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自然天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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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苏轼“自然天成”说
姓名:刘秀玲学号:200930401099 班级:汉语言文学092班
摘要:苏轼的文艺思想“自然天成”说是其自觉追求和长期实践的结果。
本文主要论述的“自然天成”说的内涵,因为苏轼的文论不仅仅有原创的独特之处,同时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领悟和发展,即从苏轼的三篇文章《答谢民师书》《文说》和《书黄子思诗集后》中关于“自然天成”说星星点点的论述中来试图理解苏轼的这一独特思想。
在论述的过程中,肢解了“自然天成”的统一性,而是分“自然”和“天成”两个方面来展开。
“自然天成”说既是理论先导,又是创作实践的产物。
关键词:苏轼文论自然天成了然于口与手
一.“自然天成”说的提出
“自然天成”说是苏轼非常重要的理论成就,其为人和为文都有深刻的体现,但却不是苏轼的原创,而是苏轼在吸收前人思想理论成果、综合各种艺术观点,结合自己的创作时间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非常重要的文艺思想。
㈠苏轼以前的“自然”观
本文参照中国石油大学孙昂的一篇硕士论文,即《论苏轼文论中“自然之理”》①的观点,认为苏轼以前的自然观如下:
⑴老子的“自然”观。
“老子关于‘自然’最著名的论题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一论题提出,‘自然’是至上之道,将‘自然’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作为最高范畴的‘道’,其本质归结为‘自然’,即‘道’就是‘自然’,‘道’的存在,只能依据自己,顺其自然。
万物由‘道’而生,而‘道’法‘自然’,所以,万事万物也是自然而然地生成又自然而然地存在的。
老子的‘自然’观表现出追求一种超越人工雕琢、浑然天成的自然、真诚的美的境界,一切顺从自然,一切归于自然②。
⑵庄子的“自然”观。
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为什么“不言”呢?我以为这里体现了庄子追求一种自自然然的美,让天地的美没有人的参与,反而抱着一种珍贵爱惜的态度去欣赏、去体现。
我以为这正是庄子承袭自老子的“自然无为”的思想。
⑶魏晋南北朝的“自然”观。
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
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与酒之关系》)。
“人的自觉”“文的觉醒”③使得魏晋南北朝名士们追求一种潇洒不群飘逸自得、率性自然的“魏晋风度”,不仅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自然”之内涵,同时也传达了对美好自然的亲近、热爱之意④,出现了大量的山水田园诗,如陶潜的山水田园诗,极写大自然之美,极抒对大自然的赞美之意。
在对自然的描绘中,同时又蕴含着诗人“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人生感悟。
如作为竹林名士的阮籍,放浪潇洒,在嘲讽矫揉造作之士时,慷慨直言“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咏怀诗-其七》)。
⑷魏晋之后,“自然”在文艺和美学领域的应用较之前人有所发展,不再将“自然”看做是哲学领域的思考,而在诗论、画论、文论等领域都有体现。
刘勰在其《原道》中提出“文道自然”的观点,钟嵘则继承刘勰,继续高阳“自然”论文学馆气质。
到了唐代,李白吟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为其诗出清新自然的风格正名。
㈡苏轼“自然天成”说的内涵
苏轼关于“自然天成”说的正式提出和进一步论述见其《答谢民师书》《文说》《书黄子思诗集后》等著作中。
⑴在《答谢民师书》一篇中,苏轼赞美谢民师的诗文说“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常行于所当行,常行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即认为其诗文“文笔洒脱,文思灵动,犹如天空缓缓漂移的白云,犹如山间潺潺流淌的溪水;而写作之初,并不预设一个固定的形质模样,而依顺其自然展开”⑤,显得自然天成,呈现出一种摇曳变化、千姿百态的韵味。
同时,在这篇《答谢民师书》中,苏轼还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文论观点,即“了然于心”与“了然于口与手”。
“了然于心”的意思是说万物的形状皆在其心中,即苏轼所强调的“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了然于口与手”则说的是“用口与手清晰明了地把‘了然于心’的东西表达出来,即成功地表现作者内心构思酝酿成熟的事物的美感形象”⑥。
从“了然于心”到“了然于口与手”的过程,我以为正体现了苏轼所追求的创作中的“自然天成”。
⑵《文说》中的论述体现了所坚持的创作思想,自诩“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
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
知也。
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其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
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写文章要具有丰富的思想感情,要表现其真情实感,正所谓“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
同时,也要能体现出一种汪洋恣肆、挥洒自如的气势和风度,“滔滔汩汩”才是王道。
然而,写作也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和原则,同时要能在此基础上兼顾为文的灵活多变,“行于所当行”“止于其所不可不止”与“随物赋形”。
⑶如果说在《答谢民师书》中苏轼从作家论角度论证了“自然天成”说,而《文说》从具体创作实践的角度彰显了“自然天成”说,那么,我认为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一篇中,苏轼则从鉴赏论角度体现了其“自然天成”说的思想。
