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唐朝的法律制度

唐朝的法律制度

一、法律指导思想

（一）、唐初统治者的立法思想

唐初的统治者认真总结并吸收了暴政亡隋的历史教训，得出了封建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在于人心向背的结论。在“先存百姓”的思想指导下，又提出了“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其基本要点就是减轻对人民的剥削与压迫，缓和阶级矛盾，保证老百姓在丧乱之后得以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为了贯彻“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唐初的统治者除了在经济、政治领域里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以外，还积极地修订法律，改革法律制度。

唐初统治集团立法的指导思想有以下几点：

1、奉行“德主刑辅”（德本刑用，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从法律思想史角度看，礼与法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广泛影响的话题。早在西周初期，鉴于“率民事神”的殷商“神权”政治的覆亡，当时的统治集团就敏锐地感到“天命靡常”和“皇天无亲”，从而提出“以德配天”和“明德慎罚”的治国方略和法制指导思想。这种殖根于宗法社会的“德主刑辅”思想，成为后世儒家政治法律思想的基本源泉。例如，儒家思想的万世宗师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注：《论语·为政》。）及至汉代，大儒董仲舒更在“天人感应”与“阴阳”学说（神学目的论）的总体框架下阐述“德主刑辅”的道理，认为“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注：[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并且认为：天，亲阳疏阴，任德贱刑；所以竭力主张“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注：董仲舒：《春秋繁露·天辨》。）的法制指导思想。唐朝法律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大抵不出这一范围。

《唐律疏议·名例》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1）德礼是行政教化的根本，刑罚是行政教化的表现；即德主刑辅，礼法并用。以礼义教化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而以刑罚制裁作为治理国家的辅助手段。德礼为本，刑罚为用。（2）对于治理国家来说，刑罚虽然是辅助手段，可也是不能缺少的。治理国家必须兼有德礼和刑罚，缺一不可。

（3）核心是儒家思想中提倡的“宽仁治天下”

所谓德主刑辅者，实质上就是礼刑并用，相辅相成。

（1）、礼指导着法律的制定。“一准乎礼”后人对唐律的评价。

（2）、礼的基本原则直接入律。如不孝的内容。

（3）、定罪量刑于礼以为出入。汉以来的春秋决狱宣告结束。

（4）、礼法由互补发展为统一的体用关系。德礼为本，刑罚为用。

统观《唐律疏议》，礼完全溶化在律文之中，不仅礼之所许，律亦不禁，礼之所禁，律亦不容；而且“尊卑贵贱，等数不同，刑名轻重，粲然有别。”礼法结合在《唐律疏议》中已达到十分完备的程度，这标志着中国古代礼治的法律化已接近完成。

2、在立法上采取约法省刑。（约法省刑，务在宽简）

所谓“宽”即宽平，要求做到减轻刑罚；所谓“简”即简约，要求做到立法简明。早在高祖李渊时，就以“务在宽简”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武德律》贯彻“务在宽简，取便于时”。及至太宗即位以后，又明确提出：“用法务在宽简”。宽与简，是唐初立法的一个重要思想。贞观修律贯彻宽简原则“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记。”李世民贞观元年下达“死者不可复生，用法务在宽简”。“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

3、立法注意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所谓保持法律的稳定性要求：在立法时应当审慎，不轻易的制定新的法令；法令一旦制定出来，就要坚决的执行，不能轻易的改变和废止。

如李世民“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以隋为鉴，力求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4、严格守法与执法，一断以律

制定完备的法律是实行法治的前提条件，但只有完备的法律不等于一个国家统治的稳固；完备的法律只有得到正确的、不折不扣的适用和实施，才能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唐初统治集团认识到这一点，强调依法办事，严格执法。

君臣执法，不畏权贵，“一断以律”。执法官吏“按举不法，震肃权豪”。法律不避权贵，废黜不分亲疏。

李世民带头守法，君臣共同守法。官吏“一断以律”，依法断罪，出现“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人所犯，一一于法”。李世民从谏如流：“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得此三境，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任贤》）同时，他发布诏令，号召群臣以魏征为榜样，做到直言无隐。

5、执法要求审慎，追求罪刑相适应原则

二、立法概况

（一）、唐律的修订过程

1、《武德律》

《武德律》共12篇500条，是唐朝的首部法典。唐朝建立后，于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命刘文静等在隋开皇令的基础上进行增删，制定五十三条新格。武德四年，又命裴寂等撰定律令，大致以《开皇律》为准。将五十三条新格入于新律，余无所改。

唐代统治者很重视法律，特别是前面几上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一即位就抓法律的制定修改。唐高祖起兵后，于大业十三年攻占隋都长安，他仿效汉高祖约法三章，来了个约12条。12条的内容为何，历史上没有记载。新旧唐书只提到一句话："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估计这是12条的主要内容。唐高祖受隋禅后，于武德元年五月，命刘文静与当朝通识之士，以隋开皇律令为基础制定法律。同年十一月制定出来53条格，颁行天下。颁格的时间，《新唐书·刑法志》作武德二年，但《旧唐人》、《唐会要》均作武德元年十一月，《通鉴》从后说。关于53条格的内容，《新唐书·刑法志》说："唯吏受赇，犯盗、诈冒府库物，赦不原。"可见唐代统治者从一开始就对惩办贪赃枉法十分重视。

颁格之后，高祖接着任命一个以裴寂为首的工作班子，全面制定律令。此项工作到武德七年才完成，花了六年时间。新律史称"武德律"，《唐六典》说它"其篇目一准开皇之旧，刑名之制又略同"。其改动，一是流刑三等皆加千里，居作皆为一年。隋流刑是一千里、一千五百里、二千里三等。唐把每等都加千里，成了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隋流刑，犯人在流放地还要劳动，分别为二年、二年半、三年，唐一律改为一年，即三流同役一年。另一个变动是把新颁的格53条并入新律。这里有一个问题，隋律是五百条，武德律也是五百余，将53条并入而条文的数目不变，这是一什么缘故？幸好《唐六典》交代了一句："又除苛细53条"，一加一除，五百条的数目当然不变。把53条并格编入新律究竟何意？我想是为了减轻刑罚。开皇律的刑制很重，连隋炀帝都不满意，在大业修律时减轻了二百多条。现在唐以开皇律为蓝本修律，也不能不减轻开皇律的刑罚。几部史书都强调武德沿袭开皇。《唐会典》说："其余无所改正"，《新唐书》也说："余无改焉"，《旧唐书·刑法志》也说"余无所改"。旧制志还说："于时诸事始定，边方尚梗，救时之弊，有所未暇"，这就是说，当时天下未定，还顾不上进行根本性的改草。从史书的记载可知，武德律除作一些轻微修改外，基本上是照搬开皇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