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道教音乐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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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道教音乐
——此曲只应天上有
关键词:音乐道教科仪
一、道教音乐
道教音乐,是道教科仪坛场中使用的音乐。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民族宗教,道教音乐延续至今已有一千五百年多年的历史。
道教创始于东汉末年,当时的道教音乐还处于萌芽状态。
主要以诵经为主,尚无定型曲目;虽然歌、舞、乐融为一体,却缺乏规范的体系和音乐的逻辑。
当时的道教音乐,其源头要追溯到更古老的巫、傩,不可避免的继承了“巫以歌舞降神”的传统,并且逐步从狂热风格的巫觋音乐,演变为理性、高雅的宗教音乐。
同时,初始的道教音乐也吸收了古代帝王推行的宫廷祭祀仪式,如周公祭祀先王文王的乐歌——《清庙》;周公祈祷农业丰收的乐歌——《忠文》;汉代的《郊祀录十九章》等宫廷祭祀音乐,都为后世道教音乐所采用。
北魏道士寇谦之在道教音乐史上,改“直诵”为“乐诵”,使道教音乐由俗变雅,从上到下进一步得到发展。
寇谦之羽化以后,陆修静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
改革后道教科仪音乐焕然一新,有了丰富的经典曲目体系,为今后的道教音乐正
式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前提。
唐代史道教发展鼎盛时期,唐高宗、唐玄宗对道教音乐更为重视,曾命乐工白明达创作道曲、道调。
王十盾先生在《唐代的道曲和道调》中说到:道曲这一新的品种,产生于唐玄宗时期,而兴盛于开(元)、天(宝)年间,在67曲中,至少由60曲创制或改制在玄宗时期。
宋代以后,道教音乐由有了进一步发展,北宋历代帝皇皆提倡斋醮活动和发展道教音乐,其中真宗、徽宗尤为突出。
并产生了我国第一部道教音乐曲谱范本《玉音法事》。
北宋道教音乐的发展对当今道教音乐的盛行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曲谱的形成,谱集的问世是当今道教音乐研究必不可少的文献。
金时,北方出现了另一流传至今的大派——全真派。
全真派出现后,他们在原有道教音乐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了古代音乐和宫廷音乐,吸收了大批有才之士,全真道的科仪音乐也因此蒸蒸日上。
明初,明太祖建神乐观训练乐舞生。
在沿袭宋元道乐的基础上成祖又颁布了《大明御制玄教乐章》于天下。
《大明御制玄教乐章》已用工尺谱记道曲,使道乐日益完善,由于和宫廷音乐、民间音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道曲充满着宫廷雅乐之风格。
民国时期,战乱不断,道教相对处于滞止的状态,因此
道教音乐也无大的发展。
二、上海地区的道教音乐
1.上海道教音乐的历史及传承
上海道教在唐宋时期已初具规模,据《松江府志》载,松江“仙鹤观”建于宋绍兴三年(公元1161年),嘉定“集仙宫”建于南宋理宗绍定戊子年(公元1228年),上海十六铺附近的“丹凤楼”建于咸淳八年(公元1272年)。
上海道教的音乐是随着道教仪式的传入而逐步发展完善的。
即使于今仍在演唱、演奏的道曲中,人们仍可看到它同苏南道曲、江西龙虎山的道曲保持着渊源关系。
上海道教音乐由上海道士口口相授,代代相传,保持了严格的师承关系。
上海的正一派道士的辈分为“守道明仁德,全真复太和。
志诚宣玉典,忠正演金科。
