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翻译中的林纾现象

林纾现象

林纾的翻译是我国翻译史上一道奇特的风景线。他不懂外语，由别人口授，46岁才开始译书，却译了184种，达一千万字以上。“林译小说”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大，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说：“最近，偶而翻开一本林译小说，出于意外，它居然还有些吸引力。我不但把它看完，并且接二连三，重温了大部分的林译，发现许多都值得重读，尽管漏译误译触处皆是。我试找同一作品的后出的——无疑是比较‘忠实’的——译本来读，譬如孟德斯鸠和迭更司的小说，就觉得宁可读原文。这是一个颇耐玩味的事实。”

那么，让我们来“玩味”一下，林译小说为什么具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我们年轻的翻译工作者可以从林译小说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我们认为，从林纾的生平和林纾小说中，至少有六点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1．刻苦攻读，功底深厚

林纾从幼年起就好学。少年时家贫，无钱买书。他到处搜罗求借。有一次他在叔父家看到《毛诗》、《尚书》、《左传》、《史记》等书，就借来反复细读。八岁便知发奋苦读，十一岁起即读欧阳修文、杜诗、《左传》、《史记》、《汉书》。到十三岁时，已读书数万卷。他自己说过，他曾用八年时间读《汉书》，八年时间读《史记》，至于韩愈的文章，前后用了四十年。为了激发自己发奋苦读，他曾在墙壁上画了一口棺材，敞着盖，旁边画了一个人，写了两句话：“读书则生，不则入棺”。他还说过：“果以明日死者，今日固已饱读吾书。”

他幼年启蒙于薜则柯先生。薜的古文造诣很深，推崇欧阳修的文章和杜甫的诗。林纾从师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基础。

文学的深厚根基，为他后来的高速度翻译打下了基础。他文笔洒脱，日写七八千字，翻译时，“耳听手追，声已笔止，日区四小时，得文字六千言”。

2．源于原著，优于原著

英国翻译家Arthur Waley认为“林纾翻译的迭更司作品优于原著”（《书林》1982年1 期）。林译为什么“还没有丧失吸引力”，“值得重读”呢？许渊冲先生把林译跟另外两位翻译大家董秋斯、张谷若所译的《大卫·科波菲尔》三个译本相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林译富有文采”。我国翻译界有人反对“美文风”，斥之曰“油腔滑调”。难道，译出那些诘屈聱

牙、使人读不下去、宁可去读原著的译品才是好的吗？钱钟书先生也说过：“我这一次发现自己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也许因为我已很熟悉原作的内容，而颇难忍受原作的文字。哈葛德的原文滞重粗滥，对话更呆板，尤其冒险小说里的对话常是古代英语和近代英语的杂拌。……林纾的文笔说不上工致，而大体上比哈葛德的明爽轻快。译者运用“归宿语言”超过作者运用“出发语言”的本领，或译本在文笔上优于原作，都有可能性”（《林纾的翻译》，见《七缀集》100—101页）。郑振铎对林纾的文笔也十分称道：“译笔清腴圆润，有如宋人小词。”

译品的生命力，应该是区别译品好坏的标准之一。尽管译品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它拥得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这样的译品就算珍品。戴馏龄先生在《我与翻译》一文中说：“总地来说，一件文学翻译能够传达原作的精神，或者自有独到之处，显然其中会给人们挑练出错译，也不失为成功的翻译。英语《钦定本圣经》（1611），几世纪以来被认为英语中的经典之一，其中就不免有严重的误译，以至谬种流传，成为笑柄。更早法国文豪蒙田的《随笔录》1603年英译本，也早已是脍炙人口的名译，其中错误就更多了，据说平均每页15条。可见文学翻译的评价不一定只看其中有无个别的误译。”许渊冲先生在另一篇文章（《译家之言》，见《出版广角》1996年6期）中说：“我读朱（生豪）译和钱先生读林译有同感，这说明‘忠实’只是文学翻译的低标准，‘有吸引力’才是高标准。”

