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国乐,改革创新——简述20世纪20、30年代的刘天华

内容提要
西方音乐的传入,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它使我国的民族音乐受到全方位的冲击,但也促使国人对中国音乐的发展道路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本文分六部分，通过对当时时代背景的分析和刘天华初到北京教书时的情况，还原刘天华面临国乐危机时期的所进行的音乐创作和音乐实践活动，其中国乐改进社的成立和社刊《音乐杂志》的出版，反映了民族音乐家刘天华先生对国乐改革发展的贡献,客观展现了刘天华先生改进国乐的不朽功绩。

关键词
刘天华国乐现状国乐改进社《音乐杂志》音乐创作
Abstract
Western music introduction, since challenge, also is the opportunity, it causes our country's national music to be under the omni-directional impact, but also urged the people to carry on the earnest ponder to the Chinese music development path.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six parts, through to at that time the time background analysis and Liu Tianhua at the beginning of to the Beijing teaching time situation, returned to original state Liu Tianhua music creation and music practice which carried on faced wit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crisis time.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improvement society establishment and society publication "Music Magazine" the publication, had reflected national musician Mr. Liu Tianhua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reform development contribution, unfolded Mr. Liu Tianhua to improv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objectively the immortal merit.
Key word
Liu Tianhua；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present situation；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improvement society；the "Music Magazine"；Music creation
一、序言
《光明行》是刘天华于1931年春创作的一首二胡独奏曲，作品振奋人心，旋律明快，节奏富于坚定与弹性。

在此之前，收外来音乐的影响，一些人曾藐视民族器乐，对此刘天华的回应是：
“有人以为胡琴上的音乐，大都粗鄙淫荡，不足登大雅之堂。

此诚不明音乐之论。

要知道音乐的粗鄙与文雅，全在演奏者的思想与技术及乐曲的组织，故同一乐器之上，七情具能表现，胡琴又何能例外？”①
于是，刘天华便创作了这首《光明行》，并有力地回击了这种对胡琴有偏见的理论。

我收集了关于刘天华的资料，发现刘天华的事迹非常的鲜明，生平较短，不仅仅在二胡、琵琶的创作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在民族器乐革新和“国乐改进”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进一步丰富刘天华的资料后，更加了解刘天华的艺术人生。

“五·四”运动时期，民族音乐家刘天华在保留我国民族音乐传统的基础上，第一次借鉴外来的音乐技法革新和发展我国的民族器乐，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奠定了我国民族器乐发展的道路，对民族音乐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他所创立的艺术形式对我国民族器乐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世界经济、文化大交融、大碰撞的今天，正确认识和评价刘天华的历史功绩，大力弘扬其勇于探索，勇于革新，敢于继承和发展的精神，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刘天华一生的艺术理想和实践，可以归结为一点，即“国乐改进”，虽然刘天华留下的文字较少,但从他零星的文章及他丰富的音乐实践中,我们仍能看到他的音乐思想和轮廓。

他指出：
“改进国乐这件事,在我脑中蕴蓄了恐怕已经不止10年,我既然是中国人,又是以研究音乐为职志的人,若然对于垂绝的国乐不能有所补救,当然是件很惭愧的事。

”②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大胆地进行艺术实践,国乐改进社的成立以及《音乐杂志》的出版等都取得了丰硕的艺术成就。

目前学术界对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民族器乐革新和“国乐改进”方面的以及对《音乐杂志》的研究性文章还很少，对于刘天华在这一时期做出的贡献的文章也很少，就我的能力，还原刘天华对民族器乐革新和“国乐改进”以及《音乐杂志》的贡献。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音乐开始传人我国，经“洋务运动”、等运动的影响，二十世纪初许多音乐家，如萧友梅、青主、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等，留洋回国后的传播，西方音乐的内容、理论、形式、技法等在我国得以大量地介绍和运用。

西方音乐的传人，
①刘天华.《<月夜>及<除夜小唱>说明》，《音乐杂志》（国乐改进社）第1卷第2期
②刘天华，《我对于本社的计划》，《音乐杂志》（第1卷第1期）1928年1月。

