同特征，在仫佬族特定的环境和文化背景下，性别角色往往不自觉地被固定以及强化，变成人们的一种期待、规范和评价。

而不同的历时阶段同一社区的性别文化又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作为上凤立屯仫佬族家庭经济转型分水岭的生产队时期①（1958年—1980年）、包产到户时期②（1980年—1992年）、打工潮时期③（1992年至今）的家庭性别文化也各有其特点。

历来的仫佬族家庭，父母对子女的性别角色在孩子出生便已开始。

对女孩总是要选择红、黄等色彩鲜艳的衣服，会给女孩买布娃娃等具有象征柔弱性的玩具。

更多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女儿被人称赞是漂亮、可爱、脾气温和、性格好等。

当儿童成长到可以为家庭分担家务时，女儿一般是洗衣服、煮饭、扫地，仫佬族女性儿童会在母亲潜移默化之下学到更多的家庭角色行为并形成“一切以家庭为中心”的家庭观念。

而不同历时阶段家庭对性别角色的期待有所差异。

生产队时期，家庭被限制在集体上，靠赚取工分的多寡决定家庭的经济收入，因此劳动力成为家庭渴求的潜在资源④。

不管是男孩、女孩，在赋予其性别特征之后都被期待能有身强力壮的体魄，希望能尽早承担更多的家庭劳务；娶进门的媳妇如果身体太瘦弱也是不被家庭所喜欢的，这点和附近其他民族家庭对媳妇生育能力的期待有所不同，仫佬族家庭对媳妇在这点的期待上是承担农活的能力比生育能力比重要大些。

而其附近其他民族社区以劳动成果作为判断标准而给予工分不同的是，上凤立屯以年龄作为衡量是否成为劳动力的标准，规定13岁可以成为半劳动力⑤，18岁成为劳动力，可以参加集体劳动赚取工分。

因此在对孩子体格的关注下，仫佬族人更加迫切的是希望时光飞转孩子赶快成长。

包产到户时期，各家庭占有土地资源并任其自由支配，集体制劳动变成以户为主的农业劳动。

在相同的基本资源上，对土地如何合理地利用分配、家庭劳动力资源如何调整、如何安排劳作和家务等成为家庭首要考虑的问题，同时需要自己思考，而劳动力不再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因素，因此“勤俭”“有头脑”成为这一时期人们评价一个人的价值标准，人们甚至轻视一个“懒惰”“笨”“没有头脑”的人。

对于女孩或者妇女，人们称赞其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勤俭”“持家有道”，“有头脑”只成为男子聪明的代言词。

打工潮时期，由于屯生产方式的变更，依附于土地的情况已经不存在，在土地上的劳作也降低了，由此剩余的家庭劳动力更多的承担着家务劳动，因此，儿童承担的家务量减少了。

如果家庭中有祖父祖母的话，或者母亲包揽完家务的话，儿童是不用承担家务的，不管男孩或女孩，他们的任务就是读书、玩耍，直至毕业。

有的中学毕业就直接外出打工，在家的也不愿意参加家务劳动了。

尽管如此，女孩们在家庭中还是被要求要脾气好、性格温顺、贤淑善良、知情达理，个性像男孩子的女孩是不被喜爱的。

由于对性别期待的差异以及父母从小对女儿塑造的性别角色，使得她们形成了鲜明的性别角色。

仫佬族老年人获得性别角色相对其他年龄段的两性角色来讲，两性的分界线并非非常明显，却也有些差别。

老年妇女被认为是细心、比较顾家，是带孙子的好帮手。

当孙子在断奶之后，大多由奶奶在家照顾，包括喂奶粉、换尿布、洗小孩衣裤，有时晚上还带孙子睡觉，有些同时还包揽家务。

孙子到了上学年龄，如果其父母没有空余时间，爷爷就负责接送孙子，不再用一心照顾孙子的奶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其他方面，比如种菜、休闲娱乐等。

这时，老年妇女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除了基本的煮饭、做菜，能够参加更多的娱乐活动。

仫佬族人在家庭范围内，不同的年龄段被赋予不同的性别角色，这是家庭为正常运作而出于本能的自我角色调节，当传统的家庭文化未加改变之前这种角色定型是不会改变的，具有恒定的历时性。

当这种性别角色期待意识被定型，经过实践加以反省批判，从而选择适应于本土社会的要求时便被沉淀下来，久而久之形成有特色的本土文化。

而这一有意识的选择以及本土性别文化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仫佬族文化自觉的一种体现。

三、男女有别：家庭劳务分工下的性别差
在家庭里，无论性别分工如何，有些任务固然是分给妇女的，有些理所当然是分给男人的，还有一些必须是男女共同承担的。

功能论者就认为由性别差异引起的家庭分工有助于两性之间发挥互补性，使两性的竞争以及矛盾缓和至最低程度，“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是一种有效的社会安排，男子充当工具性领袖的角色，妇女则扮演情感性角色。

而上凤立屯仫佬族家庭的分工模式使得妇女在家庭中在扮演情感性角色的同时又充当工具性领袖的角色，她们大多从事两类工作，第一类是家务以及田地上的劳务，第二类是主要承担家庭风俗节庆与信仰祭祀活动。

仫佬族妇女主要承担家庭中大部分的劳务，不管是轻活或者重活，妇女成为家务劳动的代言人。

虽然是在家庭小范围内的劳务，却是工种复杂、费时、费力没有明显价值的劳动，因此也被当地人称之为副业。

相对于男子在外的“找生活”，工种单一、劳动时间短、劳动强度大、能赚取相比妇女更多财富的工作，被人们看做是高贵的并被鲜明地称之为主业。

仫佬族男子被期望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工作上，放在家庭以外的事情上，如积累财富；而妇女则被期望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家庭劳务方面。