冲汉通玄蕴,高宏鼎大罗。
三山扬妙法,四海涌洪波”。
本世纪的上海道士是“高”(二十六代)“宏”(二十七代)“鼎”(二十八代)“大”(二十九代)的法名辈分。
因此,可以认为,现存的上海道教音乐,已传承了近三十代。
原上海市道教协会会长,上海城隍庙住持陈莲笙道长(1917-2008)自幼入道,18岁成为在大世界举行的罗天大醮最年青的法师。
陈莲笙道长擅长道教器乐演奏,尤以钟鼓见长。
解放后,注重道教文化研究工作,注重对道教音乐的整理收集。
1983年,曾主持拍摄《上海道教斋醮》录像带,
2003年倡仪成立上海城隍庙道乐团,为改革开放后上海道教音乐的保护做出了贡献。
现任上海市道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上海城隍庙管委会主任,上海道乐团团长的吉宏忠道长,14岁入道,熟悉上海道教科仪中各种乐器的演奏,尤以琵琶和钟鼓演奏技艺见长。
2003年,在吉宏忠道长的统筹安排下,上海城隍庙道乐团成立,吉宏忠道长任团长。
为提高道乐团的演奏技巧,吉宏忠道长与上海音乐学院联系,请专职教师为道乐团学员进行器乐培训。
面对上海道教教职人员年龄断层严重,上海道教音乐随着老道长的相继羽化而逐渐湮灭的态势。
吉宏忠道长组织专人收集散失于民间的上海道教音乐,收集范围从浦东新区逐步扩大到青浦、奉贤、宝山等地区,为上海道教音乐的收集、保存、整理做出了贡献。
2006年,《上海道教音乐集成·浦东卷》在吉宏忠道长的主持下公开出版发行。
当然,近一百年来,上海的社会生活有着急剧的变化,海道教在适应社会变化过程中,从仪式到音乐也更加注重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因而,上海道教音乐同民间音乐的关系,特别是与江南丝竹关系更为密切。
同时来自苏北、宁波、苏州等地的道士随着上海的开埠而汇聚于上海,使得上海地区的道教音乐在演奏特点上也因融合了各地的道教音乐特点而显现出独特的风格。
形成了具有上海风格和特点的道教音乐。
2.上海道教的分类
上海道教音乐,广泛用于道教的各种斋醮科仪中,随着斋醮活动进行而存在,是斋醮仪式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凡斋主遇事而想有所祈祷,上海道教几乎均有斋醮仪式供其选用。
根据科仪的内容属性,科仪音乐可分为:一、用于修持的“课颂音乐”;二、用于祈福谢恩、却病延年,解厄禳灾等的“清微延生科仪音乐”;三、用于摄召亡魂、沐浴度桥、炼度施食等的“功德超度科仪音乐”;四、“经忏音乐”。
这四类科仪音乐的形成,按照传统习惯可分为声乐和器乐两种。
声乐,记道教徒唱诵的音乐。
道教把“赞”、“偈”、“步虚”、“韵”、“韵腔”,统称“经韵音乐“。
演唱形式有吟唱、咏唱、独唱、轮唱、领唱、合唱。
器乐即乐器、法器演奏的音乐。
道教称之为“曲牌”、“牌子”等,统称“曲牌音乐“;演奏形式有独奏、合奏。
在上海,经韵音乐是道教科仪音乐的主题,量多而广,贯穿于整个道教科仪活动中。
如课诵音乐中有香赞、经赞、颂赞等,清微延生科仪音乐中有“步虚”、“香水偈”、“瑶坛偈”、“祝香赞”、“献花偈”、“风入松”、“供天十献”等等。
“功德超度科仪音乐”中有“三比歌”、“四梦歌”、“三奠酒”、“前五门偈”、“后五门偈”、“灵前十献”、“八合咒”、“三熏
返魂香”等等。
经忏音乐有“玉皇忏拜忏音乐”、“青玄忏拜忏音乐”、“孔雀明王经阐演音乐”等等。
曲牌音乐则有“迎仙客”、“朝天子”、“小开门”、“大开门”、“花调”、“七兄弟”、“柳腰景”、“倒垂莲”、“玉芙蓉”、“玉雪”、“将军令”等常用曲牌。
其演奏形式有细乐合粗乐之分。
细乐采用笛、箫、二胡、三弦、琵琶。
阮,加上钟、鼓、铛、镲等合奏,代表曲目如“迎仙客”、“玉芙蓉”;粗乐采用唢呐、大锣、小锣、大镲、小镲、板鼓等合奏,代表曲目如“大开门”、“将军令”。
上海道教科仪音乐是一个多种成分相互融汇,并具有江南独特音乐风格和丰富道教色彩的音乐。