使我国的民族音乐受到全方位的冲击，但也促使国人对中国音乐的发展道路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二十世纪初对中国音乐如何发展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第一，是“国粹派”，主张“复兴雅乐，不闻西乐”，对西方音乐采取抵制的态度；第二是“崇洋派”，主张“全盘西化”，认为只有西洋音乐才是最先进的音乐，甚至把西洋音乐说成是“蓝眼金发的美少女”，而把中国传统音乐说成是“不堪入目的黄脸婆”；第三是包括刘天华在内的“中西融合派”，主张“洋为中用”。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我国出现了大批新文化、新思想的代表，他们创办了许多社团，展开了对新思想、新知识的探求。

一部分人主张把我国音乐的发展方向引向西方化的道路。

而“国粹派”则死守阵营，拼命维护雅乐，极力主张只有复兴雅乐才是我国音乐的出路。

两种势力在当时都各持己见，各行其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天华独辟蹊径，通过认真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在承认西方音乐的优势的同时，也深刻认识到我国民族音乐具有的优良传统及其特色。

同时，他也认识到我国的民族音乐面临的境况，主张把西方的长处融合进来，革新和发展我国的民族音乐，使之与“世界同步”。

刘天华不仅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形成了自己的认识,而且以其极大的精力进行中国传统音乐的挖掘、整理、创作、教学与演出等活动。

他说：
“改进国乐这件事,在我脑中蕴蓄了恐怕已经不止十年。

我既然是中国人,又是以研究音乐为职志的人,若然对于垂绝的国乐不能有所补救,当然是很惭愧的事。

”
在有关传统音乐的继承与发展问题上,他也有着自己独到而清晰的见解:
“一国的文化,也断然不是抄袭些别人的皮毛就可以算数的,反过来说,也不是死守老法、固执己见就可以算数的,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然后才能说得到进步两个字。

”①
二、初到北平任教时的刘天华
“五·四”运动前，在那“民穷财尽”、“音乐奇荒”的旧中国，艺术是无足轻重的，民族音乐更是备受歧视，刘天华来到母校常州中学任音乐教师以后，受到了校长的关怀和支持，这对刘天华来讲如同旱逢甘霖，当时刘天华在音乐思想观点上与一般旧派乐师截然不同：他认为音乐绝不是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品，而是民族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一门值得人们学习和钻研的艺术。

他认为一个献身于民族音乐事业和从事音乐教育的人应该“理艺兼擅”不应仅仅单搞几件乐器，像一般旧派乐师那样，还必须通晓理论，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创作和演奏深刻而感人。

这期间，他已比一半中学音乐教师具备了更好的条件——他能教乐理、唱歌，能指导铜管乐队和丝竹合奏，中西兼长，理论也
①出自《我对于本社的计划》，《音乐杂志》第一卷第一期1928年1月
懂得不少，这给他以后从事民族音乐的革新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因此可以说来到母校任教是他一生事业的一个转折点。

当他踏进仰慕已久的北大校园时，心中更是激动不已，对于这所我国最早的高等学府的历史，刘天华早已从先一步赴北大任教的长兄刘半农口中知悉，①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清末变法维新的产物，只是在辛亥革命以后才改名为“北京大学”的，自从蔡元培先生接任北大校长后，为了整顿校风，移风易俗，大力提倡“美育”，于是音乐、美术等各种业余社团相继诞生，例如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成立以研究音乐、陶冶性情为宗旨的“北大音乐研究会”。

蔡元培先生的这种民主科学的办学思想，使北大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刘天华为来到蔡元培先生领导的北大而感到庆幸，为来到这样一个中西兼顾、人才济济的“音乐研究会”而感到十分中意，觉得从此大有前途。

②但是他万万没想到初来北京所经历的一切并不顺利。

刘天华是以特聘国乐导师的身份进入北大音乐传习所，但是刚到那里的时候，却没有得到相应的社会地位的认同。

北大音乐研究会最初只给刘天华一个“琵琶导师兼事务员”的职务，这在其他导师来讲是一个先例。

但所谓的“导师”还不算是正式教员，实际地位并不很高，而“事务员”就更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色。

