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文章

粮食安全：不能忽视耕地的作用耕地资源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资源保障，耕地保护是中国必须优先考虑且不能回避的问题。

在亚洲季风气候条件下，气候变化通过影响粮食产量进而对国家政权产生影响，政权波动时期就是在降水量大幅下降，粮食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产生的。

因此，纵观中国风云历史，政权更替都是由于粮食安全无法保障造成的，这已成为规律。

即便在盛世唐朝，关乎国家兴衰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粮食问题。

正因如此，我们才有了“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仓廪实而知礼节”、“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等这些历史经验，它们精辟地道出了粮食安全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

无论社会如何发展，科学如何进步，粮食问题永远是我们最基本的问题。

18亿亩耕地红线要求数量与质量并重。

首先，从粮食生产角度来讲，耕地资源与货币、劳动力是粮食生产的三大要素。

在经济学家看来，保障粮食生产的耕地资源与货币、劳动力要素完全相同，只是一个数量的概念。

因此，耕地资源生产能力的差异往往被他们忽略。

然而，从资源角度来看，耕地资源与货币、劳动力要素具有显著差异，主要表现在单位面积耕地资源生产能力具有差异性。

耕地资源现实生产能力取决于光照、温度、降水、坡度、土壤、作物品种、灌溉、排水条件和农户的投入积极性等众多因素，而耕地资源是承载这一切要素的空间，失去这个空间，粮食生产就无从谈起。

一定数量的耕地资源是粮食安全的最直接保障，所以国家划定了18亿亩耕地红线。

其次，由于我国自然条件差异大，不同区域耕地质量存在宏观差异，同一区域内部耕地质量也有差异，所以耕地的粮食生产保障能力差异巨大。

国土资源部全国农用地（耕地）分等成果表明，我国农用地平均等别为9.80等，低于平均等别的10～15等地占全国农用地评定面积的57%以上，生产能力大于15000千克/公顷的耕地仅占6.09%，农用地等别总体偏低。

在目前的18.26亿亩耕地中，约10亿亩是旱地，约8亿亩是水浇地、灌溉水田和菜地；坡度25度以上的近1亿亩，15度以上的3亿亩；有一年三熟的优质高产高效农田，也有三年不下一滴雨的耕地；有草帽田，也有不适合牛耕、只能人耕的天梯田；从滨海区域到3100米海拔的青藏高原都有耕地分布；差地三亩养一人，而高产田一亩养三人。

正是基于此，国家又通过设定15.6亿亩基本农田，对耕地质量进行保护。

总的来讲，不仅要对优质耕地进行保护，还要进行建设，只有如此，才能为粮食生产提供最重要、最坚实和最基础的保障。

从这个意义上讲，18亿亩耕地红线是要求数量与质量并举的红线。

18亿亩耕地红线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不确定性影响的保障。

全国农用地（耕地）分等成果显示，我国耕地分布集中性特征显著，局部的耕地资源与水热资源匹配度低，耕地资源与生态要素存在空间互补性。

相同的自然条件变化可能对不同区域的耕地质量存在不同影响，因而使得耕地质量稳定性存在空间互补性，从整体上保障了粮食安全。

然而，全球气候变化异常，会加剧耕地资源生产能力的波动，导致优质耕地资源生产能力出现巨大波动。

例如，全球气候变暖对东北、华北耕地资源生产产生不利影响，但是对新疆、青海等地却产生短期的有利影响。

另外，紧紧依靠几个区域和部分优质耕地资源无法保障我国耕地资源安全。

因此，耕地资源空间分布的特殊性，决定了粮食安全不仅要有15.6亿亩基本农田的保护，还要有耕地数量的保护。

只有确定18亿亩耕地落实到不同区域，才能有效地支撑粮食生产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波动性的不利影响、全国范围内粮食安全保护策略的有效实施。

18亿亩耕地红线是应对和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资源本底。

生态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表明，我国的陆地生态系统可以吸纳大约全国27%～38%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中耕地资源具有极高的固碳潜力，可以有效调控二氧化碳排放量。

从这个意义上讲，18亿亩耕地资源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的有利资源，是可以进行管理和调控的固碳资源，而且潜力巨大。

问题二：粮食产量与耕地面积的关系未来作物单产提高存在极限，靠高投入带来的提高需付出环境代价。

国家层面的粮食产量增加取决于作物的播种面积和具体作物的粮食产量，因此，粮食总产量取决于两个要素：播种面积和作物单产水平。

应当承认，全球农业革命使作物单产大大增加。

据研究，世界绿色革命使全球粮食单产从1970年的1770千克/公顷增加到2000年的3060千克/公顷。

我国近30年来的作物单产增加，也得益于作物品种改良、土壤改良、施肥技术等农业科技进步的支撑作用。

当前，为了继续保持农业革命的成效，人们又将更多期望放在了基因育种等现代农业技术上，然而这些技术进步的实施必须依靠高质量的农田作为支撑，遗传基因控制技术和现代农业精确农业技术只有在光、热、水、土资源保障的优质耕地资源上才能实现。

虽然我国农业的高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高产量，然而大量化学肥料、农药的施用以及地下水资源的过度开采，也使我国耕地资源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同时增加了消耗代价。

