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文人与政治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

班级：2009级历史二班姓名：段相斌

学号：20095161218 专业：历史学

民国时期是一个当权者独断专行的时代，是一个政治与思想极端动荡的时代，是一个黑暗痛苦到让人窒息的时代。但民国又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群雄逐鹿的时代、性情中人的时代、士的时代,是一个民主雏形的时代。

民国时期文人既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士大夫，又扮演了冲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先驱。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多少代文人的理想一朝崩溃，这使得民国时期文人从一开始就面对无所选择、没有出路的痛苦。时代的混乱给文人以站在各自立场发言的机会，原有的规则失灵了，他们不得不面对新与旧、中与西的冲突。民国时期文人处在政治斗争、文化革命的漩涡之中，人生大都屡遭世变，这造成了其生存方式、情感世界的复杂性。这是一群很难定义的文人，在泥古与西化、保守与激进、淡泊与热烈之间挥洒自如。

与历代文人一样，他们起初大多数都渴望建功立业，济世救民。然而社会的黑暗，军阀的独制专裁让这种梦想化成了碎片。1905年9月2日，清廷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突然结束了，那群饱读圣贤之书的传统士大夫进身无门，从官僚阶层与农耕士绅阶层从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漂浮的群体，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新颖却不强大。他们起初还自以为是的以为这个世界不过是他们施展自己才华抱负的舞台，以为自己仍然处于封建社会权力中心地位，然而科举制的废除，

切断了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这种制度化联系，退到了权力场域的边缘。作为传统的精英阶层，当他们被逐出政治中心后，却没有其相应的社会地位体现其精英价值。历史随后残酷的告诉他们，历史是以铁与血的方式书写的。战争纷争时期，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或许真的只能是做一个可看不可用的花瓶。

然而在这个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的时候，他们所学的东西又告诉他们，他们理应以一个就是这的面目出现，他们应当拯救这个社会，挽狂澜于既倒。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是社会各阶层中受西学影响最深、对现实感觉最敏锐的群体，他们富于浪漫主义气质和乌托邦理想，也富于政治敏感和爱国热情，总是天然地倾向于社会变革。这个新知识群体的出现成为20世纪初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新生的力量，他们强烈要求改革中国社会现状，并且总是扮演最为激进的角色。他们继承了传统士人“内圣外王”、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传统，结合近代特殊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明道救世、救亡图存的政治意识，以政党政治的方式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创造了组织条件，成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领导力量，扮演了“首要的政治家”的角色。面对愈益激化的国内外矛盾和日益混乱的政治局势，具有强烈的人文情怀、宏伟的人生理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精英意识的知识分子，把自己看作是实现中国社会变革的唯一力量。不仅知识界的精英有“舍我其谁”的自信，就连一般学生也抱有“二十世纪之中围，学生之中国也。其兴也惟学生兴之，其亡也惟学生亡之”的念头。

传统文化基因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社会关怀有着极大的内驱力。余英时就曾指出：风而士的传统虽然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士的幽灵却仍然

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身上。“五四”时代知识人追求民主与科学，若从行为模式上作深入的观察，仍不脱‘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流风余韵。丁文江在宣传科学之外仍念念不忘自己的社会责任，“我们不是少数的优秀分子，谁是少数的优秀分子?我们没有责任心，谁有责任心?我们没有责任的能力，谁有责任的能力?”这种舍我其谁、“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英意识始终潜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之中，成为驱动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重要动力。

同时，由于民国以来的社会变革伴随着剧烈的权力转移，从各个分散的地方性组织中汇聚起来的巨大权力要获得有效的行使，必须合法化。在中国政党的发展史来看，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作用确实无可替代。从孙中山以三民主义统一同盟会会员的思想并创建民国，一直到共产党知识分子将马列主义与社会主义本土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奠定深厚的意识形态基础，知识分子构建的意识形态为革命与国家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总之，由于意识形态与政治系统的内在关系，当中国知识分子通过构建新的意识形态进人政治舞台时，都自觉不自觉地与中国的政党政治发生了联系。国民党为了使自己的权威主义政治具备意识形态基础，力图从儒家学说中挖掘道统的合法性；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则在马列主义本上化的基础上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而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以西方自由主义为意识形态资源，在抗战前后组建了第三党或中间党派。这样，知识分子以政党政治为舞台，以意识形态的创建为己任，不断向政治中心涌动，扮演了社会变革主导力量的重要角色。又由于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不仅其本身是政治主体，而且还构成了政党这一重要政治

主体的主要部分；加上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专业优势，政党意识形态成为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然而你在当时，国家政权的主体是国民党。于是多数文人都选择了参与到国民党中，但是，国民党实在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政权内部的腐败以及其不断进行的政治倾轧，让不少人寒了心，何况文人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的他们主观的以为政府应该是能够实现国富民强的，当历史摆向他们，理想的骤然破裂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一部分文人早已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他们不再是那些饱含救国之志的仁人志士，而是一个只关心自己利益的政客。然而也有人选择的是依然而退，我们至今仍然在赞美钦叹的就是这些文人，那是一个时代风骨的代名词。

胡适常对人说：“我要过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监禁式的，一种是充军式的。监禁式的生活是把我关在图书馆和研究室里，没有一点人事的纷扰；充军式的则是许我到各处地方去搜集材料，开辟学问的疆土。”此外，现代分子对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有着普遍的反感，认为官场是污秽之地，做官有辱自己的清名，洁身自好的知识分子应该专心学术或教育。蔡元培在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谈到：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从而开启了大学教育为后世津津乐道。蔡氏还于1919年6月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宣言》中声称：“我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对这三句斩钉截铁的誓言，蔡元培分别解释其理由说，“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北京是个臭虫窠”。同年，在全国教育会议上，针对“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