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的思考

关于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的思考
摘要:市场经济就是自由竞争的经济，谁拥有较多的资本，谁就处于优势地位，相对贫穷的人们，只要通过受教育才有向上发展的希望，只有以自己的勤勉进取去赢得自尊和成功。

也就是说，教育机会的公平，对广大老百姓来说是最大的公平。

新华网报道，按照国际通行的高校学费标准，学费一般占人均GDP20%的比例。

中国一名大学生的费用相当于中国人均GDP的80%左右，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尽管从绝对值（如换算成美元的数额）来看，中国似乎不比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多，但中国高等教育平均收费与中国国民平均收入之比例是美、英、日等发达国家的6倍以上！
有分析表明，我国老百姓教育开支占收入的比例，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较高的。

一名大学生的花费等于一个一般中国农民13年以上的纯收入，对于相对贫困线下的农民则需要40多年的积累。

据高校自己统计的数字，贫困生占学生总数的20﹪。

也就是说，现有的高校收费标准，让20﹪的家庭难以承受。

教育部前副部长张保庆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高校学费收费过高，超过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

他说，他和他夫人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也只能供一个孩子上大学。

中国的教育经费本来就捉襟见肘，政府又将数百亿教育经费投放到少数名牌大学，而更需要投入的基础教育却资金严重匮乏。

政府搞了危害国计民生的教育产业化以后，普通民众在教育支出的重压下苦不堪言，尤其是广大贫困农民和中下层人民的孩子就被卡在高校门槛之外了，因为他们根本交不起学费！教育的高收费已经严重阻止了底层人民通过“教育”改变其子女命运的希望，堵塞了社会正常的人才流动渠道，这样就造成了社会阶层的严重分化，穷人的孩子很难有出头之日了。

教育的产业化，以及商业化的脱变，必然会出现教育的不公平。

由于受到经济的影响和制约，一些富家子弟将会受到高等教育，而穷人子弟只能接受一般的教育，现在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录取就是一个例子，它已经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普遍质疑。

当那些富人们把子弟送到贵族学校，甚至国外读书、留学、深造，作为洗钱的一种方式的时候，而穷人的孩子还在为一日三餐发愁，挣扎在饥害交迫的边缘，他们必然会在教育竞争中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

教育的产业化，使许多低素质的人滥竽充数成了大学生，从而整体上降低了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搅乱了整个人才市场。

而且在就业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许多优秀的大学生因无钱、社会关系较差无法就业，而学习较差但经济条件好的学生，由于社会关系好却顺利就了业，这样就造成了人才的不公平竞争，为社会的文明进步埋下了障碍，造成了新一轮的社会矛盾。

把神圣的教育事业当作产业来发展，虽然经济上会有暂时的收获，但它必将付出无法挽回的惨重代价。

高校扩招是一个错误。

教育是一项文化事业，其发展必须循序渐进，不能搞一夜间就建起一座高楼大厦的蠢事。

从苏格拉底的大学理念开始，大学一直是作为一种文明延续和发展的空间而存在的。

她的职责是以培养具有深厚人文关怀、创新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独立个体为目标，为理性的国家培养合法的公民。

大学，她不应该只是培养工具的场所，也不应该成为一个交易市场。

大学最不应该成为一个道德普遍堕落的场所，一个被迫放弃良知的前沿阵地。

1998年，在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经济主要拉动方面的出口受到影响，中国经济处于一个暂时的困难之中，为了保住当年经济增长，政府的有关方面一直在寻找出路。

就在这个时候，任职于亚行的汤敏先生（后来被人们一直称为“教育产业化之父”）给国务院写信，建议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扩大招生、提高学费、把原来计划外和计划内两种不同的招生方式进行并轨、“让老百姓把钱从银行里拿出来花”。