由两性的生理差异而引起的分工现象似乎是一种必然的现象，但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更，妇女的劳动并没有完全局限在家务劳动上，如今妇女同时承担更多繁重的耕作劳动和种植劳动，相对工作量及强度而言，不亚于男性的外出工作。

因此，单纯由生理差异作出家庭分工的模式使两性更好的发展受到阻碍。

笔者认为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学派虽然正视了性别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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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忽略了两性的基本生理差异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文化机制的作用。

“正如马尔库斯和费切尔所认为的那样，不平等最主要的是一个文化问题，而不是‘正确的’社会学原理能予以解决的问题，更不是政治学可以解答的问题。

文化差异植根于情感之中，也植根于不同民族对个人和社会关系本质的思考之中。

由此看来，人们在讨论性别平等的时候，单从意识形态或者社会制度的层面上去理解是不全面的，而应当更多地关注文化问题。

”[2]妇女是该呆在家里还是该现身于社会中？性别平等该如何建构？似乎不是简单的家庭社会学、女权主义的问题。

在上凤立屯，虽然屯经济方式不同于改革开放前，但是仫佬族的农民依旧不放弃土地，暂时的不耕种不等于丢弃土地，“落叶归根”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

农民都乐于在步入晚年时在家耕田耙地，忙碌于土地上。

因此对比改革开放前对土地的经济依赖转变为改革开放后对土地的心理依赖，这就使得仫佬族人对土地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这样的一种情结使得他们重视土地，在家庭性别分工时，妇女基于生理柔弱的一方自然担负起家务劳动以及土地上的劳务。

因此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性别分工不仅体现家庭经济的分工方式，更多渗入了精神方面的归属感因素。

结论
文章就上述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的初步结论：
第一，在仫佬族妇女先天被建构的性别角色基础上，地方性文化是维系性别角色特点历时恒定的重要因素。

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所说的那样，“这世界是地方性的，只有地方性的知识才能够进入到人类学家解释的意义中去，否则都只能够是一种遥远的想象了。

”[3]6尽管笔者认为上凤立屯仫佬族妇女在家庭中的性别角色首先是被建构出来的，但不可否认，后天的遵循：影响和决定性别角色获得的条件、妇女自身和男子对其性别角色的定位、基于生理基础上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使得性别角色形成明显分化，妇女从事的犁田、耙地成为传统的性别角色特征之一，所有这些其中都暗含地方文化的影响作用。

妇女在家庭中的基本生计、劳务和男子无后顾之忧的在外打工，使得妇女在家庭中获得相对更多的权利，妇女在承担的同时获得更多独立自主的机会，以家为中心的传统型特征也被看作是她们存在的意义，她们获得的性别角色并未随着时代的变迁有所质变，具有恒定的历时性。

因此其两性文化历时却没有多大变化，文化机制的影响固然存在，并成为维系性别角色特点历时恒定的重要因素。

第二，以基于两性生理差异作为衡量性别平等的一个前提标准，得出在仫佬族家庭，经济因素是影响角色期待变化的根源。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世界的新女权主义浪潮中，一批新女权主义者强调在“男女两性之间除了存在着客观的生物性别差异，还因为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而存在着客观的社会性别差异，所以，要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就不能像旧女权主义者那样无视男女的性别差异。

”[4]108大多数人类学家认为地方文化定型后成为影响地方居民生活方面的重要原因，却极少像经济学家一样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分析家庭性别角色的差异。

正如格尔兹笔下的巴黎人社会，“一部宫廷的戏剧表演便是当地人全部生活方式的缩影，而政治与经济无非‘退化’成为其社会背景的喧嚣而已。

”[5]80诸如此类的文化决定论只会看到片面的事实。

从文中的比较分析来看，在仫佬族家庭经济转型分水岭的三个时期，妇女的角色定位有所转换，从生产队时期的既要亲自参与集体劳动又要和丈夫一起承担家务到包产到户时期凡事必得亲力亲为，到最后的打工潮时期的完全主内模式，无不明显地看到经济转型对其的影响度，因此仫佬族人还处于生物上的抗战之上，即要满足基本的物质追求，离文化层次的享受还有段距离，经济因素是影响他们角色期待变化的根源。

注释：
①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产物，是人民公社三级（公社、大队、生产
队）组织中的最低一级组织单位，它既是劳动组织的基本单位，又是基本核算单位，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负责直接组织生产、分配和完成国家的计划任务，生产队对其所有的土地、山林、草场、滩涂、牲畜、农业机械有经营的自主权。

1958年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生产队。

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规定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后，人民公社逐渐解体，生产队也随之解体。

但是当地人却普遍承认屯生产队1980年开始解体，并实行包产到户，因此本文就以1980年作为一个分界点。

②中共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之后的1980年9月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确定把集体资源承包给个人的“责任制”，当地人把这一历时阶段形象的称之为包产到户时期。

③之所以称1992年至今为打工潮时期是由于屯民大多认为外出打
工不完全依靠土地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外出打工又是家庭经济主要来源转变的直接原因。

④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普遍采用“工分制”作为劳动的计量和分
配依据，以潜在的劳动力为依据。

⑤半劳动力指在相同的劳作时间里，只能赚取标准劳动力一半的公分。

参考文献：
[1]西蒙·波伏娃.第二性——
—女人[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1988.
[2]吕俊彪.性别与生计[D].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硕士
学位论文，2004.
[3]赵旭东.文化的表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4]吴庆宏.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女权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2005.
[5][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著，纳日碧力戈等译.文化的解释[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谢雪莲）
2012年第6期谢秋慧仫佬族妇女在家庭中的性别角色研11月2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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