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70年代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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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阶段艺术散文的倾向（第一次崛起） （一）题材较为开阔。
“养花”、“吃茶”这样的作品开始尝 试了；“游山”、“赏秋”这样的文章也出 现了，搪瓷“茶缸”，物件卑微，但摆到了 文学的殿堂；“金达莱”、“五色土”，传 闻神奇。作为个人的情趣、嗜好，它们开始 明显地复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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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想、文笔也相当洒脱。自由度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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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状况： 报告文学—— 1）反映抗美援朝的报告文学
专业作家的作品集，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 的人》、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刘白羽 的《朝鲜在战火中前进》和华山、靳以、菡子等 人的作品集，
专业和业余作者的合集《朝鲜通讯报告选》(一、 二、三辑)、《志愿军一日》和《志愿军英雄传》 等。 其中特别是魏巍的文艺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 是这期间纪实性散文的一篇出类拔萃的优秀作品。 有通讯化倾向。
3）文艺政策的调整。60年代初文艺政策的调整所带 来的短暂的“百花齐放”的局面，也给文艺性散 文的创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艺术环境，使文艺性 散文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出现 了当代散文史上第一个文艺性散文创作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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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朔的《茶花赋》、《樱花雨》、《雪浪花》， 刘白羽的《长江三日》、《红玛瑙》、《樱花漫 记》，秦牧的《花城》、《古战场春晓》，吴怕 萧的《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曹靖华的 《花》、《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巴 金的《从镰仓带回的照片》，冰心的《樱花赞》， 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周瘦娟《听风听雨》 丰子恺的《上天都》，翦伯赞的《内蒙访古》， 于敏的《西湖即景》，唐弢的《琐记》，魏钢焰 的《船夫曲》，严阵的《牡丹园记》，冯牧的 《湖光山色之间》袁鹰《青山翠竹》邓拓《可贵 的山茶花》等，都在这一年内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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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实政治的需要。以经历了“大跃进”的挫折和 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之后，面对国际国内的复杂形 势，需要发扬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精神，用爱 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激励人民群众，团结一致，艰 苦奋斗，克服暂时困难，争取光明前途，也需要 文艺性的散文这种自由灵活、感染力强的形式发 挥宣传教育作用。这也是这期间文艺性散文繁荣 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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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年代的散文 1）抒情散文繁荣：1961年被称为散文年 原因： 1）理论的倡导。1961年上半年《人民日报》开辟 的“笔谈散文”专栏，对散文的文体特点、创作 规律和历史传统等重要理论问题以及古今散文的 一些名篇佳作，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评析，使散 文作家开始有了艺术追求的自觉和学习借鉴的对 象，在创作中更加重视构思和传达的技巧，使文 艺性散文的创作在艺术上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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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始出现了散文“小说化”的不良倾向。 在克服前一阶段散文“报道化”的同时，一
些作品又走入了“小说化”的编造之途。象何为 的《第二次考试》，白桦的《洛灯灯火》，筱石 的《入学》，谷峪的《挂起了防火旗之后》，李 纳的《一次会见》等，也程度不同地带有这种 “小说化”倾向，离开了艺术散文写“我”、主 “情”、讲“散”、求“美”的内向化之路。这 种偏离散文“自性”（自身艺术规律）的倾向， 对十七年的散文创作发生了严重不良的影响。
第八章50——70年代的散文
一、创作概况