例如黄淮海区域，为了保障作物高产而实行的一年两熟制，已经使这个区域的地下水位显著下降。

调查表明，华北平原的地下水开采深度最深达到300米，农田机井密度显著增加，但是使用年限却大大减少。

粮食高产增加带来的这种环境代价将是影响粮食产量持续增加的重要限制因素。

与我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

来自美国的调查显示，中国的人均耕地只有0.094公顷，而美国的人均耕地是1.52公顷，是中国的16倍。

美国不仅耕地资源数量丰富，而且耕地资源质量优越。

笔者在美国调查发现，美国多是雨养农业，很多区域可以实行一年两熟，耕地资源根本不用灌溉，但是为了保障耕地资源持续利用，大都实行一年一熟；还有很多耕地资源实行轮作，即种植一年，闲置一年，基本是通过优越的自然条件和规模化进行生产。

粮食生产不是为了追求更高的产量，而是寻求产量、效益和环境的均衡协调。

因此，化肥和农药施用量并不大，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切实得到了保障。

我国自然经济条件复杂，粮食增产的政策效应具有区域差异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粮食的主要生产者——农户的土地利用目标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发达区域，更多的农户着眼于可获得高价值的作物种植上；而中西部区域农户种田的目标是满足自己粮食需求和获得一定利润，甚至一些地方连这种目标都难以实现，已形成了老人、妇女和儿童种田，青壮年纷纷出走乡村的局面。

农户种田收入微薄，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足够的耕地资源。

耕地资源不足，使中国的部分农民成为世界上特有的“两栖”居民，辗转于城市和农村之间。

同时，有限的耕地资源也会使国家实施农业政策提高粮食产量的能力下降。

综上来看，粮食安全不能仅仅寄托在粮食单产持续增加上。

从技术上来讲，粮食单产可以小幅度提高，但是大幅度提高有限。

粮食单产的增加必须依托优质的耕地资源。

我国作物单产依靠高投入增加所造成的环境代价是耕地资源短缺的直接原因。

在人均耕地资源紧缺条件下，有限的耕地资源迫使农户土地利用目标多样，使国家政策调控的空间有限。

因此，无论是从科技进步、政策调控，还是从耕地资源生态安全来讲，只有一定数量的耕地资源保障，才能有效协调粮食高产和耕地资源持续利用的问题。

18亿亩耕地是作物播种面积的保障。

作物产量增加的另一因素是播种面积，而作物播种面积直接影响粮食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耕地资源数量不与粮食安全具有一一对应关系，但是耕地资源数量与播种面积具有直接且显著的对应关系。

由于我国区域光热差异显著，使我国的耕地资源作物熟制存在显著差异。

我国的东北、西北区域，耕地只能是一年一熟，而在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是一年两熟，在广东、海南则是一年三熟。

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路线从珠江三角洲到长江三角洲再到华北平原，城市化中失去的更多的是一亩一年两熟和一年三熟的优质耕地资源，则相当于中国北方的二到三亩的一年一熟的耕地资源。

中国的耕地资源空间分布与30年前相比，在空间上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耕地资源重心已经从东南部向西部和北部转移。

这种位移，虽然使得耕地资源数量与粮食安全之间的关系没有通过具体的数字显现出来，但是支撑粮食播种面积的耕地资源空间位置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在保障播种面积和粮食安全的同时，对耕地资源空间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东北、新疆、内蒙的一部分作物播种面积是由草地、湿地这些生态用地转化而来。

过去，江南是中国的鱼米之乡，是传统的优质水稻种植区域，但是现在，东北平原是水稻的主要生产基地。

在保障水稻需求供应的背后，是中国大片的湿地和草地资源的渐渐消失，是更多的良好的生态空间的消失。

因此，坚持18亿亩耕地的保护，既要保障作物播种面积，又要维护生态格局，必须严格控制优质耕地的快速转化。

问题三：市场机制调节的问题从经济学角度考虑，市场机制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可以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作用。

全球化是市场调节的结果，其潜在意义就是效率优先，通过市场机制满足需求，从而保障粮食安全。

全球化、市场化、金融化为中国提高了效率，创造了更多财富，但这部分财富是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而支撑创造财富的区域资源和环境代价却静止地留在了当地。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全球化和过度市场化不是缓解和消除贫困，而是加速了贫困，使那些原本具有一定生态资源的人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环境和资源，使本来就资源匮乏的国家资源快速耗竭、环境持续恶化。

然而，也有成功抵御全球化的典范，像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人均GDP不过1000美元，但是资源环境保护很好，居民幸福指数很高。

而最近的一则关于幸福指数的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明显偏低，主要原因就是过度市场化，把保障生存基本条件的很多资源进行了市场化运作。

人需要在食物、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才能具有安全感和幸福感，因此，市场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手段，未必是最好的手段。

美国的成功取决于丰富的资源条件、安全的生存空间、自由的创造力以及维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

现在的美国通过控制石油，维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

当石油资源枯竭的时候，美国依然可以通过实施生物质能源、粮食贸易进行控制，来实现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

在美国看到一则电视广告片：“一个中国教授在告诉中国的年轻人，美国欠中国的巨额外债，未来是美国人给中国人打工的时代”。

美国通过这种方式在提醒美国民众，他们欠中国的巨额外债，中国人是美国人的债主。

如何能够收回巨额外债，美国具有丰富的耕地资源，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和资源资本结合是美国收回外债的最好方法。

当耕地资源、粮食贸易和华尔街金融资本进行有机结合的时候，当中国粮食依赖进口，不能自拔的时候，就是他们收回巨额外债的最好时机。

通过国际贸易保障本国粮食安全，或许在最初的时候通过很少的经济代价就可以获得，但是，一旦对国外的粮食市场过度依赖，定价的权利不是取决于需求方，而是取决于供给方，粮食进口国损失的不仅是高额的经济资源，更有可能受制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