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存款准备金和里利率的原因

我国频繁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原因及其效应

人气：

专题：存款准备金率密集上调与风险管理

内容提要:本文从我国存款准备金率政策较西方国家更加有效、调控流动性更具优势、以及解决我国当前经济金融矛盾更具成效等方面,系统分析了近期我国频繁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原因;从收缩流动性、减轻通胀压力、缓解房地产上涨动能等方面,综合评估了这一政策的实施效果;并据此对我国货币政策取向进行了预测,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数量型货币政策仍将是我国最重要的金融调控手段之一。

关键词:金融调控货币政策工具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效应

存款准备金制度最早是为保证商业银行对客户清偿力而设,其后增加了资金清算功能,并逐步发展成为货币政策工具。我国自1984年实施存款准备金制度以来,主要履行了两大功能,一是1984年—1998年间的央行筹集资金、调整信贷结构以及清算功能,二是1998年至今的货币供应量调控功能。2006年以来,我国加大了存款准备金调控的频率和力度,2006年7月—2008年6月间,为抑制经济过热,央行一方面连续7次上调基准利率,一年期存款利率从2.52%调高至4.14%,另一方面连续18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5%提升至17.5%的历史最高水平;2008年9月—2008年12月,为有效应对美国经济危机,在连续4次调降基准利率、一年期存款利率降至2.25%的同时,连续3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至15.5%(中小型金融机构为13.5%);2010年以来,与前期利率与存款准备金率“双管齐下”不同的是,为收缩市场流动性,没有动用加息手段,仅单纯3次上调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至17%的历史较高水平(如图1所示)。为什么在国外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普遍“淡出”情况下,我国还频繁使用?为什么2010年仅选用存款准备金率工具?其成效如何?本文将就此进行全面分析,并推测未来货币政策调控取向。

一、我国频繁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原因

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金融面临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迫切需要在保持利率和汇率稳定的基础上,尽早尽量收缩流动性,实现“稳经济增长、防金融风险、破房产泡沫”等多重目标,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成为最佳调控政策选择。这主要是由以下三方面决定的:

(一)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存款准备金率政策较为有效

西方发达国家在1930年代以前,存款准备金制度主要履行保证商业银行对客户提款支付功能;1930年代—1980年代,成为央行调控信贷规模、结构与货币供应量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其作为货币政策工具功能大幅削减,如美国、日本等极大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水平至3%左右,仅将其视作稳定储备要求、辅助央行调控利率水平的工具,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将准备金率降为0,英国、瑞士、丹麦和瑞典等已取消这一制度。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国家金融创新的突飞猛进和央行货币政策调控技术的不断完善,存款准备金政策发挥效力的“土壤”基本丧失。与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作为“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之一的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在我国金融调控政策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增强,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具备存款准备金政策发挥良好效应的条件。

1.存款类金融机构占金融机构比重很高

货币供应量等于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的乘积,而基础货币等于现金、财政性存款、法定存款准备金及超额存款准备金之和,货币乘数取决于通货比率、财政存款率、电子货币存款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及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等多方面因素。理论上讲,在较为极端的情况下,即没有现金漏损且银行在上缴法定存款准备金后的资金全部用于贷款,货币乘数最大值是存款准备金率的倒数。而在现实经济运行情形下,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伴随资本市场、金融衍生市场、网络金融、电子支付等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影响货币乘数的因素不断增多且路径更趋复杂,存款准备金制度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效力急剧降低。

在我国,虽然金融创新持续推进,但仍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存款类金融机构占金融机构比重很大,直接决定了我国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效力较高。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从金融资产分布看,2008年末,我国存款类金融机构资产占金融资产比重高达87%,在全社会金融资源配置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从社会融资结构看,间接融资占比仍然很高,2009年末,我国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比重超过70%,直接融资占比仍处于补充和从属地位。

2.金融机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较低

如果存款类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金融机构存放在央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较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变动会引起货币供应量的较大变动,反之,其效用较为有限,商业银行等可以通过减少超额存款准备金的方式予以应对,自身信贷规模不会受到影响,央行无法达到调控货币供应量的目的。2008年以来,我国金融

机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普遍保持在2%—3%,大型金融机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基本为1.5%—1.8%,个别季度突破2%,2010年一季度末二者分别达1.96%和1.43%,处于历史最低水平,这一阶段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可以较其他阶段更好收缩市场流动性。

3.我国货币乘数处于较高水平

2001年—2006年间,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较为稳定,最大货币乘数与货币乘数之间的差距始终在4—5之间波动;2006年以来,伴随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加速上扬,这一差距持续缩小,2010年3月末降至1以下,说明当前我国货币乘数处于历史较高水平,在超额存款准备金率较小的情况下,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将较为显著(如图2所示)。

(二)当前金融体制下单纯收缩流动性,存款准备金政策更具优势

当前,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金融体系尚不完善,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外汇实行结售汇制度1,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资本市场具有“新兴+转轨”特征,决定了存款准备金制度较其他货币政策调控工具更具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存款准备金制度调控力度最大。央行“三大货币政策”调控工具相比,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贴现主要作用于基础货币,只有存款准备金率既能直接影响基础货币,也会影响货币乘数,是三者中力度最大的调控工具。

二是存款准备金制度调控成本最低。我国对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付息,2003年12月以来,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一直是1.62%,普遍低于历史同期一年期央行票据发行利率,二者利差基本保持在100BP以上,2010年以来二者利差为30BP左右,公开市场操作成本远高于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如图3所示)。

三是存款准备金制度对市场利率和汇率影响最小。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在不提高利率、不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稳定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达到收缩市场流动性的目的;而要实现同样紧缩效果,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贴现都会根据市场利率波动动态调整央票和回购利率以及再贴现利率,不可避免抬高市场利率,进而加大人民币升值预期、吸引热钱流入、阻碍经济增长。

四是其他替代性货币政策操作工具较为缺乏。当前,我国利率市场化仍在推进当中,央行难以通过价格手段达到调控目标,而再贴现手段局限性较大,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率成为央行最常用的调控工具。加之,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和资本充足制度尚不完善,也决定了存款准备金制度成为约束银行信贷过度扩张的有效手段。

(三)我国经济金融发展面临诸多突出矛盾,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