30年代中期和40年代末延安散文创作的延续 与自然发展：审美功能收缩，功力观念升值， 自我意识淡化，群体意识加强，抒情成份减 少，客观记叙成分增加，形式门类单一。 延安散文特征：(1)抒情的基调(2)主体置换：新 的人物工农兵不仅在小说戏剧客观向外叙事 文体里占据舞台，而且主观向内的抒情文学 也要以他们为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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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朔的“以诗为文”的追求，刘白羽的“以 情牵论”的努力，秦牧的“知识小品”的色彩， 巴金的“促膝絮谈”的情味，吴伯箫的“状物成 赋”的特点，曹靖华的“诗乐合一”的探索等。 作家们访日归来以“樱花”为题的几篇作品—— 冰心的《樱花赞》、白羽的《樱花漫记》、杨朔 的《樱花雨》等，在构思立意、铺采摛文上都尽 力花样翻新，争奇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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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在第三次文代会报告中说：“散文特 写是走遍了天涯海角，也走遍矿山、车间、 水库工地、鱼米之乡、经济作物的田野， 自然它也走遍学校机关、街头巷尾，散文 特写反映现实之迅速跟新闻报道差不多， 而它的写作方式之灵活，不拘一格随手拈 来都可称心。又加强了它的迅速反映现实， 十几年来，我们的散文特写越来越发挥了 它的性能成为文学中一只有用的轻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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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问题较多。主观向内的抒情文体，主 体一换，文体本身必然扭曲，它不能向客 观倾斜，抒情诗向客观倾斜变为叙事诗； 散文主体置换，不写我，而写工农兵，散 文变为通讯；变为报告文学；好人好事。 40年代散文代表人物穆青（新闻记者）随 着阶级斗争形式严峻，57年后，左的错误 越演越烈，抒情基调与主体置换，散文内 部呈现两难悖论，所以内部的悖论与外部 的扭曲，使散文发展步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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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阶段艺术散文特点（第二次崛起） （一）散文的主体意识有所增强。那种无“我”、 无“情”的散文虽仍多有，但着“我”之色、显 “我”之情的作品显然增多，前一时期那种“报 道化”、“小说化”的倾向有所克服。象《荔枝 蜜》、《雨中登泰山》、《长江三日》、《从镰 仓带回的照片》等，都通过“我”的志向、性格、 胸襟、情趣表现出了活泼泼的人格力量。 （二）艺术水准有明显提高。这期间的作品虽缺 乏上次“崛起”时那种思想的锋芒、洒脱的文笔， 但在艺术上却有精雕细刻、严谨求工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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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初发表时标以“朝鲜通讯”字样, 写了三件各自独立、并无紧密联系的典型事例.作者以松 谷峰战斗表现志愿军战士对敌人的“恨”；以马玉祥从大 火中抢救朝鲜儿童表现志愿军战士对朝鲜人民的“爱”； 以战士们吃一把炒面就一口雪、笑谈“艰苦”来表现他们 对祖国的“忠”。 由于精于选材，使文章收到了“以一当十”的艺术效果。 “我”较多地进入作品并直抒其情（这也是和一般通讯不 同而和散文相类的），使得文章语气亲切、用笔灵活、感 情浓烈，很有吸引力和感召力，令人读后不能不深深地为 之感动，激扬起一种净化心灵的浩然正气。这篇作品一经 问世，立即“以其强烈的国际主义的革命情感和对人民军 队的热情赞颂，而传颂一时。” 从此，人们就普遍地用 “最可爱的人”来称呼志愿军、解放军，直至今日。
记》，有小说化倾向。 3）干预生活的报告文学：
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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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散文——
1956年提出复兴散文，继承“美文”的传统。散文 由写事件向写意境转化，审美功能、抒情性加强.
原因：一九五六年，是建国后政治安定、思想活 跃、百业俱兴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充满了生机与希 望的年代。这一年，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国内 呈现了一派建设社会主义、向科学与文化进军的繁 忙景象；作协第二次理事会、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 会议相继召开，毛泽东、陈毅等到会讲话，号召作 家们努力繁荣文学创作，满足人民对文学的殷切期 望。
三）开始了自觉有意识的散文“理论建设”的工 作，并对创作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建国后散文的 理论研究是相当薄弱的，“笔谈散文”是唯一的 一次规模盛大、作者众多、涉猎广泛的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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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文学在思想艺术上都有突破。 报告文学创作不但数量众多，而且在艺术上也大 多突破了新闻通讯的文体局限，比较注重材料的 选择和主题的提炼，以及精心的结构和人物形象 的塑造，因而文学性大为加强。 穆青等《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佟西 文《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魏钢焰《红桃 是怎么开的》、徐迟《火中凤凰》、黄宗英《小 丫扛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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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人的《况钟的笔》，通过况钟 三起三落的用笔 过程，阐明了“笔下有人”的道理，说明了要在 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这两支笔锋中间“杀出一条 真理的路来”需要大勇气、大智慧。 严秀的《九斤老太论》，在列数了九斤老太的种 种表现后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国家 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对那些保守的“老太”们 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任晦的《废名论存疑》，对当时“废名排号”的 现象予以辛辣的嘲讽，令人忍俊不禁。 江有生的《行行有禁忌，事事得罪人》，写了漫 画家动辄得咎的境况，使人感慨万端。 金绣龙的《何必曰利》，秦似的《比大和比小》， 唐弢的《“言论老生”》，闻壁的《八股文种种》， 写得入木三分，堪称精品。
