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柏拉图眼中的诗人与艺术

论柏拉图眼中的艺术

——读《文艺对话集》有感

【摘要】：柏拉图认为艺术是“影子的影子”，与真理隔着三层，他对于艺术所持的态度是批判性的。这与其所代表的政治立场有关。但就艺术本身而言，它源于自然，作用于自然，并不是简单的摹仿，它具有创造性及普遍性，是一种高尚的审美活动，之于人是有益无害的。

【关键词】：柏拉图艺术问题艺术的功效审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

对于艺术是什么以及艺术的功效，古往今来，一直是人们讨论的话题。作为西方哲学塑造者之一的柏拉图在他的《文艺对话集》中多次对于艺术作了自己的阐释，并提出了艺术模仿说。在他看来，理念是唯一真实的存在，自然只是理念的“影子”，而摹仿自然的艺术就是“影子的影子”，与真理隔着三层。虽然他所说的自然不是现实存在的，艺术也是不具有客观现实基础的，并且只强调“理念”的现实性，带有唯心主义色彩。但他阐释了艺术是对自然的摹仿这一层关系，说明艺术依存于自然世界的，以自然世界为对象，是具体而不是抽象的，这一点是进步的。

但总的来说，柏拉图对于艺术还是带有批判态度的。在《理想国》中提过，所有的模仿艺术只是一种玩艺，并不是什么正经事，都和真理相隔甚远，和它们打交道的那种心理作用也和理智相隔甚远，它们不仅不真实，而且是有害的。而艺术家们诸如从事悲剧的诗人们都不过是高度的摹仿者，他们对于摹仿题材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知识，只能根据普通无知群众所认为美的来摹仿。

在《伊安篇》中，就对艺术的组成部分——诗以及诗人进行了批判，柏拉图提出了诗人的灵感来源于神明。这也就是说，是神明赋予的灵感驱动诗人，而诗的产生不需要对事物的思考，不需要理智的判断。诗可以是神圣的迷狂，但无论如何不是认识，诗的性质是非理性的，诗的创作是被动的，诗人写诗也没有什么主动性和自觉性。柏拉图贬低、缈视艺术家，认为艺术家没有专门知识，艺术作品也不会给人以真正的知识。就连人人称颂的大诗人荷马也是他极力批判的对象，认为荷马从来没有替国家建立过较好的政府，成为立法者，也没有指挥过哪一次战争建立军功，他在各种技艺和事业上从来没有过任何贡献和发明。而这其中的原因是在荷马所吟诵的诗歌中把平常人的一些恶行赋在了神的身上，而他认为，这些都不利于城邦的教育，会污染人的心灵。因此，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就给诗人下了逐客令：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在《法律篇》中，虽然对艺术的态度由清除转为检查，但也掩盖不了他要求艺术要为政治服务，用政治来衡量艺术是否能进“理想国”的观点。

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似乎是极端的、片面的，但从柏拉图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从他的贵族立场去思考艺术这一问题，那么，他的观点也就不至于这么费解了。当时柏拉图代表的是正在没落的雅典贵族，他要保卫雅典贵族统治，与当时的民主政权抗争，维护贵族统治下的神权观念。①“他控诉荷马这些诗人们的那两大罪状，其实是针对当时的民主政权所倡导的诗歌的作用所提出的；“诗败坏风俗”

的观点也针对着民主政权统制下的戏剧和一般文娱活动；“诗不表现真理”是针对着代表民主势力的诡辩学者把诗当作寓言的论调而提出的”。

②“柏拉图攻击艺术，并非由于他不懂艺术，他对诗的深刻影响是有亲身体会的。在《理想国》卷十里责备荷马的诗有毒素之后，还这样道歉：我的话不能不说，虽然我从小就对于荷马养成了一种敬爱，说出来倒有些于心不安。荷马的确是悲剧诗人的领袖。不过尊重人不应该胜于尊重真理，我要说的话还是不能不说”。

因为他认识到诗和艺术的深刻影响，所以在制定理想国计划时，便不能不严肃地对待这种影响。因此他要为统治者的教育问题扫除一切阻碍，而经过他的论证，艺术的好坏必须由政治标准来衡量，一切艺术必须服务于政治。因此，凡是对政治不利的艺术，都应该被清除，只有那些颂扬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艺术才能被留下来。

柏拉图眼中的艺术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在今天看来是稚嫩不成熟的，因此，我们还是有必要来重新探讨一下关于艺术的问题。

我认为，艺术源于自然，反映着自然，它是发展中的思想，是时代变化的产物，但并不是简单的再现，它是艺术家创造性劳动的产物，并能够反映现实生活的内在本质和规律。

艺术是以一种意识形态存在的，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讨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表现，同时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因此，艺术源于自然，也作用着自然，它在现实生活中总是有一种实体来表现着。打个比方说，我认为艺术品是艺术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实体体现，艺术品中因为蕴含着一种名为“艺术”的特质而与一般的现实物体不同，因而价值连城，而这种“艺术”的东西是艺术家的主观创造的，汇集着他们的灵感与智慧，代表的是一种基于现实世界基础上的能动性提升，因此，艺术并不像柏拉图所说的只是简单的再现，机械的抄袭，它具有创造性，更带有普遍性。

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就对其老师之于艺术本质的批判观点作了自己的辩护。他认为，艺术可以比现实生活更真实、更美、更带普遍性。在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诗学》第九章中，把诗（即艺术）和历史加以比较。③他写道：“历史写已然之事，诗写当然之事。因此，诗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性。地位更高，因为诗表现共相，而历史只叙述殊相、所谓共相是指什样人在什样情境所必做的事，必说的话，虽然诗替人物取些专名，它的目的却在这种普遍性。所谓殊相就例如亚尔西巴德那个历史人物所做的或所遭遇的事”。

诗人的工作并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学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他们所用的文体不同，历史学家的作品可以改写成诗歌的形式，但究其根本仍是一段历史。两者的差别在于历史是叙述已发生的事，而诗歌是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这也就是说，诗的真实不同于历史的真实、生活的真实，这种“艺术真实”是通过艺术家的主观创造达到的，它既要从事物的原型出发，源于自然，又应对事物加以能动性的提高。诗虽然要写个别的人物和事件，但诗的目的不在于个别而在一般，它要对生活现象加以提炼、概括，抛掉不必要的、偶然的东西，透过现象深入本质，通过个别的描写揭示出现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表现出事物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做到个别与一般的统一。所以，诗和哲学一样也追求真理，而且比仅仅罗列现象的编年纪事式的历史更真实，更富于哲学意味，也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