它伴随着上海道教浩繁的斋醮科仪的进行,灵活巧妙地再各种场合穿插运用,有时鼓声震天,气势磅礴,以示召神遣将、镇邪驱魔;有时丝竹雅奏,余音绕梁,使人身心清静,如入缥缈之境。
上海道教音乐,在道教斋醮科仪中的运用具有贯穿性和情节性,它是将各种步虚、赞、颂、偈等道曲,与念白、诵经腔、禹步、吟表等十分自然地串连组合在一起,并且音乐贯穿其间。
同时,随着科仪法事情节的变化,其科仪音乐演唱、演奏形式的运用也呈多样性而被赋予情节化。
它既有用细乐来表现仙界的缥缈恬静,飘拂飞翔,又由粗乐表现应召而来的神将庄严威武、镇煞邪魔之气势。
这种特点、模式,好似中国戏曲一般,看道教科仪法事,就如同看一场戏或看一场音乐剧。
3.上海道教音乐与上海地区其他音乐的关系
上海道教音乐与民间音乐、地方音乐关系密切,具有浓厚的民间音乐和地方音乐特点。
上海地区盛行的江南丝竹音乐、昆曲、沪剧、越剧、江南民间小曲、苏南十蕃锣鼓。
生活环境的影响和历史的积淀,使上海的道教徒对本地区的民间音乐及其演奏形式喜闻乐见、乐于接受,使上海道教音乐不断吸收民间音乐的长处,又使道教音乐更富有表演性。
1983年,上海道教界正式出版了《中国道教音乐·上海卷》录音带,著名音乐家贺绿汀说:“道教音乐很好听”;笛子演奏家陆春龄评价说:“把道教音乐等记录下来,非常重要,非常有价值。
”
上海的道士以正一派为主。
正一派道士大多散居于民间,他们生活在民众之中,扎根在信徒之间,所以,他们极其容易吸收到民间音乐和当地戏曲音乐精华。
同时,上海道教音乐的传授,是依靠道士间的口传心授而延续,这样或多或少都带有民间音乐的因素。
近代以来,上海成为东方大都会,人文荟萃,中西文化交融,各种剧种集居沪上发展。
上海道教处于这样一种特定环境中,必然跟着社会的发展,民众的喜好而发展。
并受上海“海纳百川”之益。
道士中处上海本帮、还流入了苏州帮、无锡帮、苏北帮的帮派,自然会带来各地的民间音乐,丰富了上海的道教音乐,使上海的道教音乐更加锦上添花。
上海的道教音乐不仅在演唱风格上带有明显的江南吴语地域的上海韵味的独特道腔。
而且在经韵韵曲中具有“字断腔不断”的唱腔风格,与器乐部、声音部密切配合组成一条连绵不断的旋律线。
“信礼无上大罗天”一个“信”字就有15拍之多。
上海道教音乐从整个道教音乐发展历史来看,不可避免地受到宫廷音乐的影响,“迎仙客”用于进表科仪中,作为道众入坛行进时的伴奏乐曲,曲调典雅、端庄,旋律优美,纤细,具有鲜明的宫廷音乐色彩。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道乐考略稿》载:“按钦定曲谱,北中吕宫有迎仙客,南中吕宫近词有迎仙客···以上对系曲牌,盖用南北曲。
”可见,明朝御制“迎仙客”之曲牌与上海道教所用科仪音乐曲牌,在名称上是一致的。
这似乎也能说明上海道教音乐和宫廷音乐的关系。
5.上海道教音乐的艺术风格
上海道教音乐的形式,依赖于其存在的山水地理、风土人情、文化背景诸多因素,并以其江南特有的灵秀之气,以及历代高道门的集体创作,孕育出其“秀丽、典雅、古朴、清幽”的独特音乐风格,培养出一批专业音乐工作者,如朱润福(原中国电影乐团国家一级作曲、笛子演奏家)、金鸣皋(已故,上海人民杂技团笛子演奏家)、周荣寿(已故,上海民族乐团)、徐林舟(已故)。
总之,上海道教音乐培育
了一代又一代的道士,各代的高道又不断地丰富了道教音乐,使上海道教音乐生生不息,源源不断。
1983年,上海道教正式出版了《中国道教音乐·上海卷》录音带和《上海道教科仪》录像带。
1998年,上海道教音乐团应邀出访法国、瑞士、德国、意大利四国,参加“世界宗教音乐节”。
2003年,在陈莲笙老道长的倡仪下,由吉宏忠道长统筹安排,上海城隍庙道教乐团成立,吉宏忠道长任团长。
此后,上海城隍庙道乐团多次参加“长三角地区民族民间音乐汇演”和“道教音乐汇演”。
2006年,上海城隍庙道教乐团录制《迎仙客》上海道教音乐CD片。