虽然刘天华在教课之余，还要做很多琐碎的事务性工作，薪金却不及在常州时的一半（原来每月80圆元左右，现在仅有40圆）。

但是，刘天华没有气馁，他把生活安排的非常充实。

教学生的同时、他自己也当起了学生，一方面向外籍音乐家拜师正式学习小提琴，一方面继续向民间艺人虚心学习、收集民间音乐资料。

他的行为方式，尤其与民间艺人打的火热这一点，让很多留过洋的学院派教授并不理解，甚至产生误解，招来非议。

他们认为一个大学教员应该是斯文的，让别人仰视的，不应该与下九流阶层的人混在一起。

更何况国乐本身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处于弱势地位，被认为缺乏“科学性”、“系统性……”，他这样与众不同的行为和作法就必然受到人们的议论。

但是刘天华内心是充实而坚定的，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更知道这样做对于当下和今后国乐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学习的过程中，刘天华从不回避国乐的缺点和不足，根据当时国内“民穷财尽”、“音乐奇荒”的现状，为了顾及一般民众，他选择二胡作为他改进国乐之艰苦历程的起点。

但是他又看到二胡在演奏方面的缺陷，便想到以西洋音乐的长处来提高和革新民族音乐的重要性。

刘天华之所以下决心花重金重学小提琴，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钻研小提琴的演奏技术，用以克服二胡在乐器性能上的局限性，拓展其演奏技巧，提高和丰富二胡的表现力。

可见用心之良苦。

后期《光明行》等二胡曲的诞生便是他改革民族音乐的结晶。

在北大执教的几年当中，刘天华凭借自己坚韧的毅力，顶着旁人的压力，默默的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

苦心磨砺，终有收获。

1923年，他和学生们先后在北大音乐会上演
①刘半农，（1891—1934），音乐家刘天华、刘北茂的大哥，世称“刘氏三兄弟”。

江苏江阴人，中国现代著名诗人、杂文家、语言学家及中国早期摄影理论家。

②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生于一个商人世家，是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

奏二胡，获得极大成功。

第二年，二胡被音乐传习所列为“国乐”主要课程，而且从此刘天华的聘书上不再只是“琵琶导师”，而是同时教授琵琶和二胡两种乐器。

这是刘天华教育事业上的一大收获，同时也是二胡进入现代音乐大雅之堂的开始，无形中给他更大的鼓舞和动力，并且在我国现代民族音乐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紧接着1924年，他在北大师生音乐会上的表演又大获成功。

无论琵琶还是二胡，每曲奏毕，四座皆惊，接下来就是观众热烈的掌声。

通过几次公开音乐会上的成功表演，刘天华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国乐，而他自己也获得了更多的知音，尤其在青年学生中。

此后几年，刘天华一直在音乐传习所任教。

但是不幸的是，1927年，北洋政府为了搜刮军费，把音乐传习所等音乐院校关闭了，其中仅有女师大暂时幸存。

失去大部分工作的刘天华不但没有想到转行或放弃，反而想着要成立一个以“继承、改进和发扬国乐”为主旨的团体，继续发扬被强行停止的音乐活动和理想，他想以集体的声音代替个人的呐喊，向着更高的目标而进发。

这是刘天华音乐理想和人生追求所表现的更高层次的自觉。

三、国乐改进社的成立
国乐改进社是1927年5月15日，由刘天华在蔡元培、刘半农等人的帮助下，联合了34位音乐家，在北平成立的。

社址就定在刘天华当时在北平的居所。

这34位音乐家大部分来自当时北京女子大学、北京大学、艺术专门学校这三所高校音乐系里的教员和学生。

在国乐改进社成立大会上，通过决议选出以刘天华为主的15位执行委员，还聘请了蔡元培、萧友梅、杨仲子、刘半农、赵元任等13位知名人士为名誉社员。

国乐改进社的执行委员会由总务、文书、会计、庶务、交际、调查、编纂七个机构组成。

国乐改进社是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改进国乐并谋其普及”为宗旨的新式音乐社团，对于社团建立的宗旨，刘天华在《国乐改进社缘起》当中这样写道：
“改进国乐这件事，在我脑中蕴蓄了恐怕已经不止十年。

……我国音乐在历史上虽然有数千年可贵的事实，但因历经灾乱的破坏，贵族的蹂躏，加之以人才的缺乏，门户的隔阂，早已弄得零零碎碎，不成个样。

近数十年来，政府既不提倡，学校又不列为正式科目，做子弟的要学习，还不免受父兄的呵斥与社会的蔑视，结果，所谓中国音乐，百分之九十九只能留在吹鼓手手里苟延残喘，这真是太不像话了。

