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地方志,中国]地方志与高校中国古代史教材的互证分析

地方志与高校中国古代史教材的互证分析

在中国古代史教材中，诸多历史事件、变法革新、人物事迹等往往在地方志中可以找到事件的发生地、人物的相关情况及变法革新对后世的影响等。方志的地域性特征，使历史记述由宏观变得具体，细节更能展现历史的真实，也更能打动人心。在教学中，利用方志史料与历史教材相互印证，让学生触摸历史细节，感知历史场景，拉近与历史的距离感，有利于从微观体察宏观，以小见大，更深层面理解历史进程与社会发展。本文以河南地方志为例，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尽地力之教对后世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史教材中，战国时期魏、秦、楚等国的变法革新是学习的重要内容，特别是李悝的变法，使魏国一跃成为战国初期最强大的国家，可见其变法的重大作用。李悝变法中有尽地力之教一条，彭林等主编的《中国历史新编》谈到其内容包含三项: 其一，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即同时种植稷、黍、麦、菽、麻五种作物，以防止单一作物受灾难以补救; 其二，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即农民应当勤劳耕作，深耕易耨，收获时要抓紧抢救，防止风雨突袭; 其三，环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场，即应充分利用田地，见缝插针发展多种经营，使桑树、蔬菜、瓜果等副业一并丰收。

尽地力之教的主旨就是在种植结构上实行多种种植; 在农业生产上精耕细作，不误农时; 在土地利用上，充分开发地力，实行瓜果菜蔬、农林副业相结合等形式。赵毅等主编的《中国古代史》谈到李悝的尽地力之教时指出，政府部门制定如此细致的农业生产政策，并推广至全国，这在我国古代是第一次。李悝在农业生产领域推行的尽地力之教，不但挖掘了农副业的生产潜力，使农民增产增收，而且也使魏国的农业生产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为魏国的霸主地位奠定了基础。这一政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从后世统治者对尽地力之教的重视及法令执行方面加以佐证，则更能体现出这一政策在当时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地方志中对尽地力之教的生产经营形式有详细记载。如嘉靖《尉氏县志》收录的《洪武年间教民榜文》谈到，为了及时耕种，在农种时节，朝廷差人专门进行督促，每村置鼓一面，由村中的老人负责，五更擂鼓，众人闻鼓下田，强调勤劳耕作，不误农时，还要求每户务要照依号令，如法栽种桑株、枣、柿、棉花等，指出每岁养蚕所得丝绵可以衣服，枣、柿丰年可以卖钞使用，俭年可以当粮食。这就是政府利用法令形式达到尽地力之教的一个例子。康熙《南乐县志》中有知县王培宗的《劝民栽植文》，强调间有闲田隙地以及通衢陌路，锄犁之所不及者，不拘松、柏、榆、柳、柿、桃、李等树，乘时栽植，遍栽树木，务使野无余地，然后可望民有余储尔。乾隆《光州志》中收录有雍正皇帝的谕令: 国家休养生息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地止有此数，非率天下农民竭力耕耘兼收倍获，欲家室盈宁，必不可得。要求地方官除重视农业外，还要鼓励民众利用自然之利，在舍旁田畔以及荒山不可耕种之处，度量土宜种植树木，桑柘可以饲蚕，枣栗可以佐食，桕桐可以资用等。乾隆《虞城县志》的纂修者则一言蔽之曰: 从来万宝皆生于土，故王政之要在于农桑。由此可以看出，后世统治者在农业生产上对尽地力之教政策的重视及在国家治理中的具体运用。

在人口渐繁而土地有限的情况下，尽地力之教的农业生产形式不仅强调杂种五谷，在自然灾害面前可以有所应对，减轻灾害的影响，同时要求精耕细作，采用农林结合增加收入，并广辟闲田隙地减轻生存压力。这成为历代政府维持农家生计的一种基本思路和模式。通过

