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浙江精神与浙江发展》的读书报告

关于《浙江精神与浙江发展》的读书报告

——浙江商业发展起落

一、浙江商业的兴起与繁荣

诚如本书所说，从地形地貌来看，浙江山地多、平原少，，山地和丘陵占70.4%，平原和盆地占23.2%，河流和湖泊占6.4%，故有"七山一水两分田"之说。因此，土地资源是非常有限的，而汉代以后，北方移民不断南迁，本地人口也不断增长，耕地资源更加有限，外加其它资源的局限，迫使浙江人走出浙江进行商业性活动。那么比之而言，山地更多的诸如贵州等地为何没有发展起浙江这样的商业规模呢。因为浙南虽然多山，但还是丘陵地区，较之贵州要好很多，且浙江靠海，与外界的交通更是便利无数。

贵州的人口压力也小很多。

可是浙北一带为杭嘉湖平原，并没有艰难的条件迫使人们去经商，但其商业也发展到了较好的程度，这又是为什么？从重商的文化角度来讲，浙江起源是很早的。早在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的谋士范蠡就总结出了一些商品流通的规律性结论：“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1而范蠡本人更是直接弃官从商，成为无数商人供奉的财神。文种也提出“贾人夏则资皮, 冬则资絺;早则资舟, 水则资车, 以待乏也”2越人能从日常的贸易中得出如此精辟的理论, 这显然与当时这里繁荣的商业活动、浓郁的重商习俗密不可分。而这些规律的总结和1《史记·货殖列传》

2《国语·越语》上

推广事实上又进一步推进了吴越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3而后王充的“实学”以及浙东学派的活跃，对浙江重商文化的形成都有重要的作用。浙东学派其“经世致用”的主张与“讲究实效、注重功利”的核心理念，以至于上升到黄宗羲的“农工商皆本”的著名命题，和他们甚至为富人呐喊的行动，很好地为浙江商人扫除了一定思想上的障碍。而且浙江山明水秀，人杰地灵，是一个人才辈出，人文荟萃的地区，因此读书人较多。一般说来，读书在封建时代是以科举、仕进为目的的，但并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能如愿如偿。在人多地少的浙江，名落孙山的秀才们，务农难成，在浙东学派提倡的经世之用的主张之下，不少转而经商。这点，我们从明清笔记、方志中都不难发现“弃儒业贾”的事例。特别是入清以后，浙江文人多在誓不事清、耻于仕清的思想影响下，转业工商。4

此外，重要的是浙北与中原靠近，政治经济交流较为频繁。

且江南素为鱼米之乡，水网密布，为中原地区供应粮食等。特别是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带动了运河周边城市的兴起，尤其是漕运所带动的商业。还有至关重要的是北方长期的战乱导致的大规模移民。其中有三次高潮“永嘉之乱”、“安史之乱”以及“靖康之乱”。这些战乱导致了浙江人口的迅猛增长，进一步刺激了商业需求。而与此同时带来的还有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南移，特别是靖康之乱所造成的宋氏南渡，更使杭州一跃成为全国的政治中3《浙江重商习俗与表演艺术的发展》管尔东

4《试论浙江商业文化》崔文琴

心。历朝历代凡为首都之所商业必然繁荣，加之宋朝对商业的一向宽容，杭州商业异常繁荣，并带动了整个浙江地区的繁荣。以至于到了明清时代，富商大贾云集，商业街已是千灯结彩，极尽繁华，昼夜不息。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二、太平天国运动对浙江商业造成的影响

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对浙江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已近远远超过了对它的起源地广东的影响，因为江浙地区正是它的主战场。自1858年太平军石达开进占衢州府至1864年8月太平军所占浙江府县被清军次第收复这八年里，太平军与清军在浙江的来回拉锯，使得浙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仅从人口来看便知情形之惨烈。同治三年, 左宗棠对战后浙江也不无感叹：“通计浙东八府,惟宁波、温州尚称完善, 绍兴次之,台州又次之,至金华、衢州、严州、处州等处孑遗之民, 则不及从前二十分之一矣。或壮丁被掳而老稚仅存,或夫男惨亡而妇女靡托。臣师行所至,灾黎环吁马前,泣诉痛苦情形,幽咽莫办,亦惟有挥泪谢之而已。其浙西三属,惟嘉善、石门、平湖、桐乡等县素赖蚕桑为生计, 数年之后, 或可复元, 其近山各县情形亦与金、严等处相似。”5而事实上，太平天国战争之前的浙江大约有人口3127 万,战争之后,全省人口只剩 1497万,人口损失1630万,损失比例为 52%。6虽然不都是太平军早成的，清军也承担了很大一部分责任，但造成的破坏毋庸置疑。那么与此同时对商业造成了如何的影响呢？早在太平军到来之前，浙江地区便已积累了各种矛盾。清朝乾、嘉以后，随着封

5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清民国时期》, 福建人民出版社19 97 年版

6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0 年第 5 期《太平天国战争对浙江人口的影响》曹树基李玉尚

建社会衰变期的到来，江南地区的社会矛盾日益集中。首先表现为封建政权渐趋腐朽和地方豪强势力的横行。江浙本来漕额最重，人民痛苦极深，不但小农、佃户遭受严重的剥削，中小地主也要负担大地主豪绅讼棍所规避的漕粮而渐破产，土地日益集中，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所谓“白颈（刁劣之人）愈多而小户愈少，漕规愈大而小户愈穷”“小户膏脂已竭，苟有恒产悉售于大户”，正是 19 世纪40 年代江浙地区的一般情况。其次，江南地区的人地关系极为紧张。主要是因为人口大量迅速增加，超过了土地的承载能力，人均耕地日益减少，许多小户人家靠耕地无法养活自己，被迫出外谋生，于是又产生了流民阶层，他们游离于基层政府控制之外，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为了求得心灵的慰藉和安身立命之所，纷纷加入秘密教门和地下会党，甚至直接和政府对抗，如白莲教、天地会、洪帮等。此外，灾荒的肆虐和苛政的滋扰，更使社会动荡不安，以致民变纷起。7这些状况的存在，以至于太平军初至的时候，“士民皆欢呼，咸颂太平春”8而对比之清军，清军在守城之时借坚壁清野之名焚烧房屋，借收粮之名肆意劫掠，并增加苛捐杂税。而夺取城市后往往直接纵兵劫掠，造成人民财产的巨大损失。清军在海宁“焚掠之惨毒,为千年所未见”,“城市各镇繁华,均付一炬,只断垣几堆,破屋数间而已”。记得鲁迅文章里的有些人物曾称太平军为长毛，而太平军也遭到了当地乡绅及富商的强烈排挤，太平军难道真的对浙江商业造成了不良影响吗?事实并非如此。众所周知，太平军打出均贫富分田地的的口号，而如之前所述，

7《太平天国运动对江南社会的冲击与影响》靳志朋

8罗尔纲.关于太平天国的诗歌和对联[J].历史研究,1993 (3):4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