苏轼欣赏的诗乃“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还有作者认为“李、杜之后。
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
除此之外,很明显地表达了对扬雄等“好为艰深之辞”的“雕虫篆刻者”的厌恶,以为“难与俗人言也”。
总的来说,“自然天成”说是苏轼文艺思想的突出方面,强调主体在创作时与对象的一种顺应自然的关系,反对务奇求新和雕琢经营,讲求创作的“自然天成”。
就文而言,要求行文自然,“如行云流水”般“初无定质”,一旦形成,则是“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反映在具体的形象描写上便是“随物赋形”,能够“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强调主题创作时与对象的顺应自然关系。
就诗而言,推崇“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
二.对苏轼“自然天成”说的两种理解
苏轼的“自然天成”说应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即“自然”和“天成”。
1.“自然”即不事雕琢,按照事物本来的面貌描摹,用平实、质朴、清新的文字来为文、为诗。
“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时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领悟的哲理高度。
”⑦虽然说,李泽厚先生是从美学的角度来论述苏轼所追求的“自然”,并认为苏轼的“自然”可以提升到哲理思考的角度,但不可否认的是,苏轼的“自然”不仅体现在做文章方面,就连做人,也是追求一种“自然”的态度的。
在为人反面,苏轼亦是追求闲适、旷达、平和的“自然姿态”:“欲将西湖比西
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是闲适;“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是旷达;“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休将白发唱黄鸡”是平和。
苏轼的“自然”精神让人钦佩。
2.“了然于心”“了然于口与手”,一气呵成,似有神助,乃是“天成”。
要达到“天成”的境界,需要“了然于心”的素材积累与艺术构思,更需要“了然于口与手”的艺术技巧和艺术表达能力。
“了然于心”的关键是对“道”的把握(“道”是事物的内在规律,大致相当于“求物之妙”的“妙”);而“了然于口与手”的关键是对“艺”的掌握,“有道有艺”,文章自然能够“天成”。
齐白石画虾、郑板桥画竹,我以为是“天成”的典型代表。
齐白石每每画虾,只需几笔简单线条的勾勒,便使虾活灵活现的出现在纸上,栩栩如生。
其实那是因为齐白石有长期观察虾的生活习性的习惯,对虾的一举一动可谓了解之至,“了然于心”。
有了“心中之虾”,以及画家独特的艺术技巧,再到“画中之虾”就很自然的给人一种“天成”的感觉了。
郑板桥画竹亦是如此,“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
其实不管是“自然”还是“天成”,都对作家及其创作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即作家要是个热爱生活的作家,同时又要是个优秀的、有着丰富技巧的作家。
三.苏轼“自然天成”说的独特贡献
其实苏轼一生的经历坎坷无比,起起落落,但苏轼本人却没有一度沉沦和意志消沉,反而现身说教,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导人们要看开得失,学会淡泊和旷达,认真地享受生活给予的美好。
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苏轼颇有建树地提出了“自然天成”说,不仅从做人方面践行了“自然”,更是从做文章方面亲身实践了这条创作原则。
如苏轼所愿,“自然天成”说对后世影响深远。
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使后世作家追求自由的心灵,选择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
第二,使后世作家追求自然平淡的文风,倾向平淡清新的创作内容。
第三,苏轼的“自然天成”说既是理论先导,又是创作实践的产物。
结论:苏轼的自然精神,不是游离世外,逃避现实生活,而是以比常人更高的精神境界去看待生活中的困难。
苏轼的“自然天成”说,意在给我们的,就是这样
一种领悟。
我宁愿去相信它更多的教会我们做人的道理,而不指是冷冰冰的创作原则。
注释:
①②/Thesis_Y1543006.aspx;
③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第五章“魏晋风度”中有详细的论述,参见《美学三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P78—P97);
④李泽厚在《华夏美学》的第三章“儒道互补”中将“自然”分为两种,一种是自自然然,即不事人为造作,另一种即纯粹的自然山水。
参见《美学三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P280)
⑤参见王思琨编《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教程》(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2版,P178);
⑥在王思琨所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教程》(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2版,P174)一书中,关于“了然与口与心”有一个注释,本文即引用其注释义。
⑦李泽厚《美学三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P148)。
参考文献:王思琨编《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教程》,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2版;
李泽厚《美学三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
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