葛洛的《龙店乡的喜日》，写了一些因找不到 管理结、离婚登记干部而焦灼、急切的男男女女 们（这个干部八成是进城去看梆子戏了），指出 干部做不好工作并不全是能力不够，而常常是他 们欠缺“一颗时时刻刻为群众利益着想的热诚的 心！”晓立的《节序、风俗和艺术》，描述了现 实生活中的“简单化”、“贫乏”现象，它诘问 说：为什么我们不能使“我们下一代的生活更丰 富、更美丽呢？”《惠泉吃茶记》批评了茶具不 整，态度生硬，依赖“虚名”经营生意的情况散 文写作思想上少有顾忌，文笔上也较通脱，还是 颇有些锋芒与才性的——这不仅在前几年很罕见， 而且此后（直至“文革”结束）再无显现
严文井、茅盾将散文当作“大散文”强调 题材扩大，同时肯定散文主体的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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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年代初——50年代中期
特点：报告文学在质和量上都超过了抒情散 文；
叙事性纪实性加强
抒情写景散文很少，散文题材品种比 较单调。主要收集黄秋耘《散文小品选》 作家出版社，建国后出版散文小品以后都 叫《散文特写选》。散文小品；一部分杂 文，一部分散文。苏式散文（55~56年）从 苏联《真理报》引进的苏式小品文，基本 是真人真事，具讽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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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的成功在于他找到了一 种把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和 散文的叙写手法巧妙地糅和 起来的新形式，在通讯的底 色上涂上了浓重的抒情色调， 使叙事和抒情水乳交融，服 之以理和动之以情交相辉映， 在提高、丰富通讯的艺术表 现力中突破了旧樊篱，为通
可喜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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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和诸国壮丽山河 秦兆阳《王永淮》、李若冰《陕北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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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向文艺界、知识界传达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激发了作 家、学者的创造热情，发表了一批有新颖见解的 论文及作品，开阔了眼界，活跃了思想；中共八 大胜利召开，宣布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 已基本结束，提出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 产力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的观点，号召调 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切都 有助于形成一种自由、宽松、活跃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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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社会政治情况的变化，杂 文创作的批判和讽刺的锋芒连同这种文体本身， 都在开始减弱和走向萎缩。虽然在50年代中期因 为“双百”方针的感召而出现了短暂的复苏，但 很快便遭受到更严厉的批判和打击。 50年代初仅有马铁丁的《思想杂谈》，双百时期 出现巴人、茅盾、叶圣陶、任晦等人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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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波《灯》，老舍《养花》，杨朔《香山 红叶》，秦牧《社稷坛抒情》，魏巍《我的老 师》，丰子恺《庐山真面》，姚雪垠《惠泉吃茶 记》，菡子的《小牛秧子》，郁风《浩伯伯—— 三十年的医生》，万全《搪瓷茶缸》，徐迟《归 来》，徐开垒《竞赛》，沈从文《天安门前》， 李根全《关于金达莱的传说》，晓立《节序、风 俗和艺术》，葛洛《龙店乡的喜日》，肖凤《豆 芽菜和小松树》，茅盾《斯德哥尔摩杂记》，峻 青《欧行书简》，碧野《天山景物记》，贺敬之 《重回延安——母亲的怀抱》，韩北屏《伊犁河 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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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少当代散文名家都在这一年奠定 了他们创作的基本格调。
如杨朔，《香山红叶》标志了他的创作进入了成 熟期；而秦牧，《社稷坛抒情》是他由杂文、小 品转入散文创作的重要起点；魏巍的《我的老 师》，是他写的最“纯正”的一篇散文；老舍的 《养花》，是他建国后写得最轻松、最见个性的 一篇东西……这在当代散文发展史上是很值得注 意、很值得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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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革命回忆录、史传文学有了长足的发展 50年代中后期，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
征文活动和“大跃进”期间群众性的文学创作热 潮的推动，革命回忆录和“三史”(公社史、工厂 史、部队史)的写作，在这期间取得了重要的收获。 丛书《烈火燎原》、《红旗飘飘》 陶承的《我的一家》、陈昌奉的《跟随毛主席长 征》、缪敏的《方志敏战斗的一生》、邓洪的 《潘虎》、罗广斌等的《在烈火中永生》、杨植 霖等的《王若飞在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