这个建议很快就被政府部门所采纳，于是在全国范围内，高校的扩招一时成为风气，高校的收费也节节攀升。

让我吃惊的是，中国教育的“大力发展”，居然起因于发展经济；让我难以置信的是，中国教育的“全面改革”，居然不是教育专家的研究论证，而是一个“金融大腕”的异想天开！这不是把中国教育当儿戏吗？
与1998年相比，1999年、2000年、2001年3年共扩招300多万人。

三年扩招，硕果累累。

三年之内，中国普通高校每年由108万人增加到270万人，三年中翻了一番多；三年之内，普通高校在校生由不到340万，增多到719万人，增加了80％；三年之内，我国的高考升学率由36％增加到57％，高等教育规模偏小的矛盾得到了扭转。

从此让中国人沾沾自喜的是，我们只用了3－5年时间，就走完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用了几十年才完成的高等教育由精英到大众化的转变。

中国大学扩招的神话就是这样诞生的。

扩招的一个结果是，大学的规模都迅速地扩大了，一夜之间，中国国内出现了许多巨型大学，本科生动则两三万、四五万；研究生动则上万；同时，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在扩建，上千亩地已经不算大了，几千亩、上万亩才是真大；学校下属系、系下属专业的三级管理已经不行了，要四五级管理，中间必须要有学院，甚至还要有校区；专科学校、学院的名字不好听了，必须叫大学，而且一定要强调是一流大学；博士点、硕士点几个、十几个已经不行了，必须要几十上百个。

然而，“大的大学”并不意味就是好的大学。

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乃有大师之谓也。

”而中国现在的巨型大学，有的仅仅是大楼、缺的不仅仅是大师，更严重缺少的是教师。

1999—2001年期间，与普通高校学生规模近一倍的增长速度相比，教师总量只增长31%。

这样全国高校生师比达到18。

2∶1，有的高校甚至超过35∶1。

由于高校生师比例过高，导致部分课程的班级规模越来越大，一些高校的课堂人数甚至超过200人。

这样的教学效果必然受到影响。

同时，教师配置也存在严重的专业结构性短缺问题。

一些基础课及与高新技术相关专业任课教师严重缺乏，基础课甚至由缺乏教学经验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和在读研究生担任主讲教师。

按照国家教育发展“十五”计划，全国普通高校生师比应该达到15∶1。

这样算来，高校教师队伍缺口高达11万。

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说，如果斯坦福的校园面积增加一倍，学生的人数也增加一倍，那么，这所大学要花20年才能达到原有的教学质量。

中国在几年间就完成了高校扩招，硬件很快就上去了，而软件却迟迟没有跟上，没有优秀的教师，就难以培养出合格的学生。

大学毕业生的文化素质普遍下降了，老百姓都说现在的大学生连以前的高中生都不如。

扩招的目的是培养一大批高素质人才，如果以降低大学生的素质为代价，那么扩招还有什么意义呢？
大学纷纷扩招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财富，生源实际上就是市场的代名词，高昂的学费成为大学滚滚财源的保证！但是这样的结果就几乎是放弃了教育。

由于大学扩招，有的大学研究生人数几十倍地增长，而教授人数却不可能这么快地增长，因此有的教授一个人就要带40－50个研究生，这样好像不是教授，都成了中小学的班主任，像这样的带法，能带出合格的研究生吗？
2005年8月，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大师讲了一句“中国大学办得很成功”，立即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强烈不满。

在中国青年报和新浪校园频道的联合调查中，4802人投票表态，同意杨大师观点的仅占2。

1%，不足百人；赞成另一位大师丘成桐观点的则占92。

3%。

丘的观点是，以目前国内的本科教育模式，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中国大学生的基础水平，尤其是修养和学风正在下降。

实际上，大学扩招就是教育产业化的恶果，它把大学变成了交易批发文凭的市场，而不是培养人才的圣地，使大学校园里充斥着铜臭味，因此从这里走出来的大学生就很有水分了。

大学扩招只能成为一个泡沫，一个笑话，如果再不悬崖勒马，后果不堪设想啊！现在已经把大学弄得乌烟瘴气，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还会把整个教育搞得一塌糊涂。

