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论文

从现象学角度看卡尔维诺的《孤独》

专业：汉语言文学（师范）班级：07级三班学号：070160104 姓名：张鹤“现象学”一词最初是由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朗贝尔特提出，而它真正作为

一个哲学学派出现，则始于20世纪初的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并且伴随着这股文学理论思潮的逐渐兴起，现象学开始为理解文学空间的独特性提供依据，为文学批评提供方法论。

在现象学看来，知识是一种叙事，我们使外部世界变成了我们意识本身的内容，意识与意识的对象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意识的本质具有一种“意象性”，只有当外部世界被意识活动把握，成为意识活动的对象的时候，事物才有意义有秩序。因此，胡塞尔认为，客体可以不是事物本身，而是由我们的意识假设、设想的事物。意识也不像实证主义那样是对世界的被动记录、消极接受，而是具有“意识给予”功能，积极地对世界进行“构造”或“设想”，能动地将外部世界的印象综合改造为一个统一的经验系统。我们先纵观卡尔维诺的《孤独》，文中那个作为局外人的“我”真的亲身经历了这样一场警察追逐窃贼的游戏了吗？恐怕不是。或许这只是作者在回家的途中偶遇的一个事件，然后兴趣突发，就在回到家后将它写进自己的小说当中。卡尔维诺是用自己的意识构造了这样一个将外部世界和自我意识活动密切联系起来的场景，这也正体现了现象学中的“意象性”概念。

现象学的一个著名口号是“回到事物本身”，胡塞尔用“悬置”和“加括号”来形象地表达“现象学的还原”的内涵。而他所追求的研究出发点就是无成见、无预设地做中性观察和描述，达到一种绝无偏见的思考，在没有任何先决前提的条件下研究“事物本身”，最后再“回到事物本身”，这概括起来就是现象学方法论的实质“本质直观”。《孤独》中的“我”最开始出现的状态是“正在闲荡，一个人，没什么特别的地方要去。”正因为此，“我”便不由自主地加入了一帮窃贼的队伍，而伴随着以下几次身份的转换“窃贼-警察-窃贼-警察-窃贼”，“我”最终脱离了这两个队伍，又回到了“开始走，一个人，没什么特别要去的地方”这样原初的状态。“本质直观”中的“本质”不是现象背后的东西，通过现象学还原，通过“悬置”，捐弃了成见，停止判断后的还原创设了纯粹的主体和客体，事物就在我们的直观中把本来面目给予我们，事物就回到了自身，回到原初性的状态，这时的现象即本质。“我”本来就是一个孤零零的个体，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事件后“我”没有融入到任何一个集体，仍旧是一个零余者的形象，这时作者便把事物的本质告诉了我们，那就是，现代社会中人类内心深处找不到归属的一种孤独感和虚无感。

卡尔维诺和奥地利作家卡夫卡一样，喜欢把眼前的世界异化，去除其中的逻辑性，同时将过去与现在相结合，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相结合，幻想与现实相结合。对于卡尔维诺来说，支配客观世界的规律有它的随意性、破碎性和偶然性，所以他的小说“每篇故事都是重新发掘一种逻辑的结构，而作者的每一种思想乃是每一篇故事的开端”。《孤独》中的主人公一开始即没有目的，最后又以无目的而终，他参与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却不带任何先验的意识，没有所谓的善恶是非观念便加入了小说中的两大阵营当中，充当的是一个“中性观察者”的身份，这

便是胡塞尔口中的“悬置”和“加括号”。而开头的无目的其实已经蕴含着作者的思想寄托，已经道出了现象的本质，暗示出了人们在精神领域存在的问题，最后的无目的状态是经历了一切直观的现象之后，重又回到了事物的本质状态。小说的这种逻辑结构可以说恰好对现象学“本质直观”的实质做了印证。

沿着胡塞尔现象学走下去，肇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内瓦学派”是成功地将现象学的观念和方法运用于文学批评的典范。

对于文学的基本性质问题，“日内瓦学派”继承并发展了浪漫主义和现象学文学观，认为一部文学作品所展现的世界并不是客观的世界，而是经过作者意识重新组织、建构而成的有机系统。作品是作家的精神历险，是作家的纯粹意识的体现，是其意识意象性建构的结果，而不是其实际生活的内容和经验的再现。正如马歇尔.雷蒙在《从波德莱尔到超现实主义》中提出的：将作家与社会的关系考虑到最小限度，不考虑其传记材料，而重现作家的生存意识。说到底，文学作品是作者自身主体意识的进入和参与，是作者精神意识的还原和表现。我们要对作品进行文学理论批评，就要求参与作家的意识活动，也通过现象学还原，消除自己的偏爱，放弃自我，以一种纯粹中立的态度毫无成见地参与和投入到作品的世界中，介入作者的内在意识，主客相融，通过文学媒介去把握作家的意识的意象性活动过程，这也正是“日内瓦学派”代表人物乔治.布莱在《批评意识》中提出的重要思想-乔装打扮成作者进入文本来解释文本。我们要深入解读文本《孤独》，就必须先抛弃任何先见，伴随着卡尔维诺一起进入文本，进一步解释卡尔维诺的自我主体意识。

卡尔维诺让主人公“我”出场时，第一眼就看见有人“在商店的门板上动手脚。”于是看到他们费力的样子，“我”就上前帮了一把。这里，卡尔维诺直接就让自己加入到了整个的事件当中，“我”理所当然地成了那群窃贼中的一员。“我”的加入没有任何先验的原因交代，而那伙窃贼在没有任何过渡的情况下也把“我”当成了自己人。卡尔维诺此时已经将自我意识注入到了“我”身上，这也意味着他要和文中的“我”一起经历以下的故事情节。“我”加入了一个恶的集体，开始积极地配合他们装东西。这很像卡夫卡的小说，所有的一切，人物行为动作的表现都是荒诞的，所以警察的如期而至也在理所当中。不过，在窃贼派“我”出去看有没有人过来时，我看到了另一群人扶着墙慢慢朝“我”移过来，“我”就加入进去，转而成为了警察中的一员，融进了所谓善的集体。这之后，卡尔维诺让“我”几次变换了身份，一会儿和警察一起寻找追捕那伙窃贼，一会儿“我”又回归窃贼的队伍，和小偷们一起表现得紧张不安一起逃跑。最后的结果却是“我”在跟着警察和窃贼各跑了一阵之后停了下来，“周围没人了，我再也听不到叫喊声。我站着，两手插在口袋里，开始走，一个人，没什么特别要去的地方”。作者一次思想的游历就在一片安静之中结束了。自始至终，这场警察与窃贼之间的追逐就是卡尔维诺一次思想的漫游和历险，是他的意识意象性建构的结果。“我”一会儿是窃贼中的一员，一会儿又加入了警察的队伍，这正是卡尔维诺分别站在窃贼和警察的角度去观察这个外部世界，用主人公“我”的视角来传达出两个对立集团的不同心理和行为表现。作为批评者，我们也在跟着卡尔维诺经历了这样一次追逐之后，逐渐体会到一种任何集体都融入不进去的孤独感。

小说中“我”的语言描写也应引起读者的注意。文学空间是主体进入，语言进入，这和布伦塔诺的心理现象学类似，即将物理现象和心理现象相结合。文中“我”的语言不单单在传递着信息，也暗示着窃贼和警察的不同心态。当窃贼们说“只要那些狗日的警察别出现”时，“我”附和着说“对，他们真是狗娘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