林译的成功在于文采，在于译出了原著的神韵。这是与他从幼年时代起打下的扎实的文学功底分不开的。天才就是勤奋。林纾少年的勤奋造就了一代翻译天才，创造了翻译史上的奇迹！

3．汉语思维

事物有两重性。林纾不懂外文，译书靠别人口授，看起来是坏事，其实也是好事。他不受外语句法的束缚，他的翻译活动纯粹是汉语的思维，译出的绝对是归化的译文，不会是欧化的句子。

茅盾说过：“好的翻译者一方面阅读外国文字，一方面却以本国的语言进行思索和想象；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译文摆脱原文的语法和词汇的特殊性的拘束，使译文既是纯粹的祖国语言，而有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内容和风格”（《翻译通讯》1983年1期）。对于林纾，“阅读外国文字”由别人代劳，他做的只是“以本国的语言进行思索和想象”。这是林译至今“还没有丧失吸引力”的原因之一。难道这还不值得那些反对归化的译文的人深思吗？力图保存原文的句式，认为只有这样才是忠于原著，费了好多力气，结果造出了短命的译品，过了不久就被人遗忘和抛弃，这不是很可悲的吗？

4．选择了适合自己个性的原著

林纾18岁与刘琼姿结婚，伉俪情深。46岁时，刘琼姿病逝，林纾十分悲伤，终日牢愁寡欢。此时正逢他的好友王寿昌从法国归来，带回小仲马的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书，邀请林纾与他合作翻译，以解丧偶之痛。此书的哀婉情调正与林纾此时的心情相吻合，于是他慨然应允。可以想象，林纾在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中，注入了多少伤心泪。或许在他心目中，茶花女就是刘琼姿，刘琼姿就是茶花女。《巴黎茶花女遗事》问世后，不胫而走，风行海内外。著名翻译家严复写诗赞扬：“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而在“支那荡子”中，第一个断肠的就是林琴南！

纵观林译的众多的小说中，凡是取得成功、在读者中引起轰动的，就是原作的情调与林纾的处境身世有吻合之处，译者在翻译中注入了自己的感情。如《黑奴呼天录》、《撒克逊劫后英雄传》、《玉雪留痕》等。林纾后期的翻译，热情减退。“色彩枯暗，劲头松散，读来令人厌倦”。“塞万提斯的《魔侠传》和孟德斯鸠的《鱼雁抉微》……经过林纾六十岁后没精打采的翻译，它们竟像《鱼雁抉微》里嘲笑的神学著作，仿佛能和安眠药比赛功效。塞万提斯的生气勃勃、浩瀚流走的原文和林纾的死气沉沉、支离纠绕的译文，孟德斯鸠的神笔和林纾的钝笔，成为残酷的对照”（《林纾的翻译》见《七缀集》92页）。

我们能从这里领悟到什么呢？要再现原作的风格，必须是译者的风格与作者风格协调一致，互相映衬。最高境界是二者达到水乳交融，但首先要选择合适的原本！选择风格、情调、创造个性与译者相吻合或相近的原本！

5．高尚的爱国与救世的动机

林纾于1913年2月2日在北京《平报》上发表了《译叹》一文，表述了他为救国而从事翻译的一片赤诚之心。在他1900年12月22日为《译林》月刊写的序中，明确指出只有发展翻译事业，才能“开民智”，才有可能抵抗欧洲列强。否则，就像“不习水而斗游者”一样愚蠢。这篇《译林·序》中有这么一段话：

呜呼！今日神京不守，二圣西行，此吾曹衔羞蒙耻，呼天抢地之日，即尽译西人之书，岂足为补？虽然，大涧垂枯，而泉眼未涸，吾不敢不导之；燎原垂灭，而星火犹爝，吾不能不然之！

这里，作者的爱国热情，跃然纸上！他把翻译的功能，比作疏导将枯之泉眼、复燃垂灭之火星！这篇序文，被阿英称作“实为翻译界之重要文献”。

在他大量的译作序跋中，他的有关译学思想的论述都集中在翻译的目的和功能上，一以贯之的就是爱国与救世。

为爱国与救世而译书，林纾为后世的翻译工作者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康有为有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