”
言语不多，却道出了我国当时的国乐现状，描绘出了当时社会音乐文化的真实状况，涵盖了他对我国传统音乐的惋惜。

他迫切地感受到改进国乐的必要性，他又说：
“音乐对于人类有绝大的功用，这是无论什么人都不能不承认的。

我国近来最没长进的学问要算音乐了；虽然现在有人在那里学着西人弹琴唱歌大都还只是贵族式的（可还只是少数人弄的玩意）要说把音乐普及到一般民众，这真是一件万分渺远的事。

而且一国的文化，也断然不是抄袭些别人的皮毛就可以算数的，反过来说，也不是死守老法，固执已见就可以
算数的。

”①
这些话很明白地表示出刘天华创办国乐改进的动机，他希望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

使中国的音乐能与世界并驾齐驱。

刘天华很清楚改进国乐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就能完成的，为了他的改进国乐的理想，必须组织很多和他有着一样理想的人共同为此事业而努力，虽然在经济和人才两缺的情况下，他感觉到了前面道路的艰难，但作为一个音乐人他有着强烈的使命感，最终他联络到了和他一样有着相同理想的人，他们在国乐改进社社刊《音乐杂志》的《发刊词》中讲：
“我们爱好音乐，我们不相信音乐的最大目的只是供人听听好听而已，我们觉得在音乐上，同在别的艺术上一般，应该有严肃的态度，我们相信一国的国乐自有他的前途与使命，同时我们认目下的国乐正是沉沦下去了，所以我们组织国乐改进社。

”
就这样刘天华在北京创办了国乐改进社，试图以此实现他改进国乐的理想。

四、社刊《音乐杂志》的创刊出版
1、创办《音乐杂志》的缘由
刘天华是一位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的音乐家与音乐编辑。

他的社会正义感、民族气节感很强。

在创办与编辑期刊时，刘天华把期刊的社会功能看得非常重要，他认为刊印《音乐杂志》，这是国乐改进社提倡音乐的至要工具。

清楚地表明了刘天华创办杂志的目的。

同时，编辑者程朱溪也强调杂志对普及民众的重要作用，他说：
“要想使我们大家都明了现在的国乐是什么状态，他的前途如何。

无论想要做什么，第一步，要有一种公开的态度，不是专为读读玩的音乐杂志……”②
正是基于对期刊社会功能重要性的认识。

不管是刘天华的观点还是程朱溪的观点，有一点是不可否定的，他们都相信音乐的普及、公开一定是有益于社会的。

正是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国乐改进社开始了它的一系列创办社刊的音乐活动。

2、《音乐杂志》的内容
《音乐杂志》的内容较为丰富，涵盖了中西音乐的各个层面。

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整理与研究方面，杂志紧密结合“国乐改进”之宗旨，以刊登国乐各类文章为首。

其中有搜集整理尚存的传统乐曲、乐谱及其研究，乐器演奏知识，改良工尺谱等，搜集整理
①出自刘天华，《国乐改进社缘起》（《新乐潮》1927年第1卷第1期）。

②出自程朱溪，《发刊词》，《音乐杂志》（国乐改进社），1928年1月第1卷第1期。

了19首传统乐曲，例如箫歌谱《策谱·凤凰台上忆吹箫、关唯、截句三章》(清乾隆·任照麟)，这是将古曲填词演唱时，用箫伴奏的箫谱；还有琴萧合奏的箫谱《箫谱·渔樵问答、平沙落雁、梅花三弄、四大景、归去来辞》(谭步溟记)等等。

《音乐杂志》中乐器演奏知识介绍的文章都较浅显，但篇幅普遍较长，如《琴学浅说》(张友鹤)从创刊连载至停刊都未能结束；刘天华等人从日本查找到唐代珍贵文献(乐家录)(安培季尚辑)卷十一和十二的单集与笛部分，以日文原版的形式连载了5期；还有《介绍寿罄》(饱尘节述)与《笠模指法说明》(郑舰文)文章也较长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对传统音乐和史学研究的论文有《霓裳羽衣舞的研究》、《<考工记>磐的研究》(均为胡芦撰)、均以科学态度对传统音乐进行细致的分析研究；《改进国乐的我见》(郑冰磐)和《工尺改制谈》(杨荫浏)等等。