方志中的纵向梳理，并与教材进行互证对照，从宏观到微观，李悝的改革政策在后世的延续与发展更能加深学生的印象，从而有助于充分理解其在最初阶段的重要性及意义。

二、战争、河患与地方历史

方志中记载的一些地名往往与历史上的战争密切相关。在历史教学中，运用方志史料与教材中的重大战争事实相互印证，通过对比宏大历史记述背后的微观历史叙事，可以更加突出地方史与中国史之间的关联。

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如果具体到一个相对熟悉的地方，则会显得具体得多。在中国古代史上，武王克商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克商过程中，有诸多历史事件涉及河南地名之来历。如朱绍侯等主编的《中国古代史》讲到: 武王九年，大会诸侯于孟津。前来参加大会的诸侯和部落首领，据说有八百之多。在大会上，周武王举行了誓师仪式，这就是历史有名的孟津之誓。这里提到了孟津这个地名，康熙《孟津县志》记载: 孟津又称盟津，武王伐纣会诸侯于盟津。武王伐纣之后，在商的早期都城西亳进行了军事修整。西亳就是现在的偃师，弘治《偃师县志》谈到偃师地名之沿革时云:周武王既伐纣，息兵于此，名曰偃师。民国《偃师县风土志略》云: 县城即周武王偃兵处。孟津与偃师都与周武王时期的历史事件有关，一个是伐纣战争前的盟誓之处，一个是战争胜利后的偃武修文之所。两个地名，两种心境。这就是在国家历史发展进程中留给地方历史的痕迹与记忆。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在位时期对帝国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扩张。彭林等主编的《中国历史新编》云: 汉武帝元鼎五年( 前112) ，南越国相吕嘉弑王及太后，另立赵建德为王。汉武帝发大军分五路南下，以武力平定南越。这一事件在《获嘉县志》中不但有记载，而且还谈到了获嘉地名与此有关: 武帝元鼎六年，车驾至汲新中乡，获南越相吕嘉首于行在，因以是乡置县，名获嘉。南越叛乱，祸起丞相吕嘉，此人被诛，标志着战争的胜利。当吕嘉首级被献至武帝面前时，汉武帝正行至汲县新中乡，新中乡因此置县，命名获嘉。这就使地处中原腹地的获嘉与相距遥遥的南越，因汉武帝时期国家疆域的扩张而联系在了一起。

西汉时期的农业有较大发展，发展原因除生产工具进步外，还有对黄河水患的治理。元封二年( 前 109) ，汉武帝征调几万民工治理黄河。赵毅等主编的《中国古代史》谈到这一事件时云: 武帝发卒数万人堵塞决口，亲临工地，命随行的官员自将军以下都负薪填塞决河。经过这次修治，黄河流归故道，此后 80 年间未成大灾。这次治理黄河，河南淇县的竹子发挥了重大作用。新修《淇县志》记载，当地古时盛产竹子，《诗经淇澳》中瞻彼淇澳，绿竹猗猗，就是指淇竹。此次治理黄河，伐淇园之竹以为楗。砍伐淇园的竹子来堵塞决口这一事实，在《史记》中也有记载。《史记》云，汉武帝自临决河，薪柴少，而下淇园之竹以为楗。淇县的竹子在这次堵塞黄河决口中起了巨大的作用。由于黄河得到有效治理，民众稳定的生活和农业生产得到了保障。嘉靖《淇县志》在土产中仍记有竹，但自十九世纪以来，因气候变异，淇竹逐渐减少。

从战争到一个地名的来源、从水患到一个地方的物产，相互印证之中，方志从细节方面对教材进行了补充。在查阅孟津、偃师及获嘉地名来历中，可以体察国家历史对地方历史的影响。从治理黄河水患到淇园之竹的确切记载中，可以知悉至少在西汉时期淇县仍然盛产竹子，当地气候应该相当温暖，继而可从历代气候变迁对比中理解环境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