高校扩招的初衷是解决就业难题，但就业人数的总量并没有减少，而且问题还越积越多，尤其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就业的难度。

现在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大国，体力劳动的岗位偏多，而知识分子的就业岗位偏少，也就是说农民和工人的就业岗位比较多，广大农村和基础产业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另外，中国要跨入工业大国的行列，就必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大批的有技能的产业工人，因此高中毕业生的就业一般不会成为难题。

与此相反，许多大学生的就业却成了难题，由于大学重理论而轻实践，他们到社会上后反而高不成低不就，很难找到心满意足的工作岗位。

现在的公家单位都人满为患，而高科技企业又少之又少。

如果让这些人去干苦力，就是对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也是对国家包括家庭财力的巨大浪费，况且他们自己还不愿意去干那些有失大学生身份的工作。

而且现在的学生一到社会上就成了书呆子，缺少创业精神和能力，只能依赖于单位与家庭，这样他们的就业机会就会更少了，这样一大批高学历的人才一旦不能就业，就必将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一项对全国近百所高校进行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六成多的大学生毕业即面临失业，200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的一次性就业率仅仅有33。

7%。

根据人事部进行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2006年大学生的需求量将大幅下降，将由去年的214。

1万个岗位下降至166。

5
万个，降幅达到了22%。

同时，今年整个中国内地共有413万名高校毕业生涌向就业市场，比去年增加了22%，但全国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预计约为166。

5万。

而在广东，去年有24。

5万万大学生进入就业市场，而今年增加到了30
万名，这个比例上升了22%。

随着高考升学率的直线上升，大学生的就业率将会猛跌，这个反比例是谁也无法改变的，那么谁该对此负责，谁该反躬自省呢？
高校扩招，必将形成大学生的就业高潮，也就是新时代的知识青年问题，但时代不同了，不能用“上山下乡”的简单办法来解决。

如果社会不能顺利地接纳他们，不能找到适合他们发展的职业，有的人就会去犯罪，那可不是一般的犯罪，而是高智商的犯罪，现在已经在社会上初露端倪，以后将成为社会的一大隐患。

从近十年来中国大学扩招中的混乱无序，盲目的升级运动，忽视和牺牲掉的大学精神，虚假繁荣背后所潜藏的人文危机，对大学教育体制被金钱、权利锈蚀后的种种弊端，道义和真理的放弃等等乱象来看，中国的大学已经病入膏肓！
无论是211工程，教育产业化，还是大学的扩招，这都是一场虚张声势的闹剧，是教育的现代神话，都是浮夸风、放卫星，是只重数字不重实质的弄虚作假，是教育上的大跃进，它必将给教育界、国家和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中国的教育投资在侧重点上发生了偏差。

那就是过度重视高等教育，而忽视了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作用，对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

1999年，在义务教育经费总量中，政府预算内拨款占50%-60%，但对于非义务教育的高等教育，政府却负担70%以上。

中国大学生人均拨付经费9000元，而小学生人均只有530元。

2001年，中国义务教育总投入的增长率为18.2％，低于非义务教育总投入的21.3％和全部教育投入20.2％的平均增长率。

中国在教育经费总量不足的情况下，高教比重偏高。

教育经费分配不合理的问题是中小学、尤其是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恶化的主要原因。

在欧洲的一些高福利国家，在基础教育阶段（包括小学、初中、高中）基本上全部依靠公共资源，即使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基础教育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公共资源所占的比例也达到75％以上。

纵观当今中国，我们的社会生产力并不发达，不需要那么多的高知识分子，而更需要大量的既有一定文化，又有一定技术的劳动人才，高中生（包括职业教育）是最合适的人选，因此我们应该把教育的重点放在九年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建设上，而不是大学教育上。

从教育宏观调控上，政府应适当缩小高等教育的财政投资规模，加大对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的投资力度，调整财政教育经费的支出结构，增加财政对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的投入，这对提高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使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步入良性循环都是大有益处的。