介绍西方音乐是“国乐改进”的重要辅助手段，《音乐杂志》对西方音乐比较侧重介绍欧洲浪漫主义时期的作曲家和作品，特别是1928年是舒伯特诞生。

100周年之际，杂志推出舒伯特百年纪念专栏:《舒伯特的小夜曲》(溪译)、《舒伯特的“魔王”》(澳译)、《舒伯特传略》(策淑娴)等等。

对西方和声学、美学和心理学的介绍，有《曲调配和声法初步》(刘天华译)与《和声的原理》(李光涛译)，文章都较为系统地教授学习和声学的基本方法。

《和声美的追求》(张洪岛)、《纯粹的艺术》、《音乐的表情》(朱澳译)等，都普及了美学和心理学知识。

音乐逸事是杂志的亮点之一，形式新颖，内容诙谐、通俗易佳，有《不幸的原稿》、《帕格尼尼的慷慨之事》、《茄太拉尼与歌德》、《亨德尔的幸运》、《幻想与听奏音乐》(以上均为朱澳译)等等。

关于新作品推介，刘天华说：
“我们想从创造方面去求进步，表现我们这一代的艺术。

”①
这是是刘天华实现“国乐改进”的重要一环，也是国乐改进具体实施的重要体现。

杂志共发表器乐创作11首，以刘天华器乐独奏曲为主，有二胡独奏曲《月夜》、《除夕小唱》、《闲居吟》、《病中吟》、《光明行》和琵琶独奏曲(改进操》、《虚籁》、《歌舞引》共8首。

还有3首钢琴曲:《假日心情》(韩权华曲)、《结婚进行曲》(赵元任曲)、《Romanza Senzn Parole》(陈德羲曲)。

杂志刊登创作歌曲16首，有曹心泉创作的《山呼歌》、《总理刀训词谱》、《太真外传舞盘词谱》(工尺蓑衣谱)；有用西方作曲手法创作的五线谱歌曲(附有钢琴伴奏)《失意》、《乌鸦》(缪天瑞词曲)、《爱》(陈衡哲词、萧友梅曲)、《闻艺专音乐系解散有感》(易韦斋词、萧友梅曲)、《春愁》(王森然词、储师竹曲)等等。

在新作品中，器乐曲种类不多、仅有二胡、琵琶、钢琴独奏曲，可见专业器乐创作①刘天华，《国乐改进社缘起》，《新乐潮》，1927年6月第1卷第1号。

还处在薄弱阶段。

在歌曲创作中，以抗日救国题材为主，摆脱学堂乐歌的依曲填词手段，进人模仿西方古典、浪漫主义时期创作手法。

作曲者多为国立音乐院教师和学生。

《音乐杂志》也结合了音乐文化现状，刊载具有现实意义的国内音乐时事文章，有《听过上海市政厅大乐音乐会后感想》(萧友梅)、《唱片的批评》(柯政和)等等。

还有对音乐社会活动的报道和评论，有《本社首次演奏会预闻》(朱溪)、《韩权华君毕业欢送会上金孟仁先生即席演说词》(谢兰郁笔记)等。

以及听乐后的感想律诗《谭步溟洞策歌，闻乐戏为回文》(天宝山人)。

此外，还有系统整理音乐文献后的《中国音乐书举要》与《新书介绍》(袁同礼)，这为学习和研究提供了资料信息。

杂志还刊登4幅图片《国乐改进社在京之干事及名誉社员合影》、《韩权华君毕业欢送会摄影》、《舒伯特像》、《国立音乐院始业摄影》。

其中《国乐改进社在京之干事及名誉社员合影》和《国立音乐院始业摄影》是重要的音乐历史图片。

此外，每期杂志刊登有少量书刊和摄影广告，有《和声学》、《新乐潮》和中华乐社最新出版书籍、本社出版经理部出版书目、人间书店的广告。

还有《史学年报》、《大亚画报》、《人间月刊广告》、《养正轩琵琶谱出版公告》、《乐友社启示》、真光摄影社、《半农谈影》、光社年鉴等广告。

从以上可以看出，《音乐杂志》的内容十分丰富，涵盖了从中国传统音乐到西方音乐的各个层面，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力的音乐类刊物之一，是一份具有深厚学术意义的普及性刊物。

