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土地权利体系

关于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研究

文化体制改革是一场有别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全新的国家制度改革。改革的重点是理顺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转变政府文化管理职能，建立新的国家文化管理体制，其核心是转变党管意识形态的执政方式，从根本上提高党的文化执政能力。文化体制改革需要改革理论的创新，为文化体制改革提供合法性依据和政策选择的合理性基础文化体制改革是一场有别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全新的社会改革。由于长期以来文化在我国的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以及人们对文化的特殊理解，因此，文化体制改革首先遇到的障碍就是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性限定。如果说，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们还曾经遭遇到关于姓资和姓社的理论障碍尚且还能够跨越的话，那么，文化体制改革将涉及到我国的整个上层建筑架构，事关国家文化制度的重建。因此，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和障碍将会比经济体制改革虽曾经遭遇到的要更加复杂和艰巨。这就需要我们对文化体制改革有一个更加符合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实际的理论来指导文化体制改革，就像当年经济体制改革一样，理论先行。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实践。然而，面对如此艰巨复杂的文化体制改革，我们所面对的恰恰是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准备不足，难以给与文化体制改革所需要的理论提供全面的智力支持。原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文化体制改革的需要。要寻求文化体制改革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就必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文化管理理论，为文化制度创新提供理论支持与合法性依据。如果不能在一些关于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道路等根本理论问题上取得突破，不能为新一轮的文化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建立全新的合法性依据，文化体制改革会因此而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体制性障碍的克服，有待于更大程度上的思想解放；制度创新，有待于更大程度上的理论创新。已有的我国关于改革的理论成果主要是建立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基础上的，经验的有限形决定了改革理论使用的局限性，不能把经济体制改革里形成的个别经验当作现成的普遍性经验不加区分的套用到文化体制改革中，也不能把只是适应与国外不同社会体制和文化背景下的关于文化制度结构和做法不加区分的套用到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中作为“普世性”。因此已经不足以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提供所需要的和反省与合理性支撑。尤其是在前期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事务的教训要多于成功的经验，现存的文化发展还存在着严重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尖锐矛盾的情况下，当前的文化体制改革要从中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关注与世界文化发展的整体性发展趋势的同时，特别要对文化体制改革可能对我国社会整体发展带来的新的体制性障碍和形成新的结构性矛盾给予充分的分析和研究，提前预案。要创造出新的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只有首先解决体制性障碍，才能实现对于结构性矛盾的有效克服。只有获得了新的关于文化制度的理论创新，才有可能取得实践上成功的可能。在建立新的国家文化制度的同时，构建全新的国家文化产业结构和文化力量格局。如果不能在根本文化政策理论上有一个大的突破，那么，跨地区、跨行业和跨媒体经营就很难真正在改革中得到有效的实现，地方保护主义和行业壁垒就很难得到真正的克服，相反，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保护期的过去，真正跨地区、跨行业和跨媒体经营的市场主体到很可能是外资或民营资本。理论决定制度，制度决定体制，体制决定发展模式。现在提出党管媒体。那么政府管什么？党管媒体，管那些媒体，是管所有媒体还是管部分媒体？党管媒体，那么谁办媒体？办媒体的主体资格有没有限制？根据什么限制？如果说，媒体由党办，那么，党既管媒

体，又办媒体，不还是重复了政府既办文化又管文化，这样一个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怪圈了吗？所有这些都还有待于在思想路线上、理论路线和制度建构路线上梳理清楚，建立起系统的有说服力的理论原则和理论系统。进而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个科学完善的政策与制度系统，从而作为制定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依据，否则不仅改革缺乏可实现的

深度目标，而且也会使改革失去它应有的解放和创新的意义。尤其涉及到事关重大改革政策的变动的规定，既要坚持在根本问题上的原则性，也要讲究客观实际的可实践性和与时俱进的先进性；既要有鲜明的指导性，同时也要有重要概念上的规范性，避免由于出现对于政策理解上的模糊而导致实践上的走样。因为就媒体这一概念而言，广告就是一种重要的媒体形式，长期以来在我国一直由工商部门管理，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显然不属于党管媒体在本体意义上的范畴。尽管在实践上大家都能领会党管媒体的实际含义是指什么，但是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政策表达则必须清晰、明了、准确，没有歧义。