上高中难于上大学，这是近几年内发生在青海和宁夏两省的怪事。

以青海为例，2002年高考招生录取率达到85.9%，可高中入学率只有53%。

而宁夏的普通高校录取比例是58.6%，高中入学率只有48.65%。

这种问题同样存在于其他一些省份。

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中具有高中及中专学历的人口比例仅占14.36%。

这一比例低得让人吃惊。

未来几年内高中阶段教育适龄人口将进入高峰期，从2002年起，我国初中毕业生超过2000万。

2005年15—17岁人口达到7700多万人，给高中阶段教育发展带来新的人口压力。

目前高中阶段教育容量不足，已成为制约劳动人口文化水平提高和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瓶颈，同时也使我国教育结构出现“两头高、中间低”的格局，大部分初中生都会被淘汰掉，产生了教育发展的结构性失衡，严重地制约着中国教育的大力发展。

高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偏低，成为我国人力资源素质提高的瓶颈。

专家们对我国目前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仅为52。

6%十分忧虑，尤其是中部地区一些人口大省的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多年徘徊在45%左右。

近半数合格初中毕业生无法升学，就意味着他们将直接参与就业或在家待业，长此以往，我国将会积聚大批初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对我国人力资源整体素质的提升形成不利影响。

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从业人员中仍以具有初中和小学受教育水平的人员为主体，占75%左右，其中仅接受过小学教育的占33%。

而接受过高中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者占12．7%，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占4．7%。

这种受教育比例远不能满足现代经济对劳动者知识、技能的需要。

现实中也表现
为高层次专业人员和劳动熟练工人严重缺乏。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这种现实产生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

2006年，全国880万人参加高考，本专科录取530万，录取率达60。

23%，录取率如此之高，能挑选出好学生吗？两个人赛跑，就连瘸子都会得亚军，这个道理不会不懂吧！然而由于高中学校相对较少，大多数青少年初中毕业还未成年就失去了上学的机会。

现在许多初中生不能升入高中，他们必然流入社会，要么去当童工，要么就成了社会闲杂人员，由于他们思想性格各方面还没有成熟，社会经验严重不足，最容易受网络影视等暴力文化的影响，或者受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的诱惑走上犯罪道路，成为社会的一大隐患。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中国“十五”期间青年发展状况和“十一五”期间青
年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报告指出，“十五”期间青少年犯罪总体数量呈上升趋势，未成年人犯罪增长迅猛，其中全国法院判决的青少年罪犯5年间增长12．6%，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增长情况更加突出，5年间上涨68%。

由于发育年龄提前和频繁接受暴力文化影响等原因，近年来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危害社会的行为逐渐增多。

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青少年犯罪现象呈上升趋势，青少年犯罪总数占中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十五六岁少年犯罪案件又占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

与此同时，青少年犯罪在年龄、类型、手段、方式上呈现一些新特点。

从近几年中国青少年犯罪的情况来看，犯罪低龄化、团伙犯罪增多、暴力抢劫犯罪多、作案方式成人化、作案手段凶残化和科技化等特点。

教育就像一座金字塔，由小学、初中而高中、大学，应该是从大到小，这样建筑起来的塔才固若金汤，如果头重脚轻、基础不牢，那个塔迟早是要倒塌的。

跳过高中教育而大力发展大学教育，这是违反教育规律、得不偿失的行为，必将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现在应该是大力普及和发展高中教育的阶段，而大力发展大学教育还为时尚早。

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靠的是千千万万的人民大众，而非数量有限的所谓“精英”。

只有一个国家的民众的整体素质提高了，才能表明这个国家的实力和发展的潜力。

日本和德国在战后获得的高速发展，就是得宜于广大的高素质的产业工人。

所以说我国目前的教育投资的重点必须加以调整，要加大对中小学（包括高中）的投入。

教育的根本所在就是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我认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我们不能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就万事大吉，国家应该适当压缩大学的规模和数量，加大高中教育规模，把义务教育普及到高中，把精力放在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上。

