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分析中的新制度主义》读书报告

关于新制度主义

——《组织分析中的新制度主义》读书报告

黎旭社会学院2013907002

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具有明显的社会学色彩，它以独特的制度结构的研究方法与主流的理论经济学区别开来。不同于传统经济学强调效率的决定作用，在新制度学派看来，制度只是人类本能和外界客观因素相互制约所形成和广泛存在的习惯。现实的"经济制度"，只不过是心理现象的反映和体现，起决定作用的是法律关系、人们的心理，以及其他非经济因素。为更好地理解新制度主义的观点，本报告以其代表《组织分析中的新制度主义》一书展开讨论。

一．正式制度：神话和仪式

迈耶的《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和仪式的正式结构》可谓是组织分析中的新制度主义的奠基之作，它确立了该学派的很多核心思想要素。

该论文首先回顾了关于正式结构来源的主流理论，并指出了这些理论出现的问题。对于组织理性的正式结构得以形成的原因，主流理论认为：为解决协调和控制与现代技术或工作活动相关的复杂关系网络的难题，组织产生具有合理化的正式结构——根据正式的蓝图运行，实际活动都必须遵守正式规定，组织通过遵循规则和程序来实现组织中活动的协调。吊诡的是，在现实中正式组织通常是一种松散的耦合，组织所制定的规则常常被违背，这种正式的结构是否真的能提高生产效率也存有疑问。

之所以产生这些无法解释的问题，迈耶认为主流的理论仅关注复杂关系网络的管理、协调与控制的实施，而忽略了组织正式结构形成的另一个来源——韦伯所说的“理性化的正式结构的合法性”，这也是该论文的讨论重点。值得注意的是，迈耶并不否认社会组织与交换网络的复杂性会导致正式结构的产生，而只是说当理性化制度要素盛行时，会成为一种具有急速扩张潜力的神话，导致组织结构的出现。迈耶对正式结构的合法性作进一步的解释，指出它其实深深植根于并反映了对社会实在的共同理解，这类要素恰恰体现了与具体组织密不可分的高度理性化神话。

在论文中，迈耶提到的这种理性制度神话的来源主要有三个。第一是复杂关系网络的发展，理性神话通过关系网络的传播而成为普遍的共识。第二是环境的集体化程度，法理型秩序的社会将法律的权威赋予各种制度，使这些制度能够对具体的组织结构进行合法化。第三是地方组织领导的努力，实力强的组织迫使与其相关的组织关系网络适应其结构与关系，并且试图把其目标和程序作为一种制度规则直接建立在社会中。经过神话的影响，组织与组织环境进行制度性的同形，促进了组织的成功和生存。把具有外部合法性的要素整合进正式结构中，增加了内部成员和外部支持者对组织的情感依附和忠诚。同时，外部评估标准的运用可以使组织根据社会界定来保持成功，防止失败。

但是，一个组织的生存要依赖于生产绩效和与制度化规则的同形，这两者之间难免会产生结构性的矛盾。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活动及其绩效要求，与组织遵守制度化仪式规则的努力过程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二是仪式规则之间也可能存在相互的矛盾冲突。迈耶所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应用两种彼此相关的设置。第一种设置是脱耦，制度化的组织会防止根据技术绩效来评估其正式结构：尽量减少对活动的监督、评估和控制并使之仪式化，通过非正式的手段来解决结构单元之间活动的协作、相互依赖和相互调适的问题。第二种设置是信心

与忠诚的逻辑，管理者向下授权、实现专业化、使组织目标模糊、消除生产数据、维护面子等实践做法，可以在组织内外营造一种信赖的氛围，从而达到适应不确定性的同时维持组织正式机构的机制的效果。总体而言，要解决这一矛盾，就是使组织结构和活动保持一种松散耦合的状态。

纵观全文，迈耶主要提出了三个重要的、对新制度主义影响巨大的论题。第一，使更多理性神话制度化的环境和环境场域，会产生更正式的组织。第二，整合了制度化神话的组织，会更具合法性，更有可能取得成功，并更有可能生存下来。第三，组织的控制，特别是在高度制度化环境中的控制，可促使组织与内部和外部的仪式一致。即这些组织使其结构与行动脱耦，使结构之间彼此脱耦。

二．铁笼的再思考：组织场域中的制度性同形理论

该论文的起点始于对马克思·韦伯“铁笼”原因的再讨论。迪马吉奥和鲍威尔认为，组织的科层化变迁以及其他形式的变迁，是一种使各种组织变得日益相似或同形的过程的结果，但该过程不一定会提高和增进组织的绩效。他们试图解释的是，造成日益多样化发展的组织中形式和实践内容高度相似的原因机制。

在对案例的分析中，鲍威尔等发现组织场域与组织的相互作用：一个组织场域的出现和结构化，是多样化的相关组织的活动结果，而反过来，组织场域一旦出现，那些存在的和新加入的组织便会同形化。基于此，他们选择了组织场域作为分析单位，即由组织建构的、在总体上获得认可的制度生活领域，研究里面的竞争性公司、组织间网络和相关行动者的整体性。

通过研究，在对竞争性同形批判的基础上，鲍威尔等提出了制度性同形的概念，作为理解渗透于现代组织生活中的政治和仪式的工具。首先，他们区分了制度性同形变迁存在的三种发生机制。第一种是强制性同形，它来自于一个组织所依赖的其他组织，包括总公司和政府向它施加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压力，以及由其所运行的社会中存在的文化期待，如共同和法律规范对其所施加的压力。第二种是模仿性的同形，当该组织的技术不被人重视、目标模糊、居于充满不确定性的竞争环境中时，它有可能以其他成功组织作为参照模板，来建立自己的制度结构。新生组织往往是通过模仿已有组织的这一条快速成功的捷径发展起来的，在当今的中国这种情况比比皆是。第三种是来源于专业化进程的规范性同形。专业化的两个方面构筑了这种规范性同形的机制：一方面大学专家提供认知层面上的合法化和正规教育，企业提供筛选受过规范化教育员工的机制；另一方面是跨组织的人才网络的沟通交流，为规范化的同形传播理念。然后，鲍威尔等认为，三种制度性同形的过程，可能都不会促进组织内部的经济绩效，它们之所以存在并促使组织同形化，是带来了经济上的回报——制度上相似的组织更容易与其他组织进行交易，正规化的流程更容易吸引人才，也容易获得合法性认可和声誉。这也是产生悖论的地方——不能提高实际的绩效，却也能给组织带来更高的经济回报。

最后，鲍威尔等阐述了制度性同形理论对于社会理论的启示。他们先是批判了优胜略汰理论和精英控制理论对组织结构同形化问题上解释力的不足，主张制度性同形理论不仅有助于解释组织的同质化问题，还为围绕组织权力或生存进行的政治斗争提供一个急需的视角，同时对在政府通过私人组织而运行的那些场域中的社会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