同年,出版《上海道教音乐集成·浦东卷》,成功举办了两次“钧天玉音”上海道教音乐会,这一切都让国际、国内的音乐界人士赞叹不绝,充分显示了上海道教音乐的魅力,让人难忘。
2008年,《迎仙客》道教音乐CD通过英国ARC公司向全世界公开发行,进一步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向海外的传播。
三、上海道教音乐的价值
道教是产生于中国本土的宗教,它立足于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历史中,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它与中国人的生活与习俗密切联系在一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道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必须借助于一定的艺术形式
来显示其自身的力量,而音乐则成了表达其宗教信仰,宣传教理教义的主要手段。
凡有斋醮科仪便有音乐,二者结为一体,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同时还集宫廷音乐、文化音乐和民间音乐之大成,又显示出强大的社会功能。
1.学术价值
①对道教音乐的本体性研究,也就是对道教音乐自身形
态方面的研究,包括道教音乐的本质属性、曲体、风格、调式、调性、乐队编制等诸多方面。
②从音乐史学的角度研究道教音乐,是一种历史性的研
究,包括道教音乐的通史、断代史、乐曲溯源、乐器考源和古谱研究。
③对道教音乐的民族性方面进行研究,也是对它的民族
性的研究。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音乐必然与我国的民间音乐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同样,道教音乐也对民间音乐产生一定的影响。
④道教音乐在祖国不同地域呈现出色彩纷呈的各自的
特点,因而它与当地的地域文化有着本质的联系。
⑤道教音乐在审美性方面的研究。
道教音乐是我国传统
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荟萃了历代的部分民间音乐、宫廷音乐和其他宗教的音乐。
在历史上,它给中国文化、社会、民族的某些层面和某些方面产生过不同成都的影响。
作为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它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2.现实价值
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宗教政策不断落实,年青一代的道长茁壮成长,成为既有文化又懂道教专业的新一代道教徒。
上海城隍庙于2003年正式成立道教音乐团,他们既继承、发展、弘扬道教音乐,又是对外文化交流的平台和窗口。
②参与日益繁荣的民族、民间音乐的展演,寻找上海江南丝竹、道教音乐、上海地区戏曲音乐的脉络。
③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道教和上海道教音乐,及上海土生土长的民间音乐。
④提高年青一代道士的业务素质,提高当代道士的专养,为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为促进和谐社会全面发展贡献应有的力量。
撰稿人姓名:李纪
单位:上海城隍庙
联系电话:53827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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