以此来提高我们的国民素质，也就是提高我们的综合国力。

中国政府历来都是非常看重任期内的政绩，而不重视社会长远发展的，其实老百姓的心中都有一杆称，如果哪一届政府将教育经费提高到GDP的8％，实行从小学到高中十二年的全免费义务教育，中国人民将会永远记住他们的丰功伟绩的。

教育的不公，是社会上最大的不公。

在这个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最重要的资本，人们的能力取决于智力而不是体力，而智力无疑是要通过教育来开发的。

从全社会的角度看，从一个人的命运沉浮来看，最大的不公则是教育机会的不公平。

在这个新经济时代，知识是最重要的资本，人们的能力取决于智力而不是体力，而智力无疑是要通过教育来开发的。

相对贫穷的人们，只要不忍饥挨冻，只要还有通过受教育向上发展的希望，他们就不会失去梦想，就毋须妒羡别人的美食华服。

市场经济就是自由竞争的经济，谁拥有较多的资本，谁就处于优势地位，相对贫穷的人们，只要通过受教育才有向上发展的希望，只有以自己的勤勉进取去赢得自尊和成功。

也就是说，教育机会的公平，对广大老百姓来说是最大的公平。

《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用最权威的数据说明了教育领域存在的教育机会不均加剧的现状。

这份报告指出：一是义务教育财政资源分布不均，对农村存在教育歧视。

农民收入本来比城里人低得多，《教育法》却规定向农民征收教育附加，而大多数地方的城镇居民则无此责任。

城乡教育预算内经费差距巨
大，使城乡中小学生入学率、教学条件与教育质量相差悬殊。

二是地区之间高等教育机会分布不均。

比如，北京市高中毕业学龄人口只占全国的0．9％，而北大、清华在北京的招生名额分别占总数的13％和18％。

三是公办学校本是公共资源，一些享受政策倾斜的重点学校却私收高额择校费、赞助费，还不用纳税或上缴。

这个研究报告所揭示的问题与人们的直觉是吻合的。

现在的中国教育城乡教育差距拉大，城市中小学人满为患，而农村中小学却门可罗雀，农村学校危房破房较多；农村师资力量较差，好的教师流失较严重，学生也像教师一样流向了城里，因此面临生源枯竭等诸多困难。

即使有的农村教学楼盖起来了，教育基础设施改善了，教育是否也因此搞上去了呢？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一个表象，师资力量没跟上去。

“就是盖一座金銮殿，也培养不出一个大学生！”这是老百姓的讽刺语。

中国农村小学教师力量多是以民办教师为主，山区学校的师资力量令人担忧，如此下去误人子弟。

今天的中国，由于基础教育问题，科学技术赶不上西方列强，进入不了工业国家的行列，还停留在第三世界。

同时，我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

中国有十亿农民，农村基础教育应摆在重要位置。

农村教育拖了后腿，整个教育水平将会被拉下来。

高考录取分数线的高低不一，也是教育不公的一个重要方面。

2002年，全国有527万考生参加高考，预计录取率52％。

但北京、上海、海南、新疆等地预测录取率都超过70％，其中海南的录取率预计高达76％。

从录取分数线看，以文科重点为例，2002年北京462，上海497，新疆490。

而山东是568，河南562，浙江560，北京与山东等地相差100分左右。

由于各种原因，海南省基础教育相对落后，每年高考的录取分数线都低于内地省份。

在内地进不了录取线的，到海南能进录取线；在内地进不了重点大学的，到海南就能上重点大学。

笔者从有关部门得到这样的数据：省外就读生在海南报名参加高考的人数1998年有100多人，1999年有200多人，2001年达到500多人，2002年则有1000多人。

不仅在海南，国内很多地区也同样存在类似情况。

同样浙江、江苏、湖南，这些高考分数线较高的地区，考生外流都已经不是秘密。

“到分数线较低的地区高考”，如今这已经不仅仅是个别现象，而是成了大部分地区众多考生的共同认识。

特别是随着各地户籍改革的深入，户口迁移变得越来越简单，高考大移民正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