3、《音乐杂志》的历史作用及意义
国乐改进社社刊《音乐杂志》可视作见证了20世纪20、30年代北京音乐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十期共收入了40多位作者的120多篇文章，不仅记载着国乐改进社的成长经历，也记载了当时北京音乐工作者的活动情况及思想心声，昭示了以刘天华为代表的奋斗精神，作为重要的历史的见证，是中国音乐发展史上的重要事项。

《音乐杂志》见证了国乐改进社的音乐实践活动，例如演出活动，从《音乐杂志》的信息来看，国乐改进社的演出活动并不多，刘天华作为国乐改进社的执行委员，他并不想过多地举行音乐会，他说：
“音乐奏会。

此事对于本社，关系不甚重要，不打算十分注意。

不过今年至少要演奏一次，以后能多更好。

”①
只所以如此，可能与当时社里的各方面条件有关系，但是其少量的演出活动还是很受人们喜爱的。

《音乐杂志》也见证了国乐改进社与其他社团间的交流，北京爱美乐社与国乐改进社，由于特殊的渊源关系，相比于其他社团来往的更加紧密一些，两社之间的活动会在期刊上发布，如在《音乐杂志》第2期上刊有：
①出自刘天华，《我对于本社的计划》，《音乐杂志》第1卷第1期1928年1月
“迳启者，茲为提倡音乐，并增加社员利益起见，本与北京爱美乐社商定，以后两社开音乐会时，对于友社之社员每人互赠半价券一纸，以示优待。

谨此通告。

本社社员公鉴国乐改进社启二月二十日”。

另外，还刊登有乐社启事，
“本社是我们几个喜欢音乐的朋友组织的一个消费公社，目的是给乐界同人十分便利，于是音乐教育得日渐发达我们预备的东西虽然不多，但是只要有名目有地点，在世界上不论何国我们总可尽力代办，所定的价目必定十分公道，决非一般洋牌子的商店可比。

”
《音乐杂志》也见证了20世纪20、30年代以北平为代表的音乐教育发展状况，国乐改进社社刊《音乐杂志》的作者都是曾经在北京工作的老师和学生。

他们写的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真实感受，因而这些文章实际上具有历史的见证作用。

读了这些文章，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20世纪20、30年代北京音乐教育的艰苦状况，可以从中体味到刘天华、杨仲子等老一辈音乐家为音乐文化事业奋斗的精神，可以看到当年他们在政府的压制下如何有理有利有节为音乐文化事业发展而艰辛努力的动人情景。

可以说，国乐改进社在北京工作的开展，是引领北京音乐发展方向的主要力量之一。

《音乐杂志》也起着音乐文化传播与交流的作用，“五·四”以来，报刊、杂志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和重视。

期刊也成为音乐界人士喜爱的传播工具，它在传播的同时也在吸引着那些和自己有着共同理想的同盟军。

在中国音乐期刊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音乐编辑者发挥了宣传者和组织者的作用，作为音乐历史文化传播平台的国乐改进社社刊《音乐杂志》，就成为当时音乐文化传播与发展的主要载体和工具。

五、刘天华为改进国乐所进行的创作
刘天华共创作了二胡独奏曲l0首、琵琶独奏曲3首、民族乐器合奏2首。

他的音乐作品始终是和他自己的思想、生活遭遇及对社会的看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如他在《病中吟》这首乐曲的解释中写道:
“《病中吟》不是生病中的呻吟,而是心中苦闷如病。

”
《病中吟》、《苦闷之讴》、《悲歌》等作品,表现了他在事业和生活上受挫折时内心的苦闷与彷徨《良宵》、《闲居吟》、《空山鸟语》反映了他寄情山林和对小康暂时安定生活的满足:而《光明行》和琵琶独奏曲《改进操》则是他最有生气的作品,表现了他希望找到一条光明出路的内心要求。

他曾在《光明行》的乐曲说明中写道：
“外国人多谓我国音乐萎靡不振,故作此曲以证其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