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命不同价”的平等权分析

“同命不同价”的平等权分析

【摘要】《侵权责任法》颁布后，学界正为“同命同价”的到来欢呼时，新的“同命不同价”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也让人们重新思考，宪法平等权的真谛。平等权伴随生命权而存在，而生命权侵害后的不平等待遇，使得这两大基本人权保护甚是不足。

【关键词】平等权；生命权；同命不同价

近年来，同命不同价的争论备受关注，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探讨。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对死亡赔偿金作出了城乡差别对待的规定后，同命不同价的争论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一、财产性补偿

“同命不同价”在民法上看来只是简单的财产性补偿和精神抚慰。民法上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被害人因侵权行为死亡后，其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已经消灭，因此，死亡被害人不能以主体资格主张民事权利；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是间接被害人，即死者近亲属。依据这样的理解，“命价”的法律内涵便是死者生前所扶养的人因丧生活来源丧失，而需要得到填补的抚养费，以及近亲属因此遭受的精神损害赔偿。这样的解释给“命价”的计算带来了操作上的可能性，故此“同命不同价”也寻找到了理论的支持，城乡差别便成为合理合法的区别对待。然而，这样的操作依然蕴含着巨大的弊端甚至危机，人们始终在反思，作为被侵权

主体，生命权这一人之最根本的权利遭受侵害时既无救济可言。所谓，“无救济则无权利”，那么，生命权的保护力度着实令人担忧。尤其在目前，社会群体对生命权漠视的现象颇多如“小悦悦事件”、“药家鑫案”等等。

二、生命权的救济空白

生命权神圣不可侵犯，对生命的漠视就是人性的泯灭，但是法律的规定又似乎忽略了这一基本的理念，引起了民众的质疑。生命权作为一种基本的人权，已经被世界161个国家在宪法中作出明文规定。“尊重生命诚为现代民主法治国家施政之基本指标，将落实与宪法并保障之早已蔚为潮流”。其他国家虽然并未明文规定生命权，但是生命权作为其他权利存在的载体，宪法只要是“一张写满权利的纸”，那么必定隐含了生命权的踪迹。生命权是与生俱来的，是宪法所保护的基本权利，据统计在世界上142个国家的成文宪法中，有117部规定了公民的平等权利，达到82.4%，同样意味着公民的生命权平等，平等的生命权不能获得平等的价值衡量即“同命不同价”。与宪法平等权相违背。

三、“同命不同价”的平等权分析

随着时代的进步，同一侵权事故在中发生的死亡事故，基本上得到了同一的赔偿金额，即使有所差距但也在民众感情所能接受的范围，如抚养遗孤的需要，赡养父母的需要。但是这样差别并非很明显。邵阳沉船案中，受害人家属获得统一的政府补偿20万元，

对于有抚养子女赡养父母者，只是在此基础上略高一点。经历了数年的讨论，“同命不同价”虽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依然存在诸多不平等的现象。如江苏丰县校车事故遇难学生每人获赔50.2万，上海火灾事故责任单位将承担65万元的一次性死亡赔偿金加上政府帮扶金和社会性捐助最终可得96万元，甘肃正宁校车案每人43.6万元赔偿金，甬温动车事故每人获得91.5万的赔偿，信阳客车大火最低赔偿46万。通过这系列大型事故的比较可见，死亡赔偿金额因时空的变化有比较大的差距。宪法上平等的合理差别的依据，在各国时间中主要分为以下几种，一是根据经济能力的差距而负担轻重不同的税费，二是，根据年龄的差别而给予不同的责任权利的分配，三是，根据特殊的职业要求而加强或限制其某些权利或义务，四是，依据历史原因给予不同民族合理的差别的对待。平等权的差别对待，往往是衡量强者与弱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分配中的倾斜，弱者可以从分配倾斜中获得一些补偿，这样可以公众情感所接受，而弱者从内心感到满足和幸福。可见“时空”差异显然违背了宪法平等权的内涵。

罗尔斯认为差别原则不同于补偿原则，但他却可以达到补偿原则的某种目的。依据罗尔斯的平等观来分析侵害他人生命权后的救济，弱势地位的群体需要得到更多的补偿，况且，在现实生活中，强者有能力凭借自己的能力去争取到更多的资源，而弱者更多的是借助他人的帮助才能保障自身的权利。正如阿克曼所认为的，“社

会一定要给残疾人更多的教育、财富或任何其他为达到完全平等结束控制所必须的东西，因为残疾人受到了无可避免的控制”而然，享受社会资源更少的个体，在解决死亡赔偿金的问题上也可以基于这一理论来支撑自己的诉求。从人的天赋来看属于自然偶然性，从出身来看属于社会偶然性、从人生的运气来看属于幸运偶然性，这些因素往往影响着各种侵害生命权赔偿案件的结果。这些因素从道德上来讲都被认为是不平等的。处理生命权赔偿问题，关系到生者的生存权问题，属于宪法实质问题，死亡赔偿金至少要满足死者生前需要抚养或赡养者的基本生活需要。

平等权反对以不合理的标准区分不同人群，在处理侵犯生命权的损害赔偿案件中，受害者个人的法律人格转移，近亲属成为权利请求者，我们可以理解为生命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转移。法律上具体的权利请求人应当受到平等的对待，他们在社会中作出区别对待，应当依据宪法中合理差别对待而达到实质平等。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实质上的平等主要是为了“抑强扶弱”。在现实经济、政治当中，弱者在发展资源上少甚至无，丧失生活支柱的人生活都难以维持，所以在请求死亡赔偿上，考虑到请求人的弱势地位，适当拔高赔偿额度，是可以被大众所接受的，冯亚冬教授曾说过：“平等只是弱者发出的呼唤”。从道德层面上讲，保护弱者属于法与道德的重合，所以从社会弱势群体保护出发，能使得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平等，消除人们内心因不平等而产生的压抑和自卑甚至仇视社会的

不满情绪。

四、结语

“同命不同价”渐渐淡去往日的城乡的不合理差别意味，但新的不平等现象始终难以困扰着人们，如何把握死亡赔偿金的差别额度，才是宪法上平等权的最终体现。从形式的平等走向实质的平等，就是要从立法平等走向司法平等。

【参考文献】

[1] 上官丕亮：《宪法与生命——生命权的宪法保障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

[2] 李震山：《人性尊严与人权保障》，台湾元照出版社，第29页。

[3] 韩大元：《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0-311页。

[4] [美]波斯那：《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425页。

[5] 莫江平：《我国公民平等权及其误区》，载《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6] 冯亚冬：《平等、自由与中西文明》，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7] [荷]亨利·范·马尔赛文、格尔·范